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需要是他最高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夕，侯伯宇满怀一腔热血，放弃了在台湾大学的学业，也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涌动着爱国热情的他，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他是班里第一个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学生，并将父亲给他的4年大学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都捐给了组织。1951年，他参加了军干校，被派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1953年，看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外语人才，侯伯宇向组织申请到辽宁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提倡“向科学进军”，为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他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后来，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到阅尽人事的华发壮年，侯伯宇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不离不弃。他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将领等“历史问题”，入党问题被一再搁置。在“肃反”中他遭到批斗，在“文革”中他被审查。但是这些挫折和打击始终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1980年，50岁的侯伯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和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伴随了他的一生。

　　孜孜向学是他一生的追求

　　侯伯宇长期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研究，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全国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等。他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侯氏理论”。

　　光环背后，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勤苦”二字。同事们形容他“一年365天，364天半都在工作。”即便是大年三十，吃过饺子，他仍会回到书桌前，遨游于他的数理世界。他每次参加会议，只参加学术研讨，不参加观光游览，更不会带夫人同行。

　　听侯伯宇讲课，学生们普遍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从早上8点一口气上到中午12点，中间只休息短短10分钟。每一天，他都第一个出现在物理所，也是最后一个回家。他从不让学生给他拜年，即使逢年过节和学生在一起，讨论的还是研究工作。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出自他门下的学生，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学术带头人。

　　2007年8月，侯伯宇的儿子和孙子在一场车祸中双双遇难。知悉这一噩耗的第三天，侯伯宇就站在了讲台上，一如平常地为学生们上课，不但没有减少课时，反倒比过去上得更多了。从2007年到2008年一个学年中，侯伯宇承担的前沿动态研究课，竟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00个学时。

　　2009年11月，侯伯宇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住院期间，他依然放不下手里的书，放不下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在病房里、在治疗中，他还经常拿着最新的论文研读。弥留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的，还是科学研究！

　　淡泊名利是他不变的风骨

　　对于侯伯宇而言，做学问就像是空气和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它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他却从来不曾考虑，一直谦和低调，从不炫耀，更没有以此提出过个人的要求。他一直谢绝媒体采访，不愿意宣传自己。后来，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竟然都找不出他几张像样的照片。为了支持年轻人尽快成长，他主动辞去现代物理所所长职务，让出位子锻炼年轻人。组织上曾考虑让他出任学校领导职务，但他谢绝了。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科研第一线。虽然物理界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多数已不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但我感到还有精力向国际舞台冲刺。”

　　侯伯宇在利益面前从不伸手。无数次出国访问，他从来不带家属同行；手头始终承担着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却从来不为自己的私事花一分钱。但是，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受到过他的资助。一次，一名同学无意间提到自己的父亲身患痛风，侯伯宇第二天就送给他一本医学方面的书，书中有关治疗痛风的文字都被做了标记，此后还通过邮件发送了一系列资料。有名研究生因为家庭困难，产生了弃学的念头，侯伯宇知道后马上想办法予以资助，现在这名研究生已经博士毕业，成为卓有建树的年轻教授。在他带过的研究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几乎都得到过他的资助。他的学生们都说：“老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永远也学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