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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用人史话(下)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家兴     2017-06-19 14:17:00 
  体察民情,周知吏治
  从历史记载看,康熙获知民情的途径有很多,从“部臣议事”而知一些官吏“惟知推诿卸责,而无任事之实心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推诿塞责,不担当,不作为;有从督抚治事而知“惟以蒙蔽养奸,而无澄清之实政也”,今天意谓欺上瞒下,蒙混过关,而不想真干事;有从言官条奏而知“或借端营私、巧为掩饰,或推诿卸过、冀免处分,或徇庇情面、曲为弥缝”,即谓官官相护、打保护伞;还有从官员往来获知“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借婚丧嫁娶、生日节日之机收揽钱财。凡此,康熙可谓“门儿清”。
  吏治积弊,乃积久而生。如上所列诸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存在,其所以清所以浊,全在于居上位者能否察觉到,是否愿意根治之。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实现自净,关键在于治,治则清,不治则浊。
  康熙的做法是,严格考核官吏,在30多年里,大批不称职的官吏及时受到处理,有1500多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被降职调用,还有1500多人因“不谨”和“罢软无为”而被革职。因廉洁能干受表彰的有700多人,因贪酷被惩处的有500多人,因老病而休致的达2600多人。
  在用人问题上,康熙信奉“有治人无治法”的规条。他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这一理念,当是源于实践的经验思维,法治、制度当然极为重要,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制度律法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有了律法制度,更要有执行力、有能治理之人,归根到底,就是用人的问题。
  对于委任的一般州县官员、题补武官、被参官员保举人员等,康熙都会亲自提问,“亲验补授”,并给予指示,如果发现庸劣者,便予以罢斥,相反则予以肯定。这样做,未必就真能知人优劣,对于那些善耍嘴皮子而不会干实事的人,此举必不管用,但好歹也算得上是一个知人之道,能够发挥一定效用。
  康熙还让被任命的督、抚和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他告别。1685年,漕运总督徐旭龄对康熙的信任和重用深表感激,并虔诚地向康熙讨教治漕的方略,康熙叮嘱说:“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这说的正是标杆作用,正人先正己,己身正不令而从。无论奖惩,不仅要注重其本身,更要注重其效应。
  康熙知人的另一个渠道就是出巡。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目的是“体察民情,周知吏治”。当时发现漕运总督邵甘“莅任以来,并无善状,且多不谨处”。在确知其怠政为实后,给予撤职处分。康熙曾说:“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这表明,康熙也得知人之道,不能仅靠舆论或身边人的褒贬,更要问之于民。民众的“极口颂之”与“含糊应之”,在今天看来都极有现实感。当然,难点就在于能否听到百姓的真话。
用一清官而清官毕至
  扶植清官,据称是康熙费力最多也最具特色的。他以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固然重要,但贪官危害已成。积极的做法是培养扶植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吏。其实,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体两面,反腐治贪设的是底线,让官员知止、知耻;扶清倡廉设的是高线,让官员思齐、对标,最终为的是形成良好政治生态。
  于成龙廉而能干,一路被擢升至两江总督。1681年,康熙召见当时还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赐坐,赐茶,面谕曰:‘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朕所深知’”,勉励他要“始终一节”。1684年于成龙病故,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多有加赠哀荣。这算是给清官以高规格的礼遇与任用,康熙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此树立榜样,克服贪墨之风。
  1687年,康熙对大学士等说道:“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所谓官员清廉者,一为自律而清,一为他律而清,康熙心底很是清楚。因此,他希望通过扶植清官以确立用人导向:“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可令九卿集议。于成龙前因九卿推荐,朕始擢用。若再有如此好官,不拘大小,亦令九卿保举来奏。”
  正所谓用一清官而清官毕至,在康熙的用人导向作用下,清官力量渐强,接连出现了两江总督腊塔、直隶巡抚格尔古德、闽浙总督王骘等一批清官。他们的出现如一股清风,给清朝官场带来不小的正向影响。
人必先心术,次才学
  在用人理念上,康熙在不少方面达到一些雄主的水平,有些方面亦有所创见。
  在用人的重要性上,康熙认为:“知人难,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关于此。”这个认识还是很到位的。后来,他在读司马光上奏给宋仁宗的札子时感叹,司马光论述治国之道的三条:任官、信赏、必罚,“要言至理”,可以书写下来刊刻于碑,或置之座右,“万世不易也”。这说明他在内心里很是认同这三条治国之道。
  比如1673年,在弘德殿,讲官进讲完毕,康熙就对讲官说:“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这个根源找得很对,官员不仅是标杆,更决定百姓福祉。官员搞腐败,民生终必受伤,官员若有甚者直接与民争利,百姓如何能安?
  在用人的德才考量上,康熙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687年,康熙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对德与才这个千古命题还是有其见识之深与察微之能的。
  在用人导向上,康熙察觉:“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众之道。唯黜退不肖之员,则众人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意谓举贤、退不肖两手都要硬。
  在用人制度上,康熙亦有其看法:“设官用人,国家大务,除授升迁,宜立画一之规,方可永行无弊。”可以说对用人制度规范寄予了很高期望。因此对吏部所进的《品级考》,指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寄望的正是用制度来管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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