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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为何如此短命?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家兴    2018-05-23 10:17:00 

  三国时期的魏国,是三国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也完美地上演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存世不过45年。也就是说,生于东汉末年的很多人,是亲眼见证了曹魏政权兴败的。奸雄如曹操者,倘若泉下有知,看到自己一生征战奠定的基业,如此迅忽地败在子孙手里,岂不气得牙痒痒?

  公元220年10月,汉献帝刘协把帝位禅让给了曹丕。到了265年12月,这一幕再次上演,魏元帝曹奂也把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所谓禅让,当然都不是自愿,而是被逼的。历史仿佛一个无情的刻板模子,倘若当政者不能顺天应命,政权你如何得的,它也能让你如何失去,甚至分毫不差。

  一个强大的政权,何以就如此迅速地覆灭了?这是让人兴叹之余,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曹魏政权虽然存世45年,但有实质性意义的存在,不过曹丕、曹睿两代,在位时间加起来也就将近20年。到了曹芳即位,司马懿专权开始,其后的曹髦、曹奂,都不过是象征意义的存在。

  有话说得好:“你必须不断奔跑,才能够停留在原地。”再强大的政权,即便守成也是守不住的,又哪里经得起胡来?

  胸无大志 私欲膨胀

  曹操名义上虽是人臣,却是魏国的开山鼻祖。曹丕既是第一任魏君,同时也是守成者。对于东汉末年的流弊,曹丕都是亲历见证者,作为开国者和守成者的他,却没能汲取教训,深自约束。曹丕缺少的正是历史上不少开国者所具备的胸襟格局,不过一庸碌守成之主,由此便注定了曹魏政权的短命。事实上,在曹丕接任魏王后到尚未称帝前,干的几件事,就让时人立马判断出曹丕的庸碌征象。

  当时,正在选拔侍中、常侍之类的官员,曹丕就准备用身边常给他出谋划策的那些人,而不从别处选。这表明,曹丕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一上台就想先把身边人用起来,这岂是定国安邦之策、长治久安之谋?

  这时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及时劝止。据《晋书》载,司马孚说:“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不靠才能靠关系),得者亦不足贵。”这一席话,才打消了曹丕的念头。

  而在接受汉献帝刘协禅让的时候,曹丕就公开把刘协献上的两个女儿纳为妃子,这在古代被认为有违礼制。事实上,曹丕这种只顾贪色而不顾及其余的特点早就显露了。当初在曹操攻破邺城时,曹丕见到袁绍二儿子袁熙的老婆甄氏长得好看,就娶她为妻。后来甄氏生下了曹睿,曹丕即位后,又宠爱了贵嫔郭氏,而把甄氏留在邺城。结果郭氏乘机进谗言,说甄氏有怨言,曹丕竟然大怒,派出使者命令甄夫人自尽。

  后来的东晋史家、名士孙盛从曹丕的行迹分析说:“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事实上,在曹丕登基为魏文帝之后,其所作所为,更尽显其纵私欲而又无能短视之相。

  有一天,曹丕居然对侍中苏则说:“以前攻破酒泉、张掖的时候,西域曾经派使者到敦煌来,贡献直径达一寸的大珍珠,咱们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来做生意,我们也好买一点呢?”还好不是为了这点私欲而发动战争去抢。但一当政就物欲膨胀,连这点事都惦记上了,又岂是干大事的料?苏则却回答得毫不留情面:“若陛下化洽(以教化润泽)中国,德流沙幕(威德远及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曹丕的反应则是“嘿然”,显然不好反驳但也内心不快。这一事,足见曹丕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对臣子问的是如何满足物质之欲,而不是问苍生问治国大计。这和汉文帝召还贾谊于宣室,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性质差不多。

  器量狭小 公报私仇

  曹丕心胸狭窄,器量狭小,在历代君主中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历史记载,曹丕器量狭小的事主要有三件。一件就是在221年羞辱于禁致死。原来在219年时,曹操的良将于禁兵败后投降关羽,关羽败亡后,于禁又从荆州被获释到了吴国,到了221年孙权便遣还了他。此时的于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见了曹丕又是哭又是叩头。

  曹丕一面用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他,还任命他为安远将军,要他去拜谒曹操的陵墓;一面又事先派人在陵园屋子里画上关羽得胜、庞德愤怒、于禁投降情状的壁画。结果于禁见到这些画,羞愧患病而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说,“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曹丕所作所为也太不像个君王了。用大众的视角看,曹丕的做法阴狠如同小人。如此行事,只会寒士人之心。

