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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对人民群众有一颗赤子之心”
—— 习 近 平 在 正 定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2018-02-23 0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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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高培琦,1942年8月生。1982年后曾任正定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宣传部副部长。2002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高培琦家中

  采访组:高培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来正定工作时,您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组组长,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请您讲讲和他一起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高培琦:关于习书记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媒体上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介绍了一些情况。今天,我想以我亲眼看到的、亲自经历的、亲身感受的一些事情为依据来讲一讲,可以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是“独家新闻”。
  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习书记由一名县级干部成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们期盼的。我有时候仔细想一想,这个过程又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给上级新闻媒体撰写稿件。我经常采访他,也经常在他指导下撰写关于正定县各项工作的通讯稿,因此,平时工作中和他的接触非常多。
  我经常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虽然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质、忘我的精神、亲民的情怀和务实的作风。
  采访组:那就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期间的工作作风吧。
  高培琦:习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但他从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优越感。从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儿高傲和跋扈之气。他对任何人都很热情、友善、谦和,都很真诚、亲切、厚道。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只要一和他接触,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领导职务,会和他成为朋友。
  我记得,习书记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们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乡。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当我们赶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试验田时,看到全县闻名的种棉能手冯玉明正在棉花地里忙碌。那个时候冯玉明已经上岁数了,习书记把自行车一支,就朝他走过去,冯玉明也从棉花地里走出来迎接。
  29岁的习书记一把握住冯玉明的手,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冯伯伯,您好,我今天是来跟您学习种棉花的!”
  一个县委副书记对一个农民这么称呼,让冯玉明有点措手不及。他说:“别别别,你是领导,可不能这样。”
  后来,习书记确实跟着冯玉明学习种棉花的技术,他们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习书记在全县推广种棉花的经验,使全县棉花产量有了新的提高,让绝大部分种棉花的农民都受了益。
  习书记在县委也有着非常好的人缘,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蔼可亲,在我们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是出了名的。习书记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晚上经常加班工作。他夜里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时候还约一起加班的同事们到他办公室聊天。
  因为他知识渊博,聊天的时候除了说县里一些情况,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什么都讲。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讲,我们听。有时候,我们也会参加讨论,每次都聊得很尽兴,很热闹。
  有时候,他把从北京拿回来的罐头、糖果分给我们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非常过瘾。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县委书记,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官儿”,都是把他当成伙伴,当成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县里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对县委大院看大门的门卫、伙房的炊事员、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县招待所的服务员、做勤杂活的临时工也都很亲切。他很尊重人,很热情,所以大家见到他都愿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务员都会大声喊他:“习书记!”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样热情,一点也不拘谨。习书记每次也都是微笑着答应,点头回应。
  采访组:请谈谈他对你们通讯组工作的要求和对你们的影响。
  高培琦:习书记一来就对通讯组的工作很重视,来后不久就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他说:“宣传部通讯组,应该是县委和县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以后,你们也要参加县里重要的会议,也要经常下乡调研,及时总结经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顶上事、使上劲、出大力、立大功,推动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发展。
