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同志走了，我们都很悲痛，很怀念他。

    苏星同志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中崭露头角，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取得很多创新成果。他与于光远联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薛暮桥等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协助许滌新编辑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都是我国经济学极具影响的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修养有素，根基深厚,青年时代就系统学习和讲授《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他反对“赶时髦”、“随风飘荡”。他说“连价值概念都不清楚，怎么弄懂价值规律呢？现在有些著名经济学家，概念都没弄清楚，就高谈阔论，写成大块文章，读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在学术上主张兼蓄宽容，提倡平等讨论、百家争鸣。1987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中，一位教授关于股份制的观点，引起高层注意，苏星同志对此向领导提出实事求是而宽容的评价，认为应允许探索讨论。苏星同志是一位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经济学家，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创新成果。对过渡时期经济规律、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作用和生产价格、价格改革、住宅商品化、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前沿的观点。有学者考证，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是苏星。他在1983年《红旗》第14期的文章就肯定国有股份制公司的形式。1987年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和沈阳小型压缩机厂率先搞股份制试点，当时他就请他们来《红旗》杂志社专题座谈。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观点也在发展。他勇于解剖自己，对过去的观点绝不回避，公开坦诚说明观点变化的过程。对于由他引起的经济规律的讨论，后来总结认为还是停留在概念之争，应该从实际出发，用经济规律来研究具体经济形态。《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对书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包产到户认识的转变，都有公开的反思。他一贯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在1982年就指出：“经济学家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称为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没有反映两种经济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并不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但也并不排斥计划。”（见《苏星选集》第311页）至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实事求是地说，在十四大以前几个月，基本上还是固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说法上。但经过研究，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专著。

    苏星同志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潜心积累实际资料。他曾到上海宝钢实地调查，对宝钢工程作出论证，提出中肯的改进意见，支持继续上马。他积四十年的努力，写成50多万言的《新中国经济史》这部大著。一位理论经济学家所以会写一部经济史，就是因为他认为研究理论必须重视研究现实和研究历史。他在患了癌症第一次住院期间和出院回家后，坚持清晨5点到9点工作，顽强地完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经济史的修订工作，在去年8月出版。

    苏星同志治学严谨，基础扎实。他的文字更是炉火纯青，独具一格，清新、通畅、通俗明白，尤其是那种商量的口气、平等的态度，看来亲切易懂，叫人乐于阅读。他又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他站在全局的高度安排组稿，判断文章。对稿件处理严密细微，改的稿子字迹工整、表达规范、修改清淅，看上去简单是一件艺术品。他改的稿样，是编辑学习的示范教材。

    他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模范。他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党校给自己规定的“十条规则”。主要内容是，不担任挂名主编，不去收费班讲课，不担任经济实体、民办大学的职务，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职务，不担任挂靠在党校的学会会长等。为了专心写书，两次向胡锦涛同志书面提出辞去副校长职务（未同意）。《红旗》经济部有个“小钱柜”，主要来源是当时任主任的苏星同志在《红旗》领得的稿费。一次在301医院病房，谈到向人寄送他的书，讲话已很困难，还叮嘱秘书邮费要自己付。

    苏星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处理问题严谨及时，从不拖拉推诿。他对下属严格要求，但平等待人，互相尊重，从不厉声批评、苛求挑剔。在他领导下的同志心情舒畅、团结和谐。

    一个好人，一位大学者、好领导、好老师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犹在，他的人格风范永存！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