  纵情使性 刚愎自用

  222年,曹丕决定派大军讨伐东吴。这次大讨伐,既不是什么战略图谋又不是什么战术行动,完全是在纵情使性、刚愎自用,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当初,孙权派于禁的两个手下浩周和东里衮来见曹丕,言语之间相当低调谦恭。曹丕就问:孙权可信么?浩周说孙权一定会臣服,东里衮则说不一定。结果曹丕居然只喜欢听浩周的话,这就有点把臆想当事实来判断了。

  曹丕这一喜欢听不要紧,居然还派浩周回去,封孙权为吴王,并让孙权派儿子来做人质。孙权表面感动得泪汪汪的,结果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往来之间全是虚话,气得曹丕决定讨伐,谁劝都不听。可以说,这次征战,完全是一次维护面子的行动,为了面子而贸然行动,往往会丢更大的面子。曹丕如此行事,仿佛战国时期的楚怀王再世。楚怀王先被张仪欺以割让“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与齐断交,恼羞成怒之下,便举全国之兵攻秦,三战皆败,后被秦昭襄王欺以武关会面而扣留,最终客死他乡。这类人为政,自己愚蠢丢人不要紧,要紧的是因此而误国害民,害莫大焉。

  从此,曹丕就与伐吴这件事杠上了。曹丕这年9月起兵,11月还亲自南征,到了223年3月便无功而返。224年7月,曹丕到许昌巡视,又想大举进攻东吴,辛毗怎么劝都不听。表面上他是不想把孙权这个后患留给子孙,骨子里恐怕还是自己的面子在作祟,结果又是无功而返。到了225年,曹丕又想率水军再次伐吴,召集群臣讨论。鲍勋历数征讨失利的原因,直言这次又劳兵袭远,白耗钱财,而敌人依然气焰嚣张。曹丕大为震怒,一气之下把鲍勋降职。这一次征讨,曹丕还差点被东吴人偷袭丧命。

  到了226年正月,曹丕才醒悟过来说:“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曹丕在位实际也就不到6年时间,却用4年时间反复干一件劳而无功的事,不能不说,这醒悟来得太晚了。因为到了这年5月,他就呜呼哀哉了。难道是人之将死,其思方善乎?

  晋史家陈寿对曹丕盖棺定论,却玩起了春秋笔法,批评的意思正面讲。在充分肯定曹丕文才后,便对曹丕提出了假设如何如何,就会离古代的贤明君主不远云云。“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其中四句假设的话,反过来说就是气度不行,无一颗公心,不能捍卫道义,缺少贤德之心。这样的庸主,又如何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兴旺发达?

  总的来看,曹丕没干过善治长安的大事,为政庸常,又常率性行事,使其基业空虚萎缩。幸得有乃父曹操留下的基业与贤臣,使其能勉强维持,还不至于几年就消耗一空。

  相比曹丕,曹睿似乎在志向气度宽仁方面略好,在开疆拓土方面有所建树,亦常能虚心纳谏,却才疏而多欲,于识人用人上也缺乏深刻洞察力,由此也便注定了他在位亦难以真正聚拢人才、凝聚人心,临终又托孤失当,最终导致曹魏政权旁落。

  开局是好的

  曹睿大约20来岁时即位为魏明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只是潜思读书。在历代君主中,这样的开初表现算是良好的。

  即位后,大臣都想一睹风采,他却只接见了侍中刘晔,谈了一天,大家都问印象如何?刘晔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俦(辈),才具微不及耳。”刘晔说得委婉,也有逢迎拍马之意,但搴去浮华之词,其实就是志大才疏之意。

  曹睿即位的头几年,应该说颇有些新气象。比如227年,听说诸葛亮抵达汉中,就想大举进攻,以此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听了一番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停止了进攻计划。再比如,当初曹丕废止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结果弄虚作假的越来越多,臣子建议恢复铸造五铢钱,曹睿便同意。还比如,他经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来规范优化,诸如采纳臣子设置法律博士的意见,下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这说明,曹睿能够虚心纳谏,同时也能关注治理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加以解决。

