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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陈云同志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
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摸清情况，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陈云同志对农业和工业都做过深入的调查。农业方面，《青浦农村调查》已收入《陈云文选》。工业方面，陈云同志曾主持召开过煤炭座谈会和钢铁座谈会，但了解的人不多。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煤炭座谈会的具体情况，看一看陈云同志是怎样重视调查研究的。
细心听取汇报
1961年10月14日到11月3日，陈云同志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了20多天的煤炭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张霖之、薛暮桥、宋养初等同志和阳泉、开滦、平顶山、淄博、鸡西、阜新矿务局的党委书记以及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
座谈会开始，陈云同志首先说明了座谈会的性质和开会的方法，他说：
这是调查研究的座谈会。根据典型的情况(从61个直属矿选了6个矿，占1／10)，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出不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也不做决定。座谈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从各种角度考虑问题会周到一些，避免片面性。
讨论中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企业内部的问题；一类是从部、从全国的角度来看的问题，即属于全局性的问题。煤炭部和机械工业部、铁道部都有关系。
工业和农业不同，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和企业外的问题。农村调查一个横断面，就了解得差不多。工业光从企业内部考虑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企业内外一起考虑。
讨论方法：先报告，再分专题讨论，重点在专题讨论。从同志们的报告中搜集专题。半天开会，半天进行酝酿，要有充裕的时间考虑。问题都是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最后才成熟的。听报告，仅仅是为了理出专门问题，但不是解决6个单位的问题，是要概括出一些全国性的问题来。一个专题需要讨论半天，或者多一点时间。少做一般性报告，多留一点时间做专门讨论。
从10月14日到20日，听了6个矿务局的汇报，21日听了当时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汇报，汇报便告一段落。
汇报时，陈云同志每天按时到会，总是聚精会神地仔细地听每一位同志的发言，而且把要点记下来。据周太和同志说，晚上回去还加以整理。在听汇报过程中，有时也插话，但插话不多。
插话中，主要是鼓励大家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第一天，陈云同志在听完阳泉矿务局党委书记的汇报以后说：革命总是有对有错，好事讲不坏，坏事讲不好。见了面只是哈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胜利了的革命也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错误，错误也不能说成为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在陈云同志的鼓励下，汇报的同志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有的同志说，过去只能在桌子下面讲的话，也搬到桌子上面来了。他们分析了“大跃进”所带来的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对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如经过1958年大破大立，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而且自流了；指标过高，规章制度(包括计划平衡、采掘衔接)不能坚持，乱采乱掘；取消计件工资，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生活困难，带来职工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政策不落实，有功不显，有过难逃；群众对干部说的话失去信任，说“1958年号召什么听什么，1959年怀疑，1960年不敢说，也不敢信了”，等等。
陈云同志听了这些情况，一再对大家说：要做事后诸葛亮。他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就是总结经验。错误不可避免，要客观，要接受经验教训。肃反的经验最多，没搞过的也会出“左”。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去过中央苏区的人，还是可能出“左”。许多事情自己没经历过，就容易出问题。每个部门都有很多争论，问题是采取正确态度，要客观地看问题，否则，今后还会重犯错误。
陈云同志很注意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错误的性质。他说：我们在农村推广密植、双季稻都是好心，但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比如电力排灌农民就非常满意。我们究竟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做坏事是出于本心还是方法不对?完全可以用事实说服农民。
对于如何纠正错误，陈云同志认为，纠正只要开始走一步，就松动了。有了十二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有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不要急了，要一步一步认识。
陈云同志的话使与会同志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受到很大启发。当时，煤炭工业虽然正处于困境，煤炭部门的同志不但没有垂头丧气，通过座谈会，反而提高了信心。
反复研究专题
10月21日，张霖之同志汇报完了之后，陈云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18个讨论题目。他说：问题不妨细，细了讨论得深。讨论生活问题就不如讨论粮食品种、蔬菜、家属粮食供应问题。讨论最怕囫囵吞枣，问题分得细，讨论反而快。下面就是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
1、三年来煤炭上升的原因，哪个占多少，数量要算一算。哪些因素促使煤炭上升，排一排队。各单位估计，可以出全国数字。哪个原因第一，哪个原因第二?哪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2、下降的原因，也排一排队。
3、现在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应当从哪几方面计算?
