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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访问欧洲城市时很容易得出的一个印象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它们建筑风格上的“灰色”与社会生活中的“呆滞”特征。因而,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这些看似“否定性”或守持性”的特征,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与欧洲国家所积极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理念相关联。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应当赋予我们对可持续发展道路与战略的解读和选择以一种全新的认知视角,而且应当把我们正在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动员置于一种更为宽广的时代和话语背景。本文分析中所依赖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2006—2007年间对英国部分城市的两次短期考察①,因此,个例研究与实地观察构成了本文讨论中的方法论特色或者说“局限”。在结构上,本文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对城市可持续性概念的辨析和界定,城市可持续性视角下对英国城市的分类与描述,对欧洲城市可持续性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理论性思考。
一
对于城市可持续性的讨论来说,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可持续性? 或者说,我们所追求的持续性应该是什么?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前后,“生态可持续性”曾一度被人们广泛接受为可持续性的主体性含义②,甚至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的落实21世纪议程政策文件中也包含着强烈的生态优先色彩。
但近年来,至少就国内而言,对可持续性议题的学术讨论已渐趋平淡,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发展观及其各种形式的简化版本。对此现象当然可以给予不同视角下的解释,但一个不容置疑的宏观背景是:无论是官方高层还是平民百姓都相信,经济增长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是我们经济、社会、因而也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这当然有其必然性的一面或逻辑,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真的是可以持续的吗? (看看支撑着我们高速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耗费水平和已经接近瘫痪的各地城市交通,就不难得出客观的判断。)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必须密切关注并设想其他的可能性与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笔者看来,我们对欧美西方国家的现实很可能存在着双重意义上的误读:许多人认为,它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生态环境难题,因此,它们的今天就应是我们的明天,这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种“生态现代化”的模式;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生态环境难题根本就不可能有一种彻底意义上的解决,即使最先进的欧盟国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这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种“生态悲观论”的模式。③现实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而在这方面,我们有理由期待作为最先开始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比如英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其次,为什么要关注城市的可持续性?要从理论上阐明可持续性这一术语的诸多内涵当然并非易事,因为它本身就充满着无数的歧义与解读可能性④,但总体说来,它无非是指哪些人群的可持续性、什么东西的可持续性、多大范围内的可持续性、多长时间的可持续性等几个方面的问题。⑤而且,我们可以继续简化这一名单,比如可持续性必须或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可持续性,而一个国家的可持续性无非就是其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性。与城市相比,乡村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它有着来自自然地理和人类血缘联系上的更大稳固性,因而有着更为长久与稳定的可持续性,比如,直至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很多古代甚至远古时代的村落———在欧美西方国家和中国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具有相对脆弱的经受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冲击的能力,因而很容易永久性消失或迁移。相比之下,人类在城市中可以更好地结合自然、社会与文化的要素而形成一种更容易较长时间传承与发展的文明形式,也就是具有笔者所指称的可持续性。所以,要找回现代文化与文明中正在失去(或被担心失去)的绿意,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把目光投向那铭刻着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城市,而不仅仅是那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甚至是那依然呈现为天然状态的自然荒野。完全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城市是可以持续的⑥,那么,我们的文明也应当是可以持续的,而我们与自然的适当关系也应是可以持续的。
