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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真真做编辑踏踏实实做学问
—— 记 北 京 市 委 党 校 高 寿 仙 研 究 员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余茜    2018-01-26 1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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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寿仙,北京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主任、《新视野》主编、研究员,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史和北京史。出版《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人口史》《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徽州文化》《中国宗教礼俗》等专著10多部。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
  在北京市委党校主楼六层一间办公室里,高寿仙老师从早到晚都在忙碌着,不是与编辑讨论选题策划,就是埋头审阅修改稿件。编辑部的每一位成员,都能感受到他对编辑工作的热忱与严谨。他常对大家说:“编辑圈里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可不是贬低。大家想一想,新娘子出嫁时,嫁衣裳有多么重要?我们既然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一丝不苟,尽心尽力,把‘嫁衣裳’做成靓丽的精品。”
  高老师给大家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就是“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希望大家像自己撰写论文那样精心审编稿件。他强调要把好“入口关”和“出口关”。所谓把好“入口关”,就是认真对待每篇来稿,既不能以人取稿,也不能以人废稿,要仔细审查稿件是否符合本刊定位,内容是否有新意,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逻辑结构是否合理,文字表达是否通畅等等,尽量从众多来稿中选出优质稿件。所谓把好“出口关”,就是对稿件精心编辑、细致校对,尽量避免出现病句错字,标点符号和数字用法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在这方面,高老师以身作则,他终审清样时,都是仔细审校数遍,小到标点符号,大到标题内容,无不细心斟酌修改,绝不放过一点疑问,有时为了一句表述、一个数字,与作者反复沟通核对。
  在决定文章取舍时,高老师特别重视文章的创新性。为了便于大家实际操作,他明确提出了“五新”标准:一是新的领域或方向,即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二是新的方法或工具,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工具;三是新的问题或思路,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使用原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前人未曾注意的新问题新思路;四是新的观点或方案,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针对原有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方案;五是新的资料或证据,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针对原有的问题和答案,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新材料新证据。他要求大家在写审稿意见时,必须明确说明文章的创新点是什么,建议采用的文章,至少要符合其中一条,符合的条数越多,学术质量越高。
以做编辑的态度做学问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高老师还孜孜不倦地从事科研。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很晚,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书柜、书架上塞满了,就用书堆出一张床,现在这张“书床”上又堆出一座“书山”了。大家赞他刻苦治学,他笑着说:“我是在偏僻的农村长大的,上小学、中学时,学校教育不太正常,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先天不足,只能后天多花些时间弥补。而且我没有别的爱好,读点书,写点东西,其实就是一种业余消遣,乐在其中,哪有什么苦呀。”
  针对编辑工作,高老师提出“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针对科研工作,他又提出“以做编辑的态度做学问”,意思是对待自己的文章,要像对待别人的文章一样,以编辑的“挑剔”眼光反复审视。高老师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些问题他想了很长时间,甚至初稿写成后,又“冷藏”了好几年才修改发表。
  高老师的科研涉及面较广,在社会经济史方面用力尤深。他初入学术界时,正值中国经济转型腾飞,所以当时特别关注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围绕伦理、法律与经济发展发表了一些文章。鉴于在传统中国,农业一直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他对明代农业和农村进行了专题研究,除为《中国通史》《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经济发展史》等大型学术著作撰写了相关章节,还出版了专著《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对明代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额、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土地形态与生产关系、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进行了细致探讨,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
  明代农业与农村研究告一段落后,高老师把主要精力转到北京社会经济史方面,经过10多年努力,完成了60万字的专著《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所论问题大多是前人较少涉及或者语焉不详的。高老师挖掘利用了不少新资料,比如关于明代中叶北京城市的人口规模,以往全靠猜测,高老师发现了一项五城门数统计数字,可以据以更加准确地估测当时的人口数量。其间高老师还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北京人口发展史”,其最终成果《北京人口史》56万余字,细致梳理了北京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人口起伏变动的复杂轨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阅读高老师的论著,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学术史梳理。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层层递进的过程,不充分了解前人成果,就很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都会广泛阅读中外相关文献,甚至写成完整的读书札记。其札记《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发表后,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日本相关研究概况的阶梯;另一篇札记《“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行会”问题进行了检视和探讨,提出“行”并非实体组织的新见解。在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同时,高老师还勇于进行学术争辩。比如他对明清社会经济史名家傅衣凌、黄宗智、李伯重、贡德
・弗兰克等人的观点,都曾公开发表评论,既有诚挚的肯定,也有坦率的批评。2017年,围绕明清歇家研究,他在《光明日报》接连发表两篇商榷文章,受到学界关注,体现了他对学术的敬畏与执着。
打造学者型的编辑队伍
高老师特别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提升团队的整体能力。编辑部增加了新成员,他都会及时与其沟通交流,花费很多时间阅读他们发表过的文章或学位论文,以便准确了解每位同事的长处和短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大家提高。高老师给年轻编辑提出明确要求,就是必须编辑与科研并重,不能一条腿走路。他对他们说:“关于编辑学者化的问题,编辑界有不同看法。但我个人觉得,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者化应当是一个硬性要求。自己不搞科研或者搞不好科研,就很难锻炼出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前沿的学术意识。”他还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帮助年轻编辑提高编辑水平和科研能力。
  在编辑方面,新编辑一报到,他就会抽出时间给予专门辅导,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从选题策划到组稿、审稿、编辑、校对,各个环节都讲得十分具体。他还让大家传阅他审校过的清样,特别是那些改动较多的文章,这种方法特别有效,大家可以直观地了解哪些地方、哪些方面容易出现问题,从中还学到不少修改文章的技巧。在科研方面,新毕业的博士,对于下一步做什么、怎么做,有时会感到有点踌躇,高老师除大力鼓励和督促外,还帮助大家分析自己的特长,确定合适的主攻方向。大家申报课题时,也会请他审阅论证报告,他每次都看得很仔细,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高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最近几年新到编辑部工作的博士们,都觉得自己进步很快,编辑方面都已能独当一面,大家都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大家觉得,校刊编辑部这块小小的天地,为他们提供了快乐工作的环境、不断向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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