4、要做到正规循环作业应具备什么条件?
5、机修的内修和外修。哪些内修，哪些外修?内修不一定合理。
6、安全问题。环境对工人的精神状态很重要，和地面工作不同，没有安全搞不了生产。
7、哪些规章制度首先恢复?哪些是必要的?
8、群众运动有哪些好处?哪些必须保持?过去的规章制度，保险系数大；自上而下的多；机械。
9、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10、计件工资到底好不好?
11、粮食奖励制度怎么奖法?防止什么毛病?
12、粮食品种问题。
13、蔬菜问题，一斤油的问题，怎么保证?
14、住在农村的家属粮食定量不够的问题。
15、技术人员问题。不积极，对我们的事业有没有利?
16、赔本问题如何解决?赔是赔定了，用什么方法赔?
17、国家调度的煤是大矿好，机械化水平高好，还是小矿好?煤矿是否和一般工厂有区别?怎样理解大中小?1958年钢铁搞“小土群”、“小洋群”，是因为要翻番。炉型究竟多大？小的技术可以过关，经济指标是否过关?大中小还要看设备制造能力。
18、全国各行各业总的水平到什么程度?煤炭能够搞多少?
经过准备，10月23日开始讨论专题。第一个专题是三年煤炭上升的原因。发言的有阜新、平顶山、开滦、鸡西矿务局和煤炭部。阜新矿务局举出五个原因：老矿井改建基本完成；有1957年的储备；矿工生活比较好；工人干劲大；协作关系比较稳定。开滦矿务局补充：小煤窑也起了些作用。听到这里，陈云同志归纳为四个原因：老井潜力；新井投入生产；小煤窑；工人干劲。并且问：由年产9200万吨提高到24000万吨还有什么原因?平顶山补充两点：一是新矿简易投产；一是乱采乱掘。鸡西也说有乱采乱掘的情况。接着，煤炭工业部列举了四个原因：老井；新移交井；卫星井(包括小窑)，工程煤(即边基建边采的煤)。张霖之同志说：这三年指标都太高，1959年应产1．9亿吨，产了2．1亿吨，1960年应产2．1亿吨，产了2．4亿吨，按这个指标，新井移交应当是6000万吨，但基本建设跟不上。基本建设不能保，按理产量指标就该降下来。陈云同志很同意，说如果新增6000万吨新井，不会有问题；降低产量指标，也不会有问题。我们的工业水平，不能维持那么大的产量，也搞不了那么大的基本建设规模。
经过反复讨论，陈云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增加来自四个部分，按三年平均，老井占65％，新井占21％，卫星井占lO％，工程煤占3—4％。
第二，工人的干劲。当时是有物质条件的干劲。
第三，有若干部分不适当的开采，从全局看有6000万吨。
当大家谈到煤炭增加四个组成部分还有水分时，陈云同志说：开采数字要去掉虚数，损失要去掉合理部分。
然后，陈云同志又归纳为：第一，四个来源；第二，底子好(指物质条件)；第三，干劲大；第四，若干部分乱采。
薄一波同志提出，应加上技术革新。陈云同志说：加上第五，有效的技术革新。
这样，1958年以后煤炭上升的原因就基本上清楚了。
10月24日、25日，讨论1961年煤炭下降的原因。一开始，陈云同志说：约法三章。第二个会可以推翻第一个会的意见，反反复复，左思右想，回去讲最后的意见。
24日，开滦、阜新、阳泉三个矿汇报。在汇报中，列举了许多原因。如过去高指标，追产量，加班加点挤了维修时间；采煤方法不当，吃厚煤层多，吃薄煤层少，大巷失修，工作条件变坏；材料、设备供应不足；新工人多，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低；管理削弱……等等。但最突出的是生活问题。阜新的同志说：由于生活问题解决不了，粮食和副食不足，工人体力普遍下降。
听了三个矿的汇报，陈云同志说：
前两天是事后诸葛亮。总结经验是为了展望将来。外界对煤炭工业的情况不了解，一下上去，一下下来，究竟有多少原因?哪些原因是主要的?下降的原因要讨论清楚一些。煤炭平均日产量从去年下半年的63万吨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52万吨，现在又下降到44万吨，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一个生活问题，不能从52万吨降到44万吨。现在的水平究竟多少合适?开拓延伸到底搞多少是合理的?