其三,如何理解欧洲城市的“静滞”形象与可持续性的关系?如果我们走访伦敦以外的任何一个英国城市———比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得到的第一印象恐怕就是它们经济与社会的普遍性静滞与缺乏生机(如果不能称得上萧条),尤其是与日新月异变化着的中国城市相比。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景象,就很可能会得出一种十分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解释为,英国的这些城市———更不用说它的乡村———已经日益接近于一种没有量的增长和扩张的平稳状态,而这不正是可持续性的基本表征吗?我们当然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可持续性的支持性基础和客观条件,但它毕竟在向我们展示着一种可持续性的现实存在或现成模式。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吗?更进一步说,如果把欧洲城市的这种可持续性界定为经过数个世纪之久的现代化进程后城市内部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诸因素以一种更加合乎生态原则的或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的结合及其特定的构型,那么,一个城市的可持续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摆脱和超越现代化进程影响与冲击的能力。相应地,这样一种灰色城市形象虽然非常不符合当代国人主流的口味,但它也许真的体现着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肯定性一面,而依然置身甚至迷恋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我们如果不想失去太多,就应当努力从这种略显暗淡的城市灰色基调中看出一些未来意义上的生命绿色。
全面解读当代欧美城市中的这种绿色内涵远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可以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提出如下三个基本性问题:第一,英国或欧洲版本的城市可持续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还是它们之间某种构型的优化组合?第二,它的这种可持续性是如何实现的?这种可持续性能够延续或维持下去吗?其三,从生态文明创建的视角看,依然处在现代
化扩张进程中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借鉴与启迪呢?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经济社会膨胀过程最终减速甚至停下来时,我们应该或希望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或构型上呢?更极端一点说,我们是否应当为了真正可持续的目的而适当抑制甚至较早终止这种膨胀过程呢?问题的数量远远多于答案,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观察西方国家的发展现状时必须做到同时睁开我们的双眼,并且具有理性思考和敢于自我否定的勇气。
二
基于前文提出的那三个基本性假设:可持续性依然是我们必须严肃而认真思考和应对的时代性难题,城市可持续性的探索与追求对于人类未来文明或生态文明至关重要,西方城市的静滞灰色画像的背后有着绿色甚或面向未来的一面,以及对城市可持续性的上述界定。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英国城市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可持续性城市(包括巴斯、约克、温切斯特、索尔兹伯里,以及部分意义上的牛津和剑桥等),它们的整体形象可以概括为小规模城市(大约10万人口)、文化城市、旅游城市和大学城。二是传统工商业城市(包括伯明翰、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等),它们的整体形象可以概括为大规模城市(大约50万人口)、工商业活动或经济中心城市、交通中心城市和科技中心城市;三是向可持续转型城市(包括爱丁堡、卡迪夫,以及部分意义上的伦敦),它们的整体性形象可以概括为中等规模城市(大约20万人口)、区域性文化与政治中心城市、部分性旅游城市和部分性大学城。接下来,笔者将试图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城市做一种粗线条的形象勾画,以便我们可以对此有一种更为直观的理解。
1.可持续性城市
让我们依次走进英国城市巴斯、约克和温切斯特,在一种清晰可辨的后现代背景下看看城市的可持续性究竟是什么样子或应该是什么样子。
巴斯顾名思义就是温泉,而巴斯城就是温泉城,它的主火车站就叫巴斯温泉站。它起源于罗马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当李尔王的父亲布拉杜德还是王子时,不幸感染上了麻风病,被驱逐到这片土地上。这位王子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生计开始养猪。猪喜欢吃橡籽。有一天,馋嘴的猪群见到池塘中浮满了橡籽,都争先恐后地冲了进去。没有办法,王子只好下到池塘里赶猪群上来。池塘里的水出奇的热,王子上岸后依然有些喘不过气来,而麻风病却不治而愈了。王子大喜,命人将池塘整修为温泉,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便是巴斯传说中的起源。此后,在公元1世纪,巴斯成为罗马人向往的时尚的度假地,繁荣一时;在18世纪,它成为了英国屈指可数的游览胜地;在今天,巴斯仍然是英国本土旅游的首选推荐景点之一,与学术之都的牛津、剑桥和历史文化之都的爱丁堡、卡迪夫齐名。