  230年,代理司徒董昭上书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搞起团团伙伙,相互恭维,对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美誉,反之就百般挑剔,甚至说今世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呢?只怕人际关系不够,朋友不多;还有什么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加入了小圈子结成朋党,别人对你就百依百顺,说话像蜂蜜一样甜。这样的不良风气,看来古代曾经盛行,今天亦曾有过,关键在于要敏锐感知并坚决遏制。

  面对董昭之谏,曹睿很认同,还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下诏说郎官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能当地方官,“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然后还把诸葛诞、邓飏的官职给罢免了。可以说,曹睿此时还是很能听善言的。

  若果曹睿就此不断地开新局面、造新气象,延揽贤才,曹魏之兴盛亦是必然。

  后期执政利令智昏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232年,曹睿的政风就开始变得凌厉刚愎起来了。

  曹睿在识人上缺少大智慧,主要体现在对司马懿的判断上。他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说:“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这说得很是直白了,但曹睿并未警醒。 到了239年临终时,曹睿还把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与刘邦识人用人乃至托孤之精准相比,真是判若云泥。

  在当政中期,曹睿多欲的本性就开始暴露,其恶行劣迹及其臣子力谏之声不绝于史。235年这一年,曹睿开始大兴土木,建了许昌宫,又建洛阳宫,又建昭阳太极殿,筑成高10余丈的总章观,而致劳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力谏,他也不过是稍减省而已。

  中书侍郎王基上书,劝他留意舟水之喻,珍惜民力,又说,“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约束)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这其实已经看出了司马懿专权的端倪,预料到日后江山社稷之大患了。如此忠言,“帝皆不听”。

  孙盛正面评价曹睿的有不少,诸如沉毅好断、度量宽宏等等,却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致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曹睿12年当政可谓毁誉参半,其奢侈放纵,就难有德政。不着眼江山社稷,思虑长远,必然遗患后世。

  失去民心是最大的德不配位

  综观曹丕、曹睿当政的近20年,说其守成,不过是使政事及社会能保持正常运行。但两人在用人上未见明显建树,却因个人私德品行有亏,又常因私德而废公事,逐渐让士人与百姓之心疏离。人心疏离,正是政权长久之大忌。

  曹芳即位时年仅8岁。正所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时。历史上很多王朝的衰亡,表面上看多与此相关,无非就是士人之心、百姓之心不附。而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即其前任一不善用人,二少得人心之举,以致整个社稷都渐失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为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等到幼主登基,必然导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曹丕、曹睿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失了人心,导致曹魏政权基础不稳。

  曹芳任上,无能之辈曹爽执掌权柄,他岂是司马懿的对手?249年,司马懿杀掉曹爽,自此权柄归司马家族。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掉,14岁的曹髦被扶上帝位再成傀儡。260年,曹髦被杀,15岁的曹奂被扶上台。5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即位,是为晋武帝,西晋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曹芳和曹髦亦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却未能如清代少年康熙除掉鳌拜那样,从此巩固政权。其中原因,固然有二曹暗弱不如康熙智敏之故,更重要的原因乃是,鳌拜不过一权臣而已,但司马家族渐得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正所谓天道循环,古代帝王自谓“天子”,但广大百姓才是真正的“天”,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古人常讲“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说的正是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君主失道失德,则天命不归,人心不附,再强大的江山也必然会拱手让于有德之人。这个“德”,当然不是一般的忠君护主之德,而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根本的大德。

  相形之下,三国时期,司马家族虽在专权窃位上德亏,却算是相对的有德之人。比如,有人在司马昭面前指责阮籍放荡不羁,应该流放到蛮荒之地。但“昭爱籍才,常拥护之”。再比如,司马昭用人得当,于263年伐蜀成功。

  就在魏国伐蜀时,吴国有人和襄阳人张悌就曾一起分析当时形势。吴人认为,司马氏得政以来,国内屡有大乱,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肯定要失败。但张悌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曹操虽然功盖中原,但百姓畏其威却不怀其德。曹丕、曹睿继位后,“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而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即便曹髦被杀,四方也没有发动叛乱。更关键的是,初期的司马家族“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张悌由此认为,伐蜀必然获胜。这一番分析,其实道出的正是天命何以归司马氏而不存于曹魏的根本原因,可谓至论。

  文章原标题为《安于守成是危险的开始——曹魏政权短命启示录(上)》,刊载于《学习时报》2018年5月14日第7版;文章原标题为《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曹魏政权短命启示录(下)》,刊载于《学习时报》2018年5月21日第7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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