25日，张霖之同志综合全国情况，对煤炭生产下降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一)原来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是平衡的，现在基建完不成，必然吃老本；(二)从1960年开始，材料、设备赶不上了，设备带病运转；(三)物质条件下降；(四)管理问题，巷道维修跟不上。还有生活问题。
张霖之同志汇报完了以后，陈云同志说：(一)生产和基建不平衡；(二)材料不足；(三)生活问题；(四)管理。有人说，经委、计委、煤炭部、地方看法不一样。有一种意见是，可以生产那么多；有一种意见是，不能生产那么多，因为基建和生产材料实际上不能给那么多。这几年，指标过高，规模过大。给了东西，上去；不给东西无非两种结果：吃老本，或者产量下降。
接着，大家集中议论指标过高。陈云同志根据大家的议论，改为五条：(一)生产指标高了；(二)基建的摊子大了；(三)因此，材料、设备分配少了，带病运转；(四)生活从1959年开始出问题；(五)管理(技术革命、工具、巷道维修、各种制度)。同时指出，采掘跟不上，是指标高逼的。生产指标摆在第一位，别的都同它有关。
陈云同志说：头几年不管什么原因总是上去了，中央、地方都积极得很。当然预先看到问题可以改，但是也很难。1959年，在上海议论钢产量年产1650万吨行不行，当时也没有把握，后来调查研究了2个月，才定为1350万吨。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水平如何；三是研究10年8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
最后，陈云同志说：加上一点意见，不正常的东西还起作用；遗留下来的欠账未还；为了维持经济上的需要还继续欠账；将来还付利息。加一条遗留。
下降原因，经过这样多次反复，才最后确定下来。
从10月26日到11月3日，又花了8天时间，讨论材料问题，设备问题，安全问题，大中小型问题，油、肉、蛋、鱼的供应问题，在农村的家属口粮问题，计件工资问题，技术人员政策问题，等等。陈云同志把讨论的问题分为三类：(一)增加点知识的；(二)少一点讨论的；(三)认真讨论的。经过讨论，一般都有了结论。
全面总结经验
座谈会自始至终注意总结经验。11月3日，座谈会结束时，陈云同志说：有正面的经验，有反面的经验，好好总结都会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工作起积极作用。有成功，有失败，会得出另外的东西。我理解，这另外的东西，就是带规律性的东西。
从这次座谈会，总结出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呢?