  那次谈话,我们发现习书记思维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讲话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确,很看重我们通讯组的工作。我们下来以后,就严格按照习书记的要求开展工作。
  以前,正定县的通讯工作很平淡,循规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没什么特点。习书记鼓励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劲就上来了。为了干好工作,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以我为例,平时我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经常找习书记去请示汇报,但我又觉得他工作太忙,总去打扰他不太合适。习书记打消了我的顾虑,直接给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别管我多么忙,我都帮你们解决。”习书记指导我们工作从来没有嫌麻烦,从来没有“我现在忙”“顾不上”“等等再说”之类的话,每次都是放下手里的事,千方百计给我指导、给我解释、给我说清楚。
  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创新,都是应付差事,所以平时缺乏锻炼,工作水平离习书记的要求有很大距离。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对我们就不仅限于原则上的要求,还经常提出很多具体的指导。再一个,他来了以后主抓的各项工作,创新的内容都比较多,我们一时无法领会的,也需要他进行具体指导。
  写通讯稿,可不仅仅是文笔好、会遣词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创新的工作态度。习书记有胆识、有谋略、有智慧,在他指导下,我们的通讯报道就好写多了。加上详细的调查了解,我们的通讯稿一写出来就是好文章。这些文章,才是真正从实际当中来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当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通讯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体指导?你们根据他的指导,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们通讯组的同志专门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当前通讯报道的作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第二,搞好调研,为改革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第三,总结经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
  我先举个例子讲讲“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
  当时,我们县里有一个油泵油嘴厂,1000多人,是正定县最大的企业,一度濒临倒闭。习书记为了解决这个厂的问题,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无锡市考察期间,从当地一家企业聘请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来管理这个厂。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业务能力,他把无锡的经验带过来,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快就让这个厂起死回生了。但这个厂子里有些人却不停地闹事,不断告状,反映邱斌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事深入调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对邱斌昌并不熟悉,经过了解,知道他原来是无锡某国营工厂的一名经理。习书记把他从无锡聘请到正定来,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做出的牺牲很大。这些人一给他闹事、告状,给他的压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无锡老家去。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其实那些人告的状全都是瞎编的,邱斌昌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做人也一直规规矩矩,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有人告他的状,原因是他一来正定,就当了这个厂的领导,导致以前管理无方的那些领导下了台,再加上厂子里排外情绪作怪,就对他进行一些无端的攻击。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有一篇通讯《无私的奉献》。通讯后面还有评论《营造宽松环境,当改革靠山》。这些稿子宣传了邱斌昌同志为正定奉献、爱岗敬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诸多事迹。我们写好了文章,经过习书记同意,就拿到厂里去宣传,同时也在报纸上刊登了。
  我们所写的文章、通讯和评论,明确地表明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态度,让很多谣言不攻自破,也使对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转过来了,给他继续推进厂里的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下,邱斌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情绪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来,县里还表彰他,把他评为“优秀企业家”。从那以后,厂里少数捣乱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厂不仅生产始终保持正常,也恢复了堂堂的正气。
  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通讯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调研,为改革开放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
  在1984年春节前后,县里按照上级要求,对村级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经过调整,干部平均年龄下来了,队伍更为年轻化。但我们的具体做法还是“老中选青”,原来班子里的这些干部,大多数还是“粮棉干部”,只会抓农业,对工副业等产业一点经验都没有。结果是,全县调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轻化,但工作却没有什么起色,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
