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先生是我在中央党校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4月12日上午，师兄梁言顺以短信息告诉我先生病危至逝世消息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当时我情绪顿然失落，弄得不明缘由的同事有些尴尬，不知如何劝我是好。尽管从一开始就知道先生的病，先生住院期间我也曾在医院陪护过，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过先生会逝去。回想起春节后一直没能去医院看望先生，没能在先生辞世前见上一面，而今竟成永远的遗憾，失落中不免又加了几分自责。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96年4月博士入学考试的面试考场。当时面试并没有象我预想的要在笔试评出成绩之后筛选部分考生参加，而是在笔试之后接着就进行了。面试考场设在中央党校主楼的一个会议室，先生和帮他面试的李世华教授坐在中间，我们十几个考生分坐两边。面试没有固定的题目，随意谈谈每人的感想，先生只是静听和观察，并不加以评价。整个考试期间，考生不免相互议论，导师对谁印象比较好，谁考过几年，谁最可能被录取等等，另外还听到确切的消息，先生要“关门”了，当年是先生最后一年招博士生。我当时还是个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几乎完全不谙世事，考前甚至没有给先生写过信，更不知找人引见。听到考生们的议论，我自己觉得在十几比一的竞争中，我这个第一年考的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乍从武汉到北京，对初春北京的气候不适应，每日似感冒非感冒，面试之后就当天离开了。意外地收到录取通知书是6月30日的事了，那是我准备离开硕士母校的当天最后一次查看邮箱的意外发现。在经历了三个月求职的坎坷与疲惫之后，梦想成真，我并没有象范进那样狂喜，但也似乎又踌躇满志。博士入学之初，新生之间仍又不免相互议论，我这个意外的苏校长的“关门弟子”也引起不少的关注，也有不少人告诉我原来谁是最有把握的。种种信息叠加，更有我亲身经历，先生是个公正的人。

    在我读博士的最初两年，先生还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方面是先生工作繁忙，另一方面当时在校的师兄也叮嘱我少打扰先生，更不要因是先生的学生而张扬，所以除了先生给我上课的时候，我是很少主动去见先生的。对先生的了解，也是从先生教我治学开始的。先生教我是启发式的，每次他叫我去，总是让我先谈这一断时间读了什么书，思考了什么问题，然后对我的所读所思作些评点，指导我应当注意什么，再读什么书，从哪些方面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先生给党校学员讲课也是启发式的，每次上课前，先生会征求学员的意见，了解学员们想哪些问题，然后有的放矢地备课、讲解，并且每次课总要留出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有时那些书记、市长学员们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是十分尖锐的，我在下面旁听真的担心先生如何回答，但先生总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予以解答，不仅引经据典，而且紧密结合实际，令人心服。下课散席，我夹杂在学员之间，不时听到学员评价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大家风范。

    先生治学严谨求实。先生身兼很多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辑，但先生每年仅就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为数不多的文章。先生每次叫我去上课，总叮嘱我要多写，但先生从不向哪家刊物推荐我的文章。先生也从不让我帮他写什么（后来知道先生开会讲话全部自己写，从不让秘书代劳），当时关于劳动价值论争论较多时，先生将谷书堂、钱伯海教授以及其他人寄给他的材料交给我，让我研究，我研究后认真写了一篇文章交给先生，先生提了些修改意见后告诉我，你试着找个刊物投投吧。我投了几家刊物终被采用，不久竟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我博士论文答辩时，先生向答辩委员会介绍我的论文时说，小文同志的论文完全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他用的一些方法是我所不太了解的。先生治学还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每次寒暑假我从老家农村回来，先生总让我讲讲在家乡的见闻，以及农村的问题，听完之后还嘱我整理出来。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村改革与农村发展，我完成论文初稿时，先生让我拿去给曾在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改革时任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凤阳县当时隶属滁县地区）、后来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同志看，听取王老对我论文的意见。

    先生生活十分朴素。我第一次到先生办公室时，看到其中摆设的都是用了多年的普通家具，直到我毕业还是那些东西。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在先生办公室上课，先生穿着背心，突然梁言顺师兄（他当时也是先生的秘书）来告，说汪家璆同志（女，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要来和他商议事，先生起身去穿衬衣，在先生转身时，我发现先生的背心后背有好几个洞。1998年先生不再担任副校长后，我有时要去先生家里上课，逐渐对先生家庭有了更多了解。先生家里的摆设也如同他的办公室，用了多年的陈旧家具，满屋简单的老式书架，先生家甚至没有一台什么等离子之类的电视机。先生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也都十分朴素，见不到什么领导子女的习气。有一次我在《瞭望》杂志看到先生小女儿苏小卫的一篇文章，讲她如何写电影《赢家》的剧本，其中有一段大意谈到主旋律作品是否需要有意识地创作，她说自己生长在那样的家庭里，骨子里流的就是那样的血，她天然地会认同并创作《赢家》那样的作品。我相信她的话没有任何做作之处。

    先生待我如幼子。在我做“关门弟子”（我毕业后先生最后又招录了匡家再）的三年间，先生给了我慈父的关爱。先生平日话很少，有时我坐在先生身边，先生并不说什么，只是慈祥地看着我，我能感受到先生的眼神是暖暖的。新年的时候，先生一般要通过梁言顺师兄送我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以他那种年纪人的方式表达着对后辈的期望。三年间先生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记得有一次先生生病输液，我在医院陪护，有个单位的书记和行政领导两人关系不好，先是书记进来，反映行政领导有什么问题；书记刚走不久，行政领导又来了，反映书记有什么问题。行政领导走后，先生告诉我，做人要坦荡，尽量远离争权夺利之类，太浪费时间。尽管先生是公认的大家，但就我所见所闻，先生自己一生低调。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先生以身师范教我领会了其中最深刻的涵义。1999年我博士毕业了，先生依然时刻关心我。毕业第一年到南京锻炼时，我在给先生的信中提到父母对我的终身大事很着急，先生回信叮嘱我，还是回到北京再考虑吧。

    好人终有好报。送别先生那天，很多人来为他送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年轻的学生；苍天亦有灵，绵雨连连。那既是对先生一生处事、治学、为官的最高评价，也是先生别前对我最后一次的身教师范。

    送别了先生，我把他的遗像放在办公桌前，他慈父的眼神看着我，温暖着我，促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