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接加急讣告：4月12日9时，苏星走了。让我一阵神伤茫然。好端端的一位充满智慧、对新中国经济理论有卓越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就这样被病魔劫走了，教人如何不痛心。虽然去年12月到301医院探视后就有诀别的预感，可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又好象未曾有过思想准备般的震惊。无可奈何的事实，现在只有以心香一柱面北遥奠哀悼他了。

    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经济学论著，但在改革开放前未曾有过一面之雅。非亲非故，也没有直接的同事或师生关系，后来惟因文缘而使他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近三十年的交情，是我师恩友谊纪录中最为珍惜的精神财富之一。

    他是生在内蒙古赤峰市的汉族人，祖籍山东莱阳。1946年也则他20岁时，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解放区张家口，考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从此开始他的革命理论生涯。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就调去北京。1950年至195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59年调到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负责编辑部工作，1961年起先后任《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经济部主任、副总编辑，1988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求是》杂志总编辑。论年龄他自然是我的师长辈，论职位和学问我与他更是大有轩轾，我当执晚生在下之礼。可他从不挟鸿儒位尊之架势傲物待人，始终保持谦和平易、礼仪如宾的大度。更难能可贵是居然还能恪守不耻下问低顾的学问之道。也因此我才有缘与他结识。1980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小文，对他的国有企业之间商品交换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见解提出异议，认为任何商品交换，从价值看是等价的，双方均无损益，从使用价值看所有权是必定要转移的，国有汽车厂卖出卡车，车子就被另个国有企业开走了，再无权过问。文章发表不久，我住进《红旗》编辑部修改一个稿子，才有幸第一次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教导，同时得知他海纳我那涓点的商榷意见。也从次他成了我敬仰的师友，使我不断受到他关心、支持、鼓励和教益。意想不到的是，这么一件小事，20多年后他竟然还写进他的回忆录《我的理论生涯》里，坦言“我在探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文章中，讲过这样一句话：‘商品交换，当事人需要彼此承认是商品所有者（在法律上叫所有权），但是并不会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对这一句话，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胡培兆同志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从使用价值上看，所有权还是转移了。我接受了他的批评，并写了一篇题为《商品交换与所有权转移》的文章。”从这段让我汗颜的话，足见其大师的非凡雅量与气度！

    在我的交往经验里，凡地位高的，一般都特别敏事慎言，善辞令，重身份，更不轻易给片纸落字。而他是能与书信交往的挚友之一。最后一封信是他去年6月底写的。他长期患眼疾，前两年重病住院我是知道的，但病情对他自己的保密程度如何却不知，所以不敢贸然去信，怕万一说漏，徒增他精神负担，就有意回避。6月中旬收到他题赠的回忆录，看他写的字有明显颤抖痕迹，于是就以字迹为题去信问他健康状况，劝他多珍摄保重。他很快就回信告之，说2006年11月发现食道癌住院放疗，效果不错，两个多月后出院在家一面服中药调理，“如果不出意外，也可能‘过关’了”，一面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我的理论生涯》，二是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如有可能准备出版一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书信，这对年轻人可能有点用处。他还说：“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弥足珍贵。抱歉的是，没有时间读你赠我的书。我想你会原谅我”。谁能想象，重病缠身，他还如此乐观于病、淡泊于己、坦诚于人，执着于事，玩命地工作呢？不久他又住院了。

    苏星对我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也一直很关心，他每期都看。1988年春节他来信，说第1期的那篇《资本论》研究文章《红旗》想转载，征求我意见。后来他们就在当年第6期转载了。他有时也会给我推荐稿子。中共中央党校把《中国经济问题》列为职称晋升代表作的十大经济学期刊之一。《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也一直挂着他在20年前为本刊创办30周年题写的“立足中国，探索经济问题，会友文坛，坚持百家争鸣”条幅，永远激励我们。

    苏星走了，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但走不出人们对他的怀念。君子之交淡如水、贵如金，不论于公于私，苏星是我难忘的教授，他那宽大的额头永远在我面前发光！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浙江省永康市人，教授，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评议组成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