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我心中尊崇甚久的苏星老师逝世的消息，还是在2008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看到的。其实，这离尊敬的老师于2008年4月12日在北京病逝已达24天之久了。

    蓦见这迟到的消息，我的心中仍是难免一沉：“啊，是曾教诲过我、指点过我的尊敬的苏总编、苏校长吗？” 惊愕之中，我连忙打开了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查找更确切的相关信息。很快，一段醒目而又沉重的文字即映入了我的眼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苏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12日9时4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我感到了一种隐隐地沉痛，继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赶忙从一大叠近30年来累积下来的与全国各地师朋好友的书信中，找到了6封跨度20年左右的较好保存下来的“苏星老师”给我的亲笔信。面对这一封封诲我奋进、启我人生的言简意赅而又充满拳拳深意的信，我沉思起来了。于是，记忆的闸门重新打开，20年前与尊敬的老师书信往返地一幕幕便渐渐重现于脑际……

    记得那还是1988年春天，当时30出头的我已在地方人大工作5年之久。专职人大文秘工作之余，我渐渐对人大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几年的不断学习并结合地方人大工作的实际，我对人民代表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若干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写下了我对人大制度研究的第一篇体会性文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应居于首位》。文章 “从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的历史观基础上看首位论的可立性”、“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核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本质特点对象看‘首位论’的可立性”、“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若干制度的特点上看‘首位论’的可立性”这三个方面论证了我文的观点。

    当时我写这篇文章，既是依据1978年到1988年这10年间的改革开放使人大制度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人大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若干制度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这个基本事实而有感即发的，同时也是针对当时一些受“文革”左倾影响甚深的极少数人对人大制度所发挥的应有作用“并不那么肯定，甚至并不那么满意”而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的。果不其然，我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地方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交流时受到了质疑，有几个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多年的且年龄稍大的同志对我这位“在人大工作而写人大制度‘首位论’的年轻人甚为不解，认为我这是“站在哪个山头就唱什么歌”、“在人大工作就认为人大制度了不得”、“人大制度都‘首位’了，党的制度又在什么位置上？”

    面对这些责难，我想到了曾读过的《求是》杂志第1期（即【创刊号】）所登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和《致读者》中说的“《求是》将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团结作者，为中青年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的话语，并由此联想到我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工作的文朋好友曾谈到过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的苏星同志是一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造诣颇深，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并在热心扶持年轻学者方面做得特别好的资深老领导、老学者。于是，我即产生向“苏星老师”请教，希望得到他对我的“首位论”观点予以认可和支持的念头。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表叔——时任四川省政协主要领导的杨超同志。他在电话中听了我的这个想法后“哈哈”一笑，爽朗地说道：“年青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胆识，敢于向大理论权威请教，这也得有胆量呀！”沉思了片刻之后，表叔杨超又说到：“你知道苏星何许人也？他不仅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求是》杂志总编辑，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知名大学者，而且他还是一位在‘文革’中遭受过严峻的政治考验而倍受尊崇的老革命、老领导呵！虽然他更精道政治经济学，但他对人大制度也应该有更深的感悟的。你向这样一位受人尊崇的学者请教，一定要态度特别谦恭，要不耻下问呵！”

    表叔杨超的话激励了我。于是，我毕恭毕敬地手书了一封向“尊敬的苏星老师”求教的信，并附上我在地方有关理论研讨会上交流过的这篇《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应居于首位》的理论文章。当然，信中除了请教我提的“首位论”观点是否适宜之外，还特别提到了当时一些同志对我文观点的质疑这件事。

    信是这样寄出去了，但我当时心中确实没有底，因为我并未对处于高位的“苏星老师”的回信抱多大的希望。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对于我这样一位身在基层的无名青年，位高名盛的苏星校长完全有理由“因工作忙”而不屑一顾的！

    然而，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无根据的。因为，“幸运”确实惠顾了我这个“有准备而又有心”的普通人！

    就在我给苏星老师去信后的半月左右时间，我就收到他给我回的第一封亲笔信。信笺用的是有“求是杂志社”五个红头印刷体字的专用纸，上面用工整、流利、苍劲而又娴熟的毛笔小楷写道：“翟峰同志：收到来信和文稿，从文稿看，你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重要制度，这与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并不冲突，也不应该发生贬低其他制度的误会。我的意见是，似不必在‘首位论’上作过多的文章，而应从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应当承认，近年来这方面的确是不断进步的——虽然对此还有许多人不那么满意。我对政治体制没有作过专门研究，文稿已转给我社政治理论部研究处理，并请他们同你直接联系。谢谢你的支持，顺烦署祺。苏星，1988年8月5日”。

    当时，我读到这封信时的激动之心确实是有些难以言状的！是呵，一位在全党和全国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知名大学者，还有着那么高的职务，却能这样不厌其烦地亲笔回信给素不相识的一个基层爱好理论写作的年轻同志。如此高的德行操守，怎能不令我这个普通人深感“幸运”而终生难忘？！而从这封简短的信中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一位中共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位省部级老领导、一位德高望重的理论家所特有的和蔼、谦诚和善解人意！

