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先生是我所敬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代宗师。由学习出版社出版的《苏星自选集》是一本装帧精美的理论书籍，书中选入的41篇文章是先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发表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代表性作品。自选集的文章基本上分为理论文章和调查报告两类，前者31篇，后者9篇；自选集文章的内容则充分反映了先生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理论联系实际直面现实的方法，在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用发展了的理论指导现实；自选集的文风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一如先生的为人。在作为自选集代序的文章《50年来从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反思》一文中，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其中态度的谦虚、持论的公允，真正是大家的风范。正如先生所讲：“批评自己重于批评别人”（第2页）这就是先生的学术情怀。上古典籍《尚书·秦誓》有云：“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难哉”。读先生的著作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谦虚的态度，不以人之非而妄责，不以己之是而偏执，以是为善。例如在《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这篇震动理论界的“谷、苏之争”著名的文章中先生的这种学术情怀反映的更是淋漓尽致。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重要理论推动者之一，先生的文章反映了整个改革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激烈冲撞以及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仔细读来，受益非浅。

    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素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交相辉映

    先生是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资本论》出身，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学术界崭露头脚，亲受社会主义经济巨匠薛暮桥先生的耳濡目染，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便利。因此，先生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素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交相辉映，理论研究自成一家，观点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先生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看似平铺直叙，但浑厚的理论功底深蕴其中，例如在《略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几个问题》、《价格改革与平均利润率》等文章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在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中，理论界长期存在内含型与外延型、粗放型与集约型、内含的集约型型与外延的粗放型的争论。先生不但一针见血的指出：“我认为，这些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第96页），明确提出：“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第97页）；而且指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率（积累率）就不能过高”的对策建议。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再生产与投资理论的系统运用。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更是熟练的运用马克思有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重要性的原理分析了我国与美国农业生产率的现状，并提出农业机械化，尤其应该把工具机作为机械化起点和改造自然条件的观点，现在读来，其理论价值仍然相当显著。正是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素养，才使先生自选集的文章展现出直面现实的理论价值和成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奇葩。

    在先生的自选集中有几篇文章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成果，由于有的最初是讲话稿，难免带有理论宣传的味道。但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无疑是最实事求是的结论。先生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于理论、经验和规律三者关系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因此，结论也比较客观、审慎。正如先生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崭新的社会制度，主要靠千百万群众的创造力，要不断积累经验。我们绝不要轻易否定自己花了大量代价取得的经验，也不要笼统地把它们概括为什么模式。要珍惜一切成功的经验，点点滴滴地把它积累起来；要正视一切失败的教训，永远引以为训。这样才能从中寻找出客观所固有的规律性”（第16页）。社会主义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模式，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实现发展的过程。经验并不是万能的，经验也并不代表通行的模式，因为“总结经验，不等于认识了规律，但它是认识规律的阶梯”（第17页）。这种以理论为指引，以经验积累为基础，进一步从中发现和认识规律，按照规律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科学态度。

    二、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是先生理论研究独树一帜的领域。自选集的几篇文章都很有价值。例如在《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一文中，先生指出陈云同志1979年3月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最早在我国文献中提出了市场调节的提法。这对于正确评价陈云同志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陈云这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创立者的市场经济改革思想大有好处。整篇文章以比较翔实和权威的资料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激烈的理论论战。再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1988年初广州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就提出了一份《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报告以一种新思路提出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探索有反复，是在经验中总结，教训中反思，论战中不断进步的过程。在这些认识中之所以讲先生的研究独树一帜，关键就在于发表在1980年《红旗》杂记第21期的《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问题》一文，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即统一市场的问题。在当时的理论氛围中，能够从“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就是承认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包括生产资料的流通”（第223页）到探讨市场结构，并指出“计划市场和自由市场，在社会主义阶段，会长期存在”（第225页）；再讲到必须发展社会分工，要各省市发挥优势，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就是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富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计划经济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当时，这是难得的理论研究成果。正是有了这样对于市场和市场经济前瞻性的前期理论研究成果，在《我国农村市场与培育市场体系》一文中，先生集中探讨了农村市场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培育问题，对于商品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基础地位、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等都进行了较深刻的研究。文章中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主要在城市”（第165页），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思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农村土地市场、金融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的研究，现在仍然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难点问题。《农村是需求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则着重从国情的角度指出了伴随改革开放农村市场所表现出的巨大发展前景。市场问题的核心是价格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中国稳定物价问题》以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价格改革与平均利润率》，这些文章正是反映了与价格密切相关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以上只是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就的冰山一角，有广泛学术影响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是理论界最早全面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有兴趣的读者细细品读，一定会别有心得。