  习书记说:“既然老百姓不满意,咱们就下去搞搞调查。咱们县有222个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么搞的。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搞一个方案出来。总体来说,选干部,不应‘老中选青’,而应‘青中选优’,应该把那些懂技术、有能力的人选上来,让他们主持工作。”
  习书记这个意见,县里很认可。后来,经过细致的调研,汇集了各种问题,发现并树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据调研结果,县里又搞了一次班子调整,把握的原则是:谁能带领群众致富,谁上台。这次调整,使班子成员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推动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件事自始至终,我们通讯组不仅参与了调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调整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青中选优”》,后来发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评论文章《赞“青中选优”》。
  习书记要求通讯组做好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总结经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这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创新优势,但自然也有它幼稚、不太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地方。逐步在实践中总结、深化、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断遇到的问题当中做好总结工作,时时刻刻端正方向。
  我们县里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把正定北面、东面、南面三面环石家庄的地理特点充分考虑进去了。经过习书记和其他县领导讨论研究,“半城郊型”经济就成为我们县一个工作方向。习书记曾经形象而风趣地说:“根据市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商品,既为他们服务,又‘掏他们腰包’,这符合正定的实际情况。”
  按这个思路搞了以后,效果很好,工副业发展有方向、有目标了,产品也有销路了。但我们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生产总是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只生产一些生活上常用的东西,档次比较低,价格又便宜,所以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总是上不去。我们将这些情况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经过认真思考,深入调研,提出进一步拓宽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把产品的附加值搞上去,逐渐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产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从习书记主政那个时期,正定的乡镇企业才开始把“调结构”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发展的基础。
  习书记来了以后,我们通讯组把握上面这三个要点,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使正定的通讯报道工作突飞猛进。再加上习书记的人格魅力,记者们也喜欢来采访他,这样我们的劲头就更高了。当时,我们发稿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河北省内的媒体已经不够我们“折腾”了,我们的稿子经常在大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纸都发过我们的文章。我统计了一下,习书记在正定那几年,我们前前后后在大报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
  不是发表文章多就行了,习书记对我们文章的质量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那些往大报送的重要稿件,第一时间都会交给他看,请他修改把关。他经常给我们提的一条要求就是:新闻报道稿子里面,千万不要说大话、空话,千万不要炫耀,更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来写这些东西,该怎样就是怎样,不要形容,不要粉饰。习书记对这一条要求特别严格,卡得比较紧。按他的话说:“不要说‘过头话’,‘沽名钓誉’要不得。”再一个,他还要求有关数字一定要核实准确,错误的和虚假的东西绝对不能出现。
  后来,我们因为通讯报道长期在全省领先,被评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通讯报道先进县,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在我们县里,习书记还亲自奖励我,授予我“县委书记县长特别奖”。
  虽然一年到头很紧张、很累,但我们在工作和奉献中得到成就感、得到乐趣,心里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实。这也是我在习书记那里学到的一种品质。
  采访组:据了解,你们当时作为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工作人员,每逢报社记者下来采访,都要作为“东家”配合其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对你们接待记者的工作有什么要求?
  高培琦:接待记者,首先是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其次是解决他们住和吃的问题。我们是本地人,对正定的实情比较了解,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不成问题。住的话,记者来了就只能住在县招待所,那时候没有什么酒店、宾馆,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吃饭的问题,这在当时还是有一点儿麻烦的。因为随着正定的名气越来越大,来的记者越来越多。
  习书记来正定之前,正定哪有这么大的名气?来的记者自然也不多。习书记领导正定人民做的几件大事,效果好、有深度、影响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特别是《正定翻身记》刊登出来以后,各级报纸都来采访,像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来过多次,《河北日报》《建设日报》还有很多其他报纸的记者更是经常来。
  这种情况下,对记者招待这一块,就成了县里的一个问题。按规定,县里是不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的。后来,记者来得多了,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人家来采访,来做工作,中午得吃饭,难道还让人家自己去找饭吃?这个问题反映给习书记之后,他就和大家商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咱之前的那种做法,恐怕是错误的。记者确实是‘客人’,这没错,但他们下来可是干工作的。一是给我们传递各种信息,帮我们总结经验;二是给咱们县出力来了,是来宣传我们的。应该让他们吃顿便饭。”