第一，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按比例。
当煤炭部谈到在“大跃进”期间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陈云同志说：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按比例。有的5年10年按比例，有的30年按比例。
要按比例，就不能搞高指标。在研究煤炭指标时，陈云同志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每年增加多少煤。但每年能增加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10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头3年每年增加2690万吨。过去一个时期建设煤矿靠外国设备，现在要转到完全靠国产设备，争取配套，这样，每年增加2300万吨不容易，增加2000万吨比较充裕。接着，陈云同志提出要算几笔账：
(一)每年增加2000万吨煤，每年需增加200万吨钢，设备中合金钢、铜、铝需要多少，普通钢材多少，设备多少，算出个账来和冶金配套。
(二)算一算铁路。中国铁路少。采矿就是搬石头，靠大车、汽车拉不行。1949、1950年开发工业的条件是路、电先行。开始搞宝成铁路，但不知道铁路和电都要烧煤。
(三)投资，每年增加2000万吨，要5亿元投资。25元1吨煤，1000万吨，投资2．5亿元。
(四)基本建设规模。每年增加1000万吨煤，建设规模需8000万吨。建设时间不能算得很紧。
这些都属于按比例的问题。
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陈云同志提出，一定要算账。生产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主要设备、一般设备、辅助材料、三类物资到底需要多少?几项材料要分别计算。以后做老实事，材料不够，可以请示综合机关：或者吃老本，或者减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是算账，一是材料和指标要一致。算账很重要，5块钱只做5块钱的事，不做8块钱的事。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不要怕降低指标。向下是实的，向上是空的，下马总有个底。东西多出来了，谁也吃不下去，半年以后可以作结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到100亿元，半年以后东西多出来了，结果完成138亿元。
第二，物资和购买力要平衡。
当讨论到有些矿采取减人不减粮的办法解决工人生活问题时，陈云同志说：各行各业都减人不减粮，不解决问题。城市加人，农村减产，造成粮食困难。粮食增产，又挤棉油。达到1957年水平，消费量不如1957年。退职还乡1000万人，明年以后会见效。现在是拿农民的口粮。黑市出现，根本原因是物资和购买力不平衡。购买力，吃穿200亿元。从前60到80亿斤猪肉进城，1元1斤，回笼60到80亿元，不算鸡鸭蛋；每口猪出25斤油，7500万元；算上鸡蛋100亿元。20尺布，6亿人口60亿元，加上针织品，也是100亿元左右。补满这两个大头，用别的东西靠不住。1950年300亿斤粮、880万担棉花可以稳定市场，那时购买力小。现在900亿斤粮食也解决不了问题。根本问题是增产，提价、提工资都不行。拖拖拉拉，等一等，生产发展了，才能平衡。
陈云同志还说：最困难的问题是吃穿问题，而这主要靠农村。农民看到鸡蛋有利，就拼命干，干的结果价格就下跌了。经济转动的环节在农村，这个环节一转动，就活了。现在有几十样东西价格稳定，其余钞票跌价。市场上商品少了。要等购买力下去，生产上来，物资掌握好，工资物价一齐调整，时间不少于3年。只有粮食解决以后，才能解决棉花问题。
第三，要研究中央和地方的管理体制。
当座谈会议论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陈云同志说：根本问题是条条块块，尺寸没有搞正确。然后他回顾历史，说开国12年几个东西倒来倒去未倒出好办法。1957年以前一包到底，开始有必要，以后放一点，经过毛主席批评。每次开会都提出放不放?地方、企业都要分一点成。1956年讲了十大关系。1957年，一个开了企业分成的会议，企业分成；一个是地方财政分成。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6月30日企业大量下放。以后每一次会又议“全国一盘棋”，各搞各的不能集中，需要集中而没有集中。讲了三年之久，这次庐山会议决定集中一点。究竟集权和分权到什么程度，现在并未解决。从工业建设来说，没有集中统一不行，一个省一个大区都不能解决问题。同时，毛主席讲，中国大，有的省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只开各部的会，不开省委书记会，会说都是上面下来的。省委书记代表当地的统一领导。当地不出一把力，平顶山、包头是搞不起来的。同心协力是应该的，但应给的权力、物资没有给。地方提出项目，并不只是为地方办工业，也是为大企业服务的。那时地方毫无机动余地，搞到财政分成很高兴。是否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该给你的就是你的；该为大企业服务的就要为大企业服务。市委的我不动，我的就是我的，给你的真给。钱，要紧的几样都给，给了的不打主意。中央的东西，地方也不要打主意。物资要相当统一，否则不能进行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统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分散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要研究一下。
可惜，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
第四，多种经济形式才能灵活。
—座谈会在讨论到经济形式过于单一，企业不得不“办社会”的时候，陈云同志说：理发修皮鞋都搞合作社，到底有多大好处?搞合作小组就灵活多了。公私合营时已经搞了合作小组，现在看，还得退回去一点。在谈到商业时，陈云同志说：私人卖小菜分开卖，卖得还多一点，我们都是大路货。不自负盈亏，商人卖东西就不吆喝了。小东西摆在那里，不会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1986年第2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