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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延晚黛栉风沐雨
——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三)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黑荫贵     2018-03-30 10:33:00 
  与书记论短长
  在我们插队的第三年,北京支边干部来到了有北京知青的大队。他们是总理安排来延安的,延安也成了全国唯一派干部管理的知青点儿。北京干部的到来,确实为知青在陕北插队解决了建房和集体办灶以及招工招生的大事,县上对北京干部也是十分重用,有的成了县常委,同时也让他们参与全县的农业和农村工作。
  那时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是全县的重点任务,于是县上抽调了大批干部、教师,又抽选了一批北京知青。北京干部大部分投入到工作队中,我和北京干部茅雀鸣、郝健等分配到关家庄大队进行整顿工作。
  关家庄大队在离公社十里的上川,是一个有着上千口人的大村,是全省有名的大队核算的生产大队。村里山平地缓,可耕种土地是全公社最好的,又有条件优越的两条大沟,自然条件好。可是多少年来,穷困使整个村子死气沉沉,地不长粮、人心涣散,形成了有名的懒人村、烂杆队。
  进村不久,我们工作队觉得这个队的问题就出在村的核算体制上,本来不大的队,还分为四个小队,一共200多劳力。所有的劳作和分配统一由大队控制,可劳作又是分散在四个小队,人们干起活来,都看着别的队怎么干,比的是少干不干,生怕吃亏,而分配时是四队均分,哪个队收成好,干得好也是多分不了一升口粮。周围的队都是小队核算,只有关家庄因为是省上树起的样板队,没有人敢变动大队核算,全队人一直为此事向上反映,都没有结果,年复一年人们守着优越的条件,却无法摆脱贫困,所以就只能混日子。
  为此事我们工作组内部也是争论不休,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就觉得应该化小核算单位,但当地的两个干部却坚持不能动,动静太大难办。好在当时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也有了“适当化小核算单位”这样的提法,于是我就写信给有关领导,说明关家庄大队应化小核算单位,改大队核算为四个生产小队核算的建议。
  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建议立刻遭到了公社领导、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反对,有人说这是“拔红旗”“是拆人民公社的台”。县上还专门派人来调查我和两个北京干部,想知道这是谁指使的。
  申书记也来了,他专门把我叫到一处,劈头就问:“到底有没有上边人指使”。此时的我一时着急,竟然说“有”。申书记严厉地说:“荫贵咱们可别上了他人的当啊,这可是大是大非啊!”我说:“不管有没有,您让我全面汇报一下好吗?”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申书记认认真真地在听,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思索,他对我汇报的内容有认可,可是从他沉重的脸上我仍看不到有改变的样子。我说:“书记,适当划小核算单位的提法,就是一个松口的办法,关家庄大队多少年因核算问题没有了积极性,划小了干活一定会不一样的,这跟‘拔红旗’根本是两码事。”申书记听了反而态度更严肃了,他说:“不许改,你们要听县上的。我们回去研究,可千万别在这儿犯错误,否则就是害了你,知道嘛。”申书记狠狠地指了我,转身走了。
  借着要到县上开会,我们偷偷告诉生产队干部,你们分吧,拿个方案出来。等我们开会回来,关家庄已把队分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消息传到县上,申书记专门派人把我叫到县上,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小黑呀,你胆子太大了,这事已经让地委知道了,他们来电话叫我制止,你犯了大错误。”我当时也傻了,但仍坚持,嘴硬地说:“我没错,跟‘拔红旗’无关”。此时申书记却平静下来,告诉我:你不要回关家庄了,到齐家疙瘩整队去。我说:那拆队的事情怎么办,申书记说:我来处理。
  没有几日,当我到公社时,我才知道关家庄化小核算单位的事成了,无人表态,也无人追究,事情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后来申书记跟我说:“后生年轻啊,那事我们也是同意的,但又怕你受牵连,所以我就跟地区讲,是我搞的试点,收放在县委一句话。”关家庄躲过了一场政治风波,老书记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敬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何以保全就看智慧,申书记的智慧让关家庄人得到了自己的权益,保全了基层干部。
申书记送我回关庄包队
  与贫下中农结合的日子里,一个让我们最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广种薄收——缺肥少水,粮食产量低,人均每年只有不足200斤的口粮,但仍要承担公购粮的繁重任务,大约公粮人均50斤,购粮人均80斤。这样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一场国家公粮的必保,人口粮半年的无法接济,干部围着征收转,百姓围着一家人吃喝愁。加上那些年陕北干旱,无霜期短,所以人们为种粮,为多产粮,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边是必须完成的收购任务,一边是无力的疲于应付,整个陕北已经出现了弃家讨饭,人被饿死的情况。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来到延安,视察期间,总理目睹了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他落了泪,说出了“对不起老区人民”的话,并召开了座谈会,向陕北提出了中央一定帮助延安度过当前困难,作出了延安地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紧接着支援延安的解放军送粮队开来了,延川迎来了直升机送来的救济粮,一时间整个陕北人心大振。
  那时我已成为延川正式干部,在拓家川公社当团委书记。当我在县上听传达时,延川县团委的焦玉海第一个站出来要求不要工资,返乡包队实现三变五翻,紧接着许多干部也提出申请。那时我想如果再回到关庄大队,按照周总理指示大干一场,关庄村的面貌一定会改变。于是向申书记送去了申请书。申书记立即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让我在会上发言,讲自己的想法,同时他在大会上说:“北京知青都站出来,我们延川人还能坐等嘛!”他号召所有干部都要下去,包一个队,下死决心,实现周总理的嘱托。会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叮嘱去了一定不要心急,要从基本农田入手。又说不能放弃公职和工资。我给你保存下来,代职包队。这样才是最稳妥的方式。他送我回到原属队的关庄村,一路上,申书记指着沿路的山,不断地说着他的想法。川要平,要有水浇;坡要整,要成梯田;肥要沃,要大搞土肥。他向公社的白书记交代,荫贵在关庄村包队,你们可要随时关心,随时配合,北京知青都这样,咱们可要转变呀!人家凭什么?!
  为修复从上川贺家庄到关庄的轱辘坝和沿路水渠,县上给拨了水泥;为修整村对面坪的30亩坡地,县上调来了8吨硝酸和部分雷管;为平整村前后坪的土地,县农机站开来了大型拖拉机。于是一场大干就这样开始了。旱坪变水浇地,坡地变梯田。那些日子我们拼命干,连腊月三十晚上也不休息,在冻土上干,多年不上山劳动的婆姨们也都参与了进来,学生娃娃放了学就跑到工地上来。不光关庄,村村户户突然间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陕北人民又盼来了新的希望。
  申书记那时凭着北京支援的212吉普,上下川地跑,全身心地投入。全县在申书记的下死决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年就传来亩产过500斤,人均产粮上千斤的喜讯。陕北终于摆脱了饥饿,吃上了净粮。但是公购又加码了,于是评产估产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运用智慧的决策。那时候,只有一个办法,一个县两本账,在其他县一起评定产量时,县委县革委要有自己的另一本账,否则第二年就得吃返销救济粮。我真切地知道延川县的领导们为了使百姓的收益可以增加,使国家的任务可以把控,承担了一定的个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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