  大家觉得习书记说得有道理,都点头表示同意。习书记又规定了三条招待准则:第一,礼貌待人。第二,不能浪费。第三,工作餐只允许一人陪客,其他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谁也不能陪同。从此以后,我这个通讯组就开始招待记者吃饭了。因为有明确规定,我们也名正言顺,一开头就是请记者吃水饺,一人吃一碗水饺。后来又改为吃正定的一些小吃,像饸饹面、豆腐脑、烧饼等,既便宜又可口,记者们吃了觉得好,还顺便给我们做宣传了。
  这第三条规定,习书记不仅要求大家遵守,他自己更是严格遵守。无论哪个报纸的记者来了,习书记只是会见,接受采访,和他们谈工作,从不陪同他们一起吃这顿“工作餐”。
  习书记一贯是这样的:如果他陪同外面来的客人吃饭,连他自己那份,带客人那份,全都是他掏钱,而且不要还不行。他为了办好公家的事,可以自掏腰包,这是常有的事,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该公家出的钱,他向来是“斤斤计较”,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习书记对来我们这里的记者都非常重视,而且一视同仁。不管记者职位高低,也不管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小报,他对记者都是一样尊重,从来没有高低之分。
  每当记者来采访他,无论他有多忙,都会挤出时间来接待,给记者的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下乡采访的时候,习书记把县委的吉普车让给记者坐。他说:“记者时间紧、任务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远,而且他们又不认识路,汽车一定要优先给记者用。”而他自己则骑自行车外出。晚上,他还经常到招待所看望记者,嘘寒问暖,听取意见。
  对此,记者们都挺感动。他们私下里对我说:“你们习书记,真是了不起!”记者们见多识广,大多也了解习书记的名声和背景,他们见习书记待人这么热情,也都感到他这个人很亲切、很厚道,心里很是敬重。所以,记者写我们正定的稿子,就格外认真,也格外用心。
  我一直很注意观察习书记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并且努力向他学习。我想,县委书记都能把工作做到这么细致,待人这么真诚,我做具体工作的,当然更要做好。所以,我对记者也很热情,在工作上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我多做一点,就给习书记减轻一点负担。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
  凡是来正定的记者,都跟习书记成了朋友,有的成了知己,还有的成了莫逆之交,和他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来往不断。
  采访组: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当年采访正定,写了一篇《正定翻身记》。您一定熟悉这篇文章的创作过程,请您具体讲讲。
  高培琦:《正定翻身记》这篇稿子,详细而又客观地记述了正定这个“高产穷县”在粮食减征购等一系列措施实行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正定是一个平原县,也是传统的农业县,农业生产条件好,农民种的庄稼多,给国家交的公粮也多,就成为了著名的“高产穷县”。老百姓因为高征购的压力和体制上的各种束缚,一直很穷,甚至吃不饱肚子,经常到隔壁的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习书记来了之后,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出几个原因:一是征购压力太大,产量高,交得多,老百姓负担太重;二是因为征购压力过重,正定没有土地也没有精力搞多种经营,只种粮食,既费力又收入少;三是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制度落后,“大锅饭”导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挫,群众出工不出力,也导致产量不能进一步提高。
  面对上述几个问题,习书记逐条进行解决。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把高征购减下来。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年代,减征购是大忌——地方为国家作贡献,必须越来越多,哪有越来越少的道理?别人都提高,你还能往下减?这就是你领导干部的政绩不好了。但习书记敢于担当,敢于说实话。他觉得,老百姓都吃不饱了,还不敢实事求是?应该往上报,如实反映。习书记把正定的实际情况给地委打了报告,并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上面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派人下来调查,减低了粮食征购额,使正定群众的负担大幅降低。
  减征购以后,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大搞种植、养殖等副业,这也面临比较大的阻力。一直以来,正定领导班子受到“左”的思想束缚比较重,总认为社会主义的“老集体”一旦被“瓦解”,就会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要充分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道路,就是正确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习书记顶住压力,跟县长程宝怀在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包产到户,打破“大锅饭”。谁家的地谁管,粮食打多了,自己剩的就多,种植、养殖业的比例自然也就提高了。
  这个事,确实是一搞就灵,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不仅精耕细作提高产量,而且多种经营也搞起来了,收入也增加了。这是习书记敢于担当的一个事例。可以说,他当时冒着不小的政治风险。
  习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多种经营就有规划、有计划地在正定全面铺开了。在沙滩地多种果树、蔬菜,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比例,使正定的农民收入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省里开的一个会上,有关领导提到了正定县这段时间的可喜变化。赵德润当时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他参加了这个会,觉得正定县这个重大变化非常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报道。他站在全国层面上,分析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正定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怎样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大问题。
