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同志 家乡人民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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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王金堂] 发布时间：08-08-26 09:54:29 |
2008年的4月12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同志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噩耗传来，五雷轰顶，国失俊才，吾失良师，心情十分沉痛。
苏星同志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下洼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东北，很快他的家乡也遭受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致使他全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童年的苏星随同叔父将家迁到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南端的兴隆地村。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为，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底。他读小学的时候就立志学好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决不受侵略者的欺负。在班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毕业后因奈曼旗还没有中学，只好到开鲁县去读书。1948年，他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系。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后调到《前线》杂志社任副主编。1961年又被调到《红旗》杂志任经济部主任，后来任总编辑，198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常委。
我与苏星同志相识，还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奈曼旗工作。一次，我同周汉同志去呼市开会回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四旅馆。午后，周汉同志对我说：“ 咱俩到《红旗》编辑部去看一下我的老同学苏星吧！”我说“你去吧，我不认识。”他又说：“见到了不就认识了吗？他也是咱们奈曼人”。于是，我俩步行到沙滩的松公府夹道，走进苏星同志的办公室，他正在看稿。经周汉同志介绍，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满口奈曼腔“哎呀！我的小老乡，见到你很高兴，请坐！”初次相见，他给我的印象是：长得很帅气，额头宽而又凸起，中等身材，讲话流利。那年他才36岁。他拿了一把椅子过来，紧贴我俩面对面坐下来，打听家乡的情况，询问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来的，还有生活用品的价格等，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俩告辞时，他一直把我们送出院外。后来他任的职务越来越高，几次去京也想看看他，但想到他事务繁多，又不忍心去打扰他。
1995年冬季，我在撰写一篇文章，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该怎么区分，两者有什么关系，有点似懂非懂，又不能下个准确定义。查了一些书籍也未弄清楚。这时我突然想到苏星同志, 他可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于是我就写了封信向苏星校长求教，很快他就回信给我，令我震惊的是30多年前的那次见面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随信寄来的还有一本他签了名字的新著《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说：“你要问的在这本书中可以得到回答。”至此，我俩之间的书信、电话往来就频繁了。每当他的新作问世，他就会签上名字很快寄来。
苏星同志长期在京，但他非常关心家乡的变化。1962年初，党中央在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人们常说的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扩大到旗县一级，当时任奈曼旗委第一书记的王和、旗长刘琼参加了这次大会，会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苏星同志特意在家里招待了这两位奈曼老乡。饭桌上有一盘花生米、一盘豆腐、一盘炒鸡蛋和一盘猪蹄。后来刘琼同志对我说：“那时全国都在渡难关，在苏星家里能吃到猪蹄和炒鸡蛋，可真胜过现在的熊掌和山珍啊！”可想当时苏星同志是尽全力而为了。1995年的夏季，苏星同志到我区的兴安盟开会，会议结束时，他顺路特意回到了阔别半个世纪的家乡敖汉旗和奈曼旗，这位年已古稀不顾旅途疲劳的老人，被家乡的变化吸引了，他没来得及休息，便穿林海、爬大漠参观沙漠变良田、沙漠变牧场、沙漠变果园的喜人景象。他回到北京后，写了篇报告，题为《喜看绿色长城》，向全国介绍了敖汉旗和奈曼旗的“三北”防护林建设情况，发表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不久，他将这期《理论动态》寄给我三份，并嘱托一份留给我，另两份转给盟委领导同志参考。我及时将他的报告转给了当时的盟委书记杨晶同志。杨晶同志看了后对我说“这篇文章在哲里木报上发一下吧！”几天后该报的头版头条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苏星同志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多次为家乡捐款、捐书，见到家乡人总是那么亲切。
苏星同志一生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上个世纪70年代，奈曼旗委党校校长由俊卿是他的老同学，旗里想买台好一点儿的照相机，当时在市场上很难买到，就让由俊卿专程去北京找他帮忙，办公室准备了家乡的特产两瓶“奈曼大曲”。苏星对他的老同学说“我能办的事一定去办，带酒来就不对了，怎么能让公家破费呢？”当由俊卿同志从北京回到家里时，苏星同志把酒钱已寄过来了。当前，一些企业和部门为了追求名人效应，不惜重金请名人当挂名顾问、主编、主任，或邀请讲学。更有些名人把眼睛盯在了钱上，只要给钱，有请必到。而苏星同志却恰恰相反，他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的眼睛看的是事业。他还为自己规定了十条守则，交给秘书掌握，其中就包括：不当挂名主编、编委会主任；不给校外收费班讲课；不专程到外地讲学；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以及民办高校的董事长、名誉董事和顾问；不担任与经济学术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顾问或理事；不担任挂靠党校的学会、研究会会长等，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这十条守则，不愧领导干部的楷模。
苏星同志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颇丰，在国内外有着一定影响，他除了著有《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外集》、《苏星选集》、《新中国经济史》和《我的理论生涯》等著作外，还帮助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人完成了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并且主编了《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他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为完成《新中国经济史》这部巨著，曾两次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请求中央能批准他不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校委职务，抢时间、集中精力撰写《新中国经济史》。胡锦涛同志认为写经济史是很有意义的事，可以给些时间。就这样，他投入到经济史的撰写上，经过非常紧张的三年之功，终于完成出版了《新中国经济史》，这是我国建国后一部较有权威性的经济史书，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喜爱。这部书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去年的6月25日，我与苏星同志通话时，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洪亮，根本不像是80多岁的老人。最后我说：“能来通辽看看吗？”他连忙说：“不行啦，现在身体不太好，前段住进医院里，身体不允许我去通辽了。”万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次谈话。
尽管苏星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我拜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的头脑中，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苏星同志，您不愧为家乡的才子，家乡为您而骄傲，您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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