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老师，您好！您和苏校长在《红旗》杂志社共事多年，能请您谈谈你们交往之间的一些情况吗？

    马镔：可以。我1977年调到苏星同志领导的《红旗》杂志社经济部工作，是苏星同志的部下。他虽然没有教过我的书,但他实际上是我的老师。做人与做事，他都是我们的楷模！

    1993年我已退休。当时《中国社会科学》要写一篇《苏星经济学思想述评》。苏星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我写。最后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执笔写的。我们退休之后的来往比工作期间还多些。2003年，我准备出一本集子，想请他写个序。但我知道他一般不给人写序的，就请他给题个词。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连夜把序写出来了。当然我很高兴，特别感动！

    2006年，苏星同志80大寿，我们经济部还有李光远、林楠、任维忠同志，他们四个人是同年。我们搞了一次聚会，给他们祝寿，苏星同志讲了话。

    苏星同志是2006年冬天发现患有癌症的，春节以前住院放疗。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但他还是很坦然，在医院和出院后照样看书写作，依然还是每天5点钟起床工作，看书写作到9点钟左右，然后看点书看点材料。出院后主要修订补充《新中国经济史》，共55万字，在病中赶着把经济史修改出来了。他原来计划写一个回忆录，编一个通讯集，但这两本书未能完成。

    2007年5月2日，《红旗》经济部的同志到他家聚会。那天去的人很多，他的精神很好，但是他已经预见到……（泣不成声）。在他的房间里，他跟每一个同志握着手，一个一个地拍照留念，然后还拍了一张集体合影。

    后来病情不太好，去了北京市肿瘤医院。8月份病情恶化先送到北医三院，后转到301医院。去世的当天，我和黄小虎赶去了。4月12日上午9点47分病逝。

    记者：马老师，您对苏校长非常了解，又写过《苏星经济学思想述评》。请您给我们谈一下，苏校长的主要经济观点有哪些？。

    马镔：苏星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经济学者。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问题上，有个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的见解。比如国有经济的商品生产、按生产价格定价、住宅商品化、社会主义再生产等问题。程恩富同志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是苏星。

    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观点也是发展的。他对过去“左”的观点，勇于做公开的自我剖析。他主张平等争论，对不同观点宽容相待。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一位学者关于股份制的观点，引起领导注意。他当时对此做出了公允的评价。认为他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探索。他从来不无限上纲，更不会落井下石。

    他还做过一些实际问题的调查论证，比如宝钢的第二期工程是不是要下马，他到宝钢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支持它继续发展。他注意联系实际，系统收集实际资料。积四十年努力，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写出了一部经济史的力作。

    记者：在您和经济部的同事心中苏校长是怎样的形象呢？您们对于他的为人、工作作风是怎样评价的？

    马镔：我们红旗经济部的人对他都很崇敬。他作风正派，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两袖清风、严于律己。他对下属严格要求，但平等相待、宽容爱护，不分亲疏。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党校给自己规定的“十条规矩”。我在他家书桌的玻璃下面看见过他自己抄录的这一规定。主要内容是不当挂名主编、经济实体和民办学校的领导，不给收费班讲课等。苏星同志主持的重点社科研究课题，拨款30多万元，他本人分文不要。《红旗》经济部也有个小钱柜，来源主要是苏星同志在《红旗》领得的全部稿费。他在病榻上，讲话已很困难，还叮嘱他的秘书给友人寄书要自己掏寄费。

    苏星同志办事认真、办事讲究效率，从不拖拉推诿。他又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他从全局的高度来组稿，判断稿件。他改稿非常认真，非常细致。文章改出来以后都是规范化的。稿子处理的太漂亮了，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应该从《红旗》档案里找出比较典范的改样，给编辑当教材。

    苏星同志是一个大学者、好领导、好老师。人走了，他治学、为人的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