  赵德润觉得这个选题很好,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想到正定采访。我说:“行,欢迎你来!”他来了之后,先跟习书记简单谈了谈,习书记把面上的情况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建议他还是首先下去看看、走走,调查一下。随后,我领着赵德润把全县的乡镇、企业、农村,有特点的地方跑了很多,调查和采访得挺扎实深入。
调查之后,赵德润又和习书记深入谈了一次,之后就开始动笔写。怎么写稿,如何构思,如何确定主题,如何选材,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俩进行了反复研究、推敲,尤其是赵德润,他花费了很多精力,绞尽了脑汁,最终把大体框架定下来了。
  赵德润住在招待所的时候,习书记也经常过来,和我们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高产穷县”的原因找到找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最初的采访,说的都是些浮于表面的现象,如果抓不出现象后面的本质,找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根”,就写不出正定之所以“翻身”的核心原因。
  习书记跟我们讲,所谓“翻身”,就是正定从“高产穷县”成为“高产富县”。要分析这个名称变化背后的原因,搞清楚正定当初为什么“穷”,把这个“根”找到了,写作目标也就明确了,写出来的东西就能够做到言之有物。
  赵德润在正定前后待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一开始的调研,晚上还与习书记和我3个人一起讨论,前后也好几次详细采访习书记。在这些材料支撑下,他写出了非常出色的《正定翻身记》。
  采访组:有一张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街头搞民意调查的照片。照片上,有个白发老大娘正在和他说悄悄话。听说那张照片是您拍摄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民意调查是怎么回事。
  高培琦:那张照片是我拍的。当时习书记搞民意调查,有一种形式就是赶在县城大集的时候,和同志们在主要街道上摆上桌子和椅子,发调查表,请老百姓给县委、县政府提意见和要求,同时也调查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习书记每次都带头参加,以此来向老百姓表示诚意。村里的“张老头”“王老太”都来和他聊天,习书记通过这些具体工作,直接听取民意。
  这样的民意调查,我都参加了,写文章、拍照片的工作也都做过。可惜的是,这些照片的底片,在我离开县委宣传部以后,因为没有妥善保存,好多都没有了。好在,因为当时照片已经公之于众,广泛传播,现在网上也随处都能找到这张照片。
  采访组: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的起点。他在正定做了许多抓改革、促发展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呢?
  高培琦: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和他在正定步入政坛之初的很多探索是息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正定看到福建、看到浙江、看到上海、再看到北京,可以看到一条很明显的脉络。
  当年,习书记提出正定发展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华北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他提出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正定,他提出的是“六项规定”;今天,他提出“八项规定”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
  在正定,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奉公;今天,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以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在正定,他提出真抓实干;现在,他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
  在正定,他谈到要时刻牢记革命先烈的遗志;现在,他提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这样对比的内容还可以列出很多。他现在的很多思想做法、施政理念,可以说是他在正定时形成的一些思想的升华和延伸。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有哪些联系?
  高培琦:1990年我去过一次福州。那一年,我调到县广电局工作,10月我到福州去找习书记。他那天正忙,由他的秘书先来接待我。
  他秘书知道我跟习书记多年的交情,我们两个也比较聊得来,很快就熟悉了。闲谈当中,说到习书记平时的生活,他偶然跟我谈到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高局长,我跟你说,习书记的工资都是由我支取的,支了以后就在我这儿放着,习书记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
  我感到有点儿奇怪,就问:“那习书记的这些工资都干什么用了?”
  他说:“大部分都捐了!有时候什么地方闹灾了,就让我支援灾区,寄些钱过去;有时候捐给革命烈士家属、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小学;还有时候,他拿钱接济那些他当年下乡插队的乡亲们,给梁家河的老乡看病、做手术,解决生活困难、往返路费等等。凡是因病因事找他的,他都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花。”
  我说:“那他一年的工资够用吗?”
  他说:“当然不够了。一年下来,他的工资全都花光了不说,还得跟我借个八九千块钱。每到年底,他给我还账的时候,都是拿家里的钱还的。”
  说到这里,他秘书有点激动:“是啊,所以说,习书记他是贴着工钱的干部。”
  第二天,我见到习书记,跟他核实这个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说:“秘书是我的债主,我每年都得借他的钱。”
  我们这次谈话,还提到了领导干部腐败问题。谈到这里,习书记特别气愤,他对那些欺压百姓、贪污受贿的干部深恶痛绝。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将来有一天习书记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一定会严惩腐败,绝不手软,给我们这个国家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给我们老百姓出这一口恶气。我相信,这一点他一定会做到的。
  从1982年我与习书记结识之初,我就感到他这个人对不正之风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与歪门邪道水火不容。可以这样说,习书记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评价,实事求是,绝没有一点高估,他就是这样的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1年回过正定一次。那次你们见面了吗?