    “苏星老师”的回信中不仅肯定了我的“首位论”观点的正确，而且还明示我“不必在‘首位论’上作过多的文章，应从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我记住了“苏星老师”的这一“明示”。于是，我当年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接连写下了《对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党的领导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理论文章，并都寄给了苏星老师审阅。“苏星老师”对我寄去的文章不仅亲阅、修改，而且还分别批给了《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和中共中央党校《党校论坛》杂志社研究处理。

    如我寄“苏星老师”的那篇“首位论”的理论文章，他不仅“明示”我如何正确把握研究角度的问题，而且把此稿批给了“求是”杂志社的政治理论部“研究处理”，并要“他们”与我“直接联系”。事实上即是，不仅《求是》杂志政治理论部认真审阅了我的此稿，而且该部的编辑同志还专门给我来电话，告之此稿不宜在《求是》杂志公开发表的缘由，并建议我改投当时中共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杂志社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理论内参》刊物。经我同意之后，《求是》杂志政治理论部的同志将我的这篇“首位论”的文章推荐给了这份《理论内参》杂志编辑部。很快，此文在1988年第6期《理论内参》全文刊发。而对于我写的《对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的思考》一文，《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的老师们认为较适合在省级政治理论刊物发表，于是积极建议并推荐给了四川省的《政治学研究》内刊，使该文最终于1989年8月25日在该刊第20期发表。我写的另一篇文章《党的领导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寄“苏星老师”后，他于1989年9月18日给我的亲笔信中专门告之：“文稿已转《党校论坛》，他们会同您直接联系。特此函告。你很勤奋，希发扬。《党的领导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很有一些见解，观点上亦是正确的。建议文字上再改精炼点。”不久，《党校论坛》编辑部即专门函告于我：“苏星同志将你的稿件已批给我部处理，我们对你的支持表示感谢！你虽在基层，但近结合本职工作，对有关问题作认真研究，也不容易。为此，我们选择了您的这篇稿件，留下待用。欢迎您继续对我刊予以大力支持，并多提宝贵意见”。虽然，此文最终未全文刊出，仅在《党校论坛》“理论信息”栏目上以摘要的形式发表，但我仍按该刊编辑提出的修改建议作了进一步地修改，完善，最终此文在中国人才研究会主办的《人才研究》季刊1990年第4期全文刊出。

    由于“苏星老师”的不断帮助和指点，我于1989年到1991年写的20余篇理论稿、调研报告全都得到了发表，并多篇获得各级奖励。如我发表于1989年第9期《理论内参》的《对改革现行“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的初步设想》一文，不仅被《中国改革报》全文转载，而且获当年国家体改委主办的全国改革建议大奖赛优秀奖；1990年撰写的《铸造中国的“跨世纪人才金字塔”》一文，不仅在1990年《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而且荣获团中央和人民日报联合举办的“昆仑杯”中国青年跨世纪的思考征文优秀论文奖。而我于1991年撰写的《论举荐党外人士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任职》一文，在当年的《理论内参》第9期发表后，先后又被《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理论与实践》杂志等多家全国发行刊物转载，并先后荣获当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颁发的理论一等奖和当年中共广元市委颁发的优秀理论成果一等奖……

    由于“苏星老师”的勉励和关注，使我在学习和写作上愈发勤奋、在工作上愈发进取，因而使我既从理论研讨与写作的艰辛中体会到了成就感，同时也使我得到了社会上更多认可的机会。1991年广元市举行首届“十佳”青年评选活动，我不仅被提名，而且还最终获得了“广元市首届十佳青年”的称号。当我把这一切都汇报给尊敬的“苏星老师”之后，他即接连两次给我亲笔回信予以鼓励和鞭策。他在回信中既为我在工作、学习和写作上取得的成绩感到“甚喜”、感到“很高兴”，同时又殷切希望我“继续努力！”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当我为感谢“苏星老师”这两年培育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而专门托人买了一点家乡的土特产送到北京请他品尝时，他又专门致信于我，除表谢意之外还特别告诫：“‘君子之交淡如水’，今后就不要千里迢迢送东西给我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虽然，我与“苏星老师”的联系和交流仅仅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是终生的。他当时对我这样一位身处西部革命老区的普通的年轻基层同志的关注、指点和培育，说明了他对《求是》杂志的所有读者、作者都是看重和呵护的，特别是在“为中青年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这个方面真的是做到了力所能及！“苏星老师”的平易近人、宽厚待人，以及他的真诚、谦和、善良，确实让人终生难忘！而“苏星老师”在治学方面的勤奋、严谨、谦虚的态度，更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这二十年来无论是在工作、学习和写作方面，还是近十来年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方面，都力求像老师那样尽可能做得好一些！

    对于“苏星老师”的逝世，我感到难过、感到痛惜！我要永远缅怀他，并将这种缅怀深深地珍藏于心中，化为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动力，化为对人大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理论不断探索的动力！

    安息吧，“苏星老师” ！永远怀念您：我心中的“苏星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