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开鲁有“两大文物、两大人物”，苏星是两大人物之一。

    苏星，1926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在开鲁县度过难忘的中学岁月，从开鲁迈进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先后任《前线》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求是》杂志总编辑，1989年至1998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星心系开鲁，深爱着开鲁的土地和人民。我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曾编过苏老的稿子《开鲁岁月》，连载了很多期，大约有三万字，都是他亲笔所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不像名人那样潦草得让人认不出。也曾见过他的照片，谦卑单纯的微笑，耄耋之年却给人的感觉像个阳光少年。最让开鲁人为之感动的是千禧之年，老人回到第二故乡，把他的多年藏书捐给家乡，建起了“乡友藏书馆”，七年来，数十次向家乡寄书近万册，其爱家爱乡之心一目了然。

    这样的人物，我在心里敬仰他，没想到今年的七月，我竟然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七月的北京，落花如雨。在戒备森严的部长楼门前，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约定的时间。老人在去年被查出食道癌，不知道现在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如果是一般的来访，他的秘书就会替老人回绝掉，但我们不是一般的客人，我们是老人来自家乡的“贵宾”，秘书对老校长执著的乡情无可奈何。我们得以顺利地通过盘查，来到老人家的住所。

    老人一身便服，笑盈盈地将我们迎进客厅。坐在沙发上，老人随和地问他的老朋友方纲：“看我的精神怎么样？”老人毫不忌讳自己的病情，别人都是谈癌色变，而苏老却无视癌症的存在，谈笑风生。他对我们讲了他的原则和态度：“一要不怕死、不怕苦，二要相信科学。”并把这两条当成至理名言送给他的病友，鼓励他们要正视癌症，有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先垮。

    老人是抱病之身，这让我们的谈话慎之又慎，不敢走神，还要时不时地看表，以免坐久了，让老人的身体吃不消。

    老人很健谈，一直笑呵呵的，对我们讲了他积之四十年心血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史》之始末。1989年，苏老辞去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职务，专职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党校除了日常教学行政工作以外，还要给学员上课，校外有些事也要做，做研究工作的时间比较少。为了能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他为自己规定了十条守则，交给秘书掌握，其中包括：不当挂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主任；不给校外收费班讲课，不专程到外地讲学；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以及民办高校的董事长、名誉董事和顾问；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顾问或理事；不担任挂靠在党校的学会、研究会会长等。为了争取时间，1995年，年近七十的苏老两次给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写信，希望辞去副校长职务。

    信里说：“我想抢一点时间，撰写一本《新中国经济史》。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而且一直在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一些专题，具有我这样条件的人现在已经不多。这本书如果写得好，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过去，自觉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会有一点用处。我现在身体还好，能集中精力作一点事情，年纪再大怕就写不成了。”

    胡锦涛把信批给党务副校长，认为写作此书是有意义的，同意了苏星的请求。于是苏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集中三年时间，写了五十余万字，将研究四十年的新中国经济史公布于世，成为一本留给后人的生动教材。

    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谈兴不减，畅想着未来的人生。“闯过这一关，再活三五年，把该做的事都做完。”这是苏老的生命宣言，令人心生感慨，声音不大，却震聋发聩。

    辞别之际，老人颤巍巍地走进书房，分别送给我和小刘一本《新中国经济史》，捧着珍贵的签名本，我无言以对，只好真诚地祝福苏老早日康复，这样睿智的老人，如果让癌症吞噬了，实在一个巨大的损失。而我通过老人的言谈，看到了一个光明磊落的内心世界，那里洒满阳光，莺飞蝶舞，是一处精神的净土，是一个常人难以攀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