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和他的《新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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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王梦奎] 发布时间：08-08-26 09:58:28 |
4月20日上午，到八宝山送别苏星。9时前后下了半个多小时的大雨，在北京的春天很少见。天泪为他送行。
苏星是我的老领导。我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在新成立的第八组编辑《内部未定稿》。此前《红旗》杂志有七个编辑组，苏星是经济组的组长。报到不久即被派往通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苏星是我所在的宋庄公社霍里大队第二生产队“四清”工作组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又和苏星一起在“五七干校”几年。因为是老领导和经济研究同行，又同在北京，近30年来不断有些交往。
去年2月听说他患病，我曾到家里看望。他说是食道癌，每周到医院作一次治疗，同时用中西药物。他告诉我，还想再做两件事：一件是编一本《我的理论生涯》，不少是现成的稿子，需要新写的不多；一件是修订《新中国经济史》，主要是补充和更换一些材料，核实一些事实，这要费些功夫。对于一个年过八十并且身患绝症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苏星写东西从来都是自始至终自己动手。但见他泰然自若，平静一如往日，我心里踏实不少。苏星除了读书写作，没有别的爱好，只是多年习惯，每晚喝白酒一二两，佐以几粒花生米。晚年酒量增加，并且爱喝滚烫热茶，不知食道癌是否和这种生活习惯有关。
8月收到苏星签名本《我的理论生涯》，字迹已经颤抖得厉害。《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印成时，他已经病危住进医院。我从中央党校出版社看到书稿的改样，有些字迹颤抖得几乎难以辨认，由此可见他的顽强和执着，很受感动，也有些悲怆。这是他留给读者的最后的心血。
苏星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建国初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9年调任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编辑部副主任，1961—1966年任《红旗》杂志经济组副组长、组长。1979年以后主持过《红旗》杂志和《求是》杂志的工作，1988—1998年担任过10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繁重的教学和编辑工作之余从事经济研究，竟能有专著和文集十多种问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和于光远共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科书；他自己用力最多也最看重的，是《新中国经济史》。1999年《新中国经济史》初版时，他写过一篇《积之四十年》，详细叙述酝酿和写作的经过，说为写这本书，从积累资料、参加各种会议、深入调查研究、专题写作到集中精力成书，大约花了40年时间。如果从1956年开始积累资料，到2007年补充和修订，那就是50年时间了。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心血。
《新中国经济史》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经历40年或者说50年，但集中精力写作则是在1996年到1999年，即他70岁到73岁这三年。此前虽然有多年积累，但由于负责教学和杂志编辑工作，专门从事研究的时间毕竟不多。为了能集中时间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他在90年代初为自己定了十条守则，其中包括：不挂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主任；不给校外收费班讲课；不专程到外地讲学；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以及民办高校的董事长、名誉董事和顾问；不担任和经济学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顾问或理事；不担任挂靠在中央党校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等等。平日十分谦虚随和的苏星，这里表现得多么坚定和特立独行！为了争取时间，他更于1995年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并终于获准。他在信中说：“我想抢一点时间，撰写一本《新中国经济史》。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而且一直在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一些专题，具有我这样条件的人现在已经不多。这本书如果写得好，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过去，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会有一点用处。我现在身体还好，能集中精力做一点事情，年纪再大怕就写不成了。”这又是多么清醒明智和难能可贵的决定！《新中国经济史》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包括统计资料、当事人回忆、有关研究成果以及作者亲身工作经历中的宝贵积累，简明扼要地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历程。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几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过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有脉络清楚的交代。作者摆脱完全按年代顺序而突出重点问题的框架设计，恰当地把握了建国后50年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的关系。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例如1959年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结合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作了分寸恰当的表述。这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但也不是以经济资料作实例的政治教材，而是追求历史研究和政治路线教育相结合的经济史书。作者主要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我以为做到了以史见政，寓政于史，便于读者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理解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前进道路的艰辛历程，从中受到真切的政治路线教育。这本书文风朴实，深入浅出，枯燥的经济史能够娓娓道来，叙事举百端而能见其概要，使外行人有阅读兴趣，内行人读了也能受益，这是同类经济史著作中不多见的。
苏星是有心人，为写《新中国经济史》积累了不少稀有的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近50万字的《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社约人撰写或者编印的，属于内部资料，印发的范围很窄。编写这些资料的人，多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亲历者，所说情况翔实具体。苏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把这些资料一直小心地放在身边，从北京带到“五七干校”，又从“五七干校”带回北京，使这些资料得以完整保存。现在别的单位或个人恐怕不会再有这些资料了，所以显得珍贵。苏星保存下来的，还有他1961年10月至12月，参加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工作座谈会近15万字的记录，2005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是一份难得的经济史料。33次座谈会，每次都有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和插话都有记录，反映着苏星一贯的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苏星多次说过，参加这些座谈会对他写作新中国经济史有很大启发。
这里我想说一件和这次煤炭工作座谈会以及苏星有关的事。1980年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收有一篇《在煤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明时间是1961年10月，稿子是从陈云办公室得到的。1986年《陈云文选》公开出版发行，陈云在审阅书稿时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他在煤炭工作座谈会上没有讲话。虽然陈云1961年10月主持过煤炭座谈会，而且文章从文风到内容都很像陈云的，还是撤掉了。我参加《陈云文选》的编辑工作，也知道苏星参加过陈云主持的煤炭工作座谈会，就把这个情况告诉苏星，以求进一步落实。苏星说，那篇文章是他当时根据陈云在座谈会上的多次插话和整个座谈会的精神整理的。现在读到公开出版的苏星记录，陈云确实只有插话而并没有正式讲话。
作为经济学家，苏星很注重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所以，他的经济著作，尽管理论思考未必都很深，但都很扎实，绝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论。《新中国经济史》凝结着他调查研究的成果，他的一些比较抽象的经济理论著作，例如《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以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在广义上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前几年学习出版社出版的《苏星自选集》，41篇文章中有7篇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加上两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共9篇，在那一套“学习理论文库”几十位理论家的自选集中是最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在“五七干校”，有一次我和苏星被分派去华北制药厂拉制药的废弃物“对水”，用作猪饲料。排子车上装一个旧汽油桶盛游水，我驾辕，他在旁拉一条绳作辅助，来回大半天时间，一路漫无边际地闲聊。大概是因为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能否再回北京也很渺茫，他有些感慨，说今后搞经济研究，恐怕非长期在基层不可。我说那样太闭塞，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晚年。虽然我的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终究只不过是徒托空言的一种“说法”而已，苏星却勇敢面对现实并且身体力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五七干校”的所在地石家庄郊区杜北公社东营大队作了经济调查，仅《我的理论生涯》一书中记述的梗概就有3000多字。他的《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书，也是在“五七干校”写成的。这本书虽然难免受到当时“左”的思想影响，而且作者多次作过严肃的自我批评，但毕竟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至少是史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基础。
2000年收到苏星寄的初版《新中国经济史》时，我曾写信给他说书收到了，容读后报告感想，但当时并没有兑现。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今年3月20日，我到301医院看望，那天恰逢他精神好，神志清醒而且能够言语，我说了对《新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并且感谢他几十年来对我的帮助。他有些激动，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再见了。生离死别，都忍不住热泪双流。我再三回首不忍离去，他一直目送我离开病房。
时间过得真快。1964年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苏星只有38岁，但已经明显谢顶，慢条斯理，谨言慎行，俨然一副老教授派头。他一生保持着这种风格。近来重新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和自述性文章，有不少感慨，也不免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这篇文章，算是实践我的诺言，也是对苏星的一点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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