    三、直面现实问题关心民生之本的住宅问题研究

    住宅问题是民生之本，关注住宅问题的研究是苏星先生自选集的一大特色，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安居乐业一直是国人的理想，但众所周知住宅问题曾经是压在国人心上挥之不去的痛。先生著有《我国城市住宅问题》的专著，在自选集中选入的《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怎样认识城市住宅商品化》以及《合作住宅事业前景广阔》等文章，都是先生研究住宅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现在，商品化已经成为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基本途径。但在198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的确是个难题。按照先生文章中的数据，1978年底，全国192个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仅有3.6平方米，甚至低于解放初期的4.5平方米。因此，住宅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先生的研究是从纯粹经济理论出发的，他指出：“企业建筑住宅可以，个人能建筑和购买住宅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弄清住宅的性质”（第276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住宅是个人消费品，而且仍然是商品。”（第277页）因此，先生提出解决住宅问题的思路是：以国家投资建设为主，充分调动企业和个人建筑住宅的积极性（第276页），城市住宅改全部出租为部分出售。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之处的1980年，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还处于计划经济保守和教条的时期，这样的理论见解无疑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伴随社会经济改革实践的发展，中央很快就把住宅商品化的改革确定为基本方针。先生住宅问题的研究为解决这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由于先生住宅问题的研究是直面现实问题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理论争论，但现实问题只服从规律即事物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抓住规律也就接近了真理。2004年，我国人均城市居住面积达到14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0平方米，城乡居民的居住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因此，年轻学生现在读这些文章已经没有特别亲身的感受，但这其中正包含着理论家默默的贡献。进入20世纪90年代，先生仍然就自己提出的发展住宅合作社的问题展开研究，热情的指出合作住宅事业前景广阔。

    四、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

    自选集中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文章只有一篇，但作为一名西部人，使我对于这篇文章有更多的关注。正如先生所指出的旧中国地区经济结构极不合理，解放前我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工业（第122页）。建国后的西部开发有过两次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是“一五”期间，根据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确定的国民经济工业平衡布局和发展的战略，“一五”期间投资向内地工业倾斜，国家在内地的投资额占全国的一半左右。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中，有40项安排在陕西、甘肃两省。而且西部开发特别重视铁路、公路的建设。先生的结论是：“第一次西部开发是成功的”（第124页）。这是个客观的结论，西部的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些依托工业发展起来的城市直到现在仍然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尤其第一次西部开发中著名的三线建设，先生有详细的叙述，三线建设中关于大三线、小三线和三线划片的区分，是许多关注西部开发的同志所忽略的。按照先生的记述：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片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这就是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第127页）。三线划片以及大三线和小三线的划分，是与国民经济的布局与战略投资密切相关的，是全国经济布局是大调整，到70年代末，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国的1/3。这就和我国20世纪末所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的西部更多的是指经济不发达的西部省份，在经济开发的投资力度上显然不大；战略上缺乏大三线、小三线和三线划片的布局开发的系统性和联动性。现在，西部大开发正处于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除了西部人自己的努力，没有国家的政策支持，第二次西部开发恐怕很难取得预期的成效。

    五、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鲜活理论成果

    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视是先生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风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先生的这本自选集中不仅选入了有代表性的9篇调查报告，而且除自选集纯粹基础性理论研究的文章外，先生研究的问题相对集中在农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这些问题中正是以丰富的调查材料和数据作为理论基础。例如先生在自选集代序中所讲到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位老大娘端了一笸箩花生招待先生——这些北京来的人的事情，就是先生深入农村调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亲身认识。对于这样一个调查得到的亲身感受先生在自选集的多篇文章中反复提到，说明群众对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实践的拥护。自选集中的9篇调查报告与书中的其他文章，读者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反映先生掌握调查研究方法的《应当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做农村调查》和《陈云同志是怎样做工业调查的？》两文却值得大书特书，这两篇文章的小标题可以说就是先生掌握调查研究方法的不二法门。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先生用三个小标题概括为：（一）“‘十月怀胎’与‘一朝分娩’”，即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调查与解决问题的关系；（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即调查者的态度问题；（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对于陈云同志的方法，先生三个小标题概括为：（一）“细心听取汇报”，悉数了陈云同志报告、讨论、专题讨论的调查方法；（二）“反复研究专题”，即针对问题有的放矢务必吃透的问题排队做法；（三）“全面总结经验”，即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并解决问题。前者纲举目张，大处着眼；后者细心求证，小处落脚。苏星先生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指导自己的调查研究，因此得出了许多对于实际的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令人信服、有积极价值的成果。这正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所应该努力学习的地方！

参考文献：

苏星：《苏星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