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教授，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卫兴华选集》、《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著作（含主编、合著）40余本，发表论文560余篇。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图书一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20余项。

    记者：卫老，您好！我们知道您跟苏星同志是老同事、好朋友。您跟苏先生之间的交往，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兴华：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的时候，1950年7月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跟现在的教研室不一样，它跟我们现在的学院，或者是过去的系是平级的，直属校部。教研室的主任是宋涛教授。我是1950年的8月份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研究生的，苏星同志当时在校部工作，经常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上写通讯报道。1951年，他调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1956年，建立经济系，宋涛任系主任，苏星同志后来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他在教学和研究两方面，已经表现出他的才能了。一直到1959年调到《前线》杂志社。

    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我们国内经济学界展开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那个时候发表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这个著作里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方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我国当时还处在过渡时期，怎样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分析我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这个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怎样发挥作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苏星同志就此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以后，受到了于光远的支持。于光远那个时候是在中宣部科学处任处长。于光远和不少学者支持苏星的观点，当然学界也有不同观点。他这个观点，后来认为是比较符合我们中国实际的，认为是有创新见解的。我记得，就是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科研奖，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奖项。

    那个时候，教师和研究生写的东西一般很少。不像现在，现在强调科研，而且报刊比较多，发文章也多。那个时候，1950年、1951、1952年，或者更晚一点，《人民日报》也就是这么一张纸，四个版，现在的大报版面好多。8版、10版、20版都有。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就那么四版，所以在报上发表文章并不容易，但是苏星同志那个时候就能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发表文章了。不仅是在我们教研室，就是在全校也是被树为典型的，好的典型。1958年，苏星同志还组织教研室的同志编写了十几个分册的政治经济学新教材，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苏联教科书的框架，分给我的一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以白皮、分册的形式印出。

    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校开大会表扬先进，就有苏星同志，他在大会上发了言。苏星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全国的先进工作者大会。那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在教学与研究方面，苏星同志在全校很有声誉，业绩排在前列。他为人处事也比较宽厚、平和。

    那个时候，他年纪也很轻，但不像有些年轻人，一获得一些奖励就自大、张扬，苏星同志平易近人，一辈子平易近人、待人宽厚。我和他相处，没有见他和谁红过脸，吵过架。一直是默默无闻地在从事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苏星同志是我们学校的先进教师，1959年外边调人就把他要走了。先是到《前线》杂志社去了。后来调到《红旗》杂志。他跟于光远同志一起编过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先编资本主义部分，后来又加上帝国主义部分。那本书虽然页数不厚，但内容很有份量。这部教材主要是供非经济学科、非财经专业类学生用的，比较实用。该书的发行量很大。当时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跟薛暮桥同志一起，帮薛暮桥同志写过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还兼任过一家大报的经济版的主编。苏星的年龄比我小几个月吧，他是1926年，我是1925年10月份。他虽然比我小，但曾是我的领导，我们人大的老教师都很尊重他。

    记者：苏校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理论有很多的见解，请您谈一谈他的学术思想吧。

    卫兴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中，专门设有一节介绍“苏星的股份制与公有制主体论”，肯定苏星是我国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1983年，他在《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经济学界最早提出搞托拉斯的是苏星。恰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提出了很多正确的观点。苏星同志做学问重调查研究，重掌握资料，包括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他所著的《新中国经济史》，就体现了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在国内学界最先引用可靠文献资料，指出中央领导层最早提出我国应以市场经济作补充的是1979年2月李先念和陈云谈话中明确的。苏星治学严谨而谦虚，经常讲自己的不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几次写文章提到自己过去也曾受“左”的影响，对有些问题认识不清。我记得他讲过好几次这样的话，别人很少能做到这样的。这就是学者的风度，坦荡。在学问上是不断地追求，但在生活上他不追求，这样的学者是好样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有个博士生，现在在中央党校读博士后，叫张建君。他拜访过几次苏星同志，他回来给我讲，苏星同志怎么指导他，娓娓而谈。对博士生找他，他不但不拒之于门外，反而热情地指导。我们中国的学者里边，我觉得鲁迅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扶持学者，扶持年轻人，你写的稿子我给你修改，指导，帮你出版，你来了我跟你谈，怎么指导你。

    苏星同志讲课的效果好，他能把文件、文献里面的一些指导思想融会贯通到经济学教学里边去。他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他的理论功底是比较扎实的；在党中央一些经济方面的指导思想上能够运用得比较灵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在一起。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在人民大学讲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特别要重视农业，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讲农业发展得快，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得就快；农业发展落后，出现了问题，整个国民经济也就出现问题，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个议题很鲜明。

    苏星同志一直很低调，从不张扬的。老老实实做学问，无论在人大当教师，还是在《红旗》、《求是》任主要职务，都重视材料的收集，重视调查研究。他在《红旗》杂志任职期间，还编印了一套调研资料的书籍。我现在还保存着。他不是坐在屋里空谈，不是拍脑袋想问题谈问题，他写书都是掌握大量的有关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现实资料、统计资料、学术资料，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来写文章，来写书。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他当时也是受了冲击的，被下放。但是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继续研究他的经济学问题，继续写他的书稿，继续思考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写的文章，写的书是一步一个脚印。他不是架空的，他是实事求是的。他的《新中国经济史》，是获得社会认同的，获得社会的好评，那是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