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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星同志走了,我们都很悲痛,很怀念他。
苏星同志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中崭露头角,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取得很多创新成果。他与于光远联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薛暮桥等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协助许滌新编辑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都是我国经济学极具影响的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修养有素,根基深厚,青年时代就系统学习和讲授《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他反对“赶时髦”、“随风飘荡”。他说“连价值概念都不清楚,怎么弄懂价值规律呢?现在有些著名经济学家,概念都没弄清楚,就高谈阔论,写成大块文章,读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在学术上主张兼蓄宽容,提倡平等讨论、百家争鸣。1987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中,一位教授关于股份制的观点,引起高层注意,苏星同志对此向领导提出实事求是而宽容的评价,认为应允许探索讨论。苏星同志是一位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经济学家,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创新成果。对过渡时期经济规律、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作用和生产价格、价格改革、住宅商品化、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前沿的观点。有学者考证,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是苏星。他在1983年《红旗》第14期的文章就肯定国有股份制公司的形式。1987年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和沈阳小型压缩机厂率先搞股份制试点,当时他就请他们来《红旗》杂志社专题座谈。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观点也在发展。他勇于解剖自己,对过去的观点绝不回避,公开坦诚说明观点变化的过程。对于由他引起的经济规律的讨论,后来总结认为还是停留在概念之争,应该从实际出发,用经济规律来研究具体经济形态。《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对书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包产到户认识的转变,都有公开的反思。他一贯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在1982年就指出:“经济学家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称为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没有反映两种经济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并不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但也并不排斥计划。”(见《苏星选集》第311页)至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实事求是地说,在十四大以前几个月,基本上还是固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说法上。但经过研究,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专著。
苏星同志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潜心积累实际资料。他曾到上海宝钢实地调查,对宝钢工程作出论证,提出中肯的改进意见,支持继续上马。他积四十年的努力,写成50多万言的《新中国经济史》这部大著。一位理论经济学家所以会写一部经济史,就是因为他认为研究理论必须重视研究现实和研究历史。他在患了癌症第一次住院期间和出院回家后,坚持清晨5点到9点工作,顽强地完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经济史的修订工作,在去年8月出版。
苏星同志治学严谨,基础扎实。他的文字更是炉火纯青,独具一格,清新、通畅、通俗明白,尤其是那种商量的口气、平等的态度,看来亲切易懂,叫人乐于阅读。他又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他站在全局的高度安排组稿,判断文章。对稿件处理严密细微,改的稿子字迹工整、表达规范、修改清淅,看上去简单是一件艺术品。他改的稿样,是编辑学习的示范教材。
他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模范。他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党校给自己规定的“十条规则”。主要内容是,不担任挂名主编,不去收费班讲课,不担任经济实体、民办大学的职务,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职务,不担任挂靠在党校的学会会长等。为了专心写书,两次向胡锦涛同志书面提出辞去副校长职务(未同意)。《红旗》经济部有个“小钱柜”,主要来源是当时任主任的苏星同志在《红旗》领得的稿费。一次在301医院病房,谈到向人寄送他的书,讲话已很困难,还叮嘱秘书邮费要自己付。
苏星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处理问题严谨及时,从不拖拉推诿。他对下属严格要求,但平等待人,互相尊重,从不厉声批评、苛求挑剔。在他领导下的同志心情舒畅、团结和谐。
一个好人,一位大学者、好领导、好老师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犹在,他的人格风范永存!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