  高培琦:那次见了,还有点戏剧性。1991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钟,我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问:“你好,你是高局长吗?”我说:“是我。”那头说:“我是县委办公室。今天中午11点,请你到县委书记王玉廷家做客,吃中午饭。”我说:“开什么玩笑?大年初一,请我上县委书记家吃饭?”对方一听我不信,有点急了:“高局长,不是开玩笑,习书记来了,他让通知你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才信了。
  我按时赶到王书记家,进门一看,有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其他在座的领导,全都是县里的“大官”。有县委老书记冯国强,地区副专员、老县长程宝怀,县委书记王玉廷,等等。我给大家拜了个年,就想退出来。
  习书记说:“培琦,你坐下吧。”他指着一把空椅子说:“这个位子专门是留给你的。”
  我推辞不过,就坐下了。我一坐下,外面就开始上菜,大家边吃边谈。习书记离开正定有五六年时间了,这是他第一次回来,大家都非常想念他,餐桌上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挺热闹,也挺喜庆的。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组织过一次正定干部到福州挂职锻炼。您是否了解详情?
  高培琦:习书记对正定很有感情,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变化。1993年,习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他为了让正定尽快发展繁荣起来,让正定的基层干部进一步学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先进经验,由他提议并安排,搞了一个“正定基层干部到长乐县挂职锻炼”的活动。我当时是这个活动的联络员,协助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刘福祥组织和安排这个事。
  到了福州以后,习书记在市委会议室接见了全体同志。一见到正定的同志,习书记特别高兴,他跟我们一一握手,一一问寒问暖,我们每一个人,他都能叫上名字来。随后,他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让我们很受鼓舞。
  在我们来之前,习书记已经把挂职锻炼的具体工作给大家安排好了。比如,正定的副乡长,在长乐县也任某个乡的副乡长,在这里接触具体工作,跟当地基层干部学真本事,“取真经”。实话实说,在当时,我们和福建相比,确实比较封闭落后,这个挂职锻炼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大家的学习热情也非常高。
  长乐人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认为:“习书记家乡来的人,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空手回去。”所以,他们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手把手教我们,传“真经”给我们。这次挂职锻炼,对于进一步提高正定干部的素质和水平,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采访组: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高培琦:1996年,福州有一个生产电视设备的公司副总经理联系到我,他说,公司打算捐赠给正定县广电局三套电视设备。后来我去福州联系这件事,还和习书记见了面。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考虑一个计划:在正定的老百姓心目当中,对习书记的评价一直很高,这么多年不见,老百姓也一直都惦记着他,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习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应该借此机会采访一下习书记,录一段视频,拿回去播给正定人民。
  于是我跟习书记说:“习书记,你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都挺想你。我想拍一个采访你的专题片,行不行?”
  习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行,没问题。”
  我们就找了个地方进行现场采访。习书记亲切地向正定人民问好,他谈了这些年他从政的经历,也谈了他对正定人民的殷切希望,鼓励大家把家乡建设好。
  我把这段视频拿回正定播出以后,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高兴地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习书记的期望,把他的第二故乡建设好!
  现在,习书记离开正定已经30多年了,他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步一步成长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对正定这块沃土的眷恋与厚爱,对正定父老乡亲的思念与关怀,从来没有减少过一分。他把正定视为第二故乡,前后6次“回家探亲”。因为他在正定和正定人民共同拼搏奋斗的这段经历,已经深深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正定记挂在心里,也经常提到正定。
  习书记对正定的热爱,对他过去上山下乡插队的梁家河的热爱,就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热爱的一个反映。一个干部有着对祖国和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才会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知之深爱之切》,收录了习书记在正定的一些讲话、文稿和报道,书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对正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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