如果你漫步今日的巴斯街头,能够看到什么呢?首先进入你视野的肯定是那宏大壮观的巴斯大教堂,而紧挨着它的就是著名的巴斯罗马浴池。就像真正震撼你心灵的并不是基督教信徒那朗朗的诵经声或默默的祈祷一样,真正让你产生敬畏的也不是那热气迷漫的泉水,而是这两组气势恢弘的建筑群。尽管巴斯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石灰岩之乡,但完成这些建筑远非一日之功。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它们周围看到很多成排成片的建筑,据说都属于19世纪初的所谓乔治风格,应该是这一城市所经历的现代化洗礼的历史凭证。它们虽然也算精致整齐,但总是缺乏像大教堂和罗马浴池那样的视觉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只是这座城市的建筑外观。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这座不足10万人的城市,竟有大大小小的12家博物馆,其中的皇家新月博物馆、服饰博物馆都具有国家级水准,而它的邮政博物馆里竟然收藏着1840年世界上第一张正式邮寄的邮票。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巴斯大学,处在一座山丘绿野之上的它并没有像牛津、剑桥那样值得自豪的宏大建筑群(只有一个综合楼)和悠久历史(创建于1966年),但却拥有足以让很多中国一流大学羡慕的大学排名(英国第9名)。事实上,正是这所大学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访学者,成为这座城市涌动着的大量观光者之外的另一条人脉。
因而,如今的巴斯是一座文化城、旅游城和大学城,而很难说是一个工业城、政治城和军事城,尽管它的确也有着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中心和零零星星的工商业企业以及一个国防部的军事基地。就巴斯而言,城市真正可持续的首先是大自然的恩赐,即那源源不断的温泉和穿城而过的埃文河,然后是人类的社会与文化创造及其遗存,特别是那些教堂与博物馆、纪念馆。而所有这些的持续存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怀有的一种敬仰、谦和和宽容的心态。对此,我们只要看看街道上那悠闲散步的人群、那娱乐化经营的商贩、那充满文化气息的乞讨者,就可以感悟到。一个典型例证是,这座城市正在重建的公共汽车站据说需要4年时间才能完工,这恐怕足以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惊讶。就此而言,可持续性并不能像绿色激进主义者那样,简单归结于一种生态可持续性,而应首先是作为现代人(准确地说是后现代人)在经历了现代化进程历炼后获得提升的一种生存或生活心态,当然更不是我们依然深度迷恋着的黑色GDP或绿色GDP的增长。这不是说经济发展的繁荣(至少阶段性的繁荣)不重要,而是说这种繁荣必须最终转换为或沉淀为人类的文化及其表征,在这方面,巴斯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至于位于英格兰北部的约克,今天的人们谈起它时更多联想到的恐怕都是它那悠久而绵长的历史。这座城市是由罗马人在公元71年创建的,罗马人曾经把其军队总部及王宫设立于此,并动工兴建(到中世纪才最后完工)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城墙(当然更多的是废墟和遗迹,主要位于约克大教堂内和花园博物馆内)。再加上市中心的罗马浴池等历史遗存,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幽静气息。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这里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和英格兰北部的宗教中心。历时250年才于1472年最终完成的约克大教堂所彰显的绝非只是上帝的荣耀和教会本身的富有,而是这座城市曾经拥有的辉煌过去的见证,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座全英规模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在将它带入未来。试想,如果没有这座宏大建筑群的话,这个如今只有12万人的城市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而温切斯特是伦敦南部的一个只有不足4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它最主要的风景名胜就是拥有欧洲中世纪修建的最长的一座教堂,达160米左右。但是,提起这座城市的历史,足以让人刮目相看。最初,它是罗马人的军事重镇,后来成为当时英格兰最强大的韦塞克斯王国的中心。
9世纪,出生于该城的阿尔弗烈德大王(死后埋葬于温切斯特大教堂)传奇般地统一了割据英格兰的7个王国,将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该城也就成为伦敦之前的英格兰首府。1066年,法国诺曼人入侵后,尽管征服者威廉已在伦敦的威斯特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却不得不在这座城市再次举行,足见它当时依然拥有的英格兰中心城市的荣耀。城市的东南角是一个曾在中世纪辉煌一时的庞大城堡,终被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彻底毁坏,现在只剩下一个大厅和一些遗迹任凭后人想象了。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位于英格兰中西部的小城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它在英国还是罗马的殖民地时,曾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都市,迄今仍然有保持完好的诺曼拱门和当时的市政厅。但是,这座位于风景秀丽的科茨沃尔兹地区的古城似乎已经被历史遗忘了,如今竟没有火车线路通过。看来,莎士比亚的名著《理查三世》所带动的科茨沃尔兹乡村旅游也难以改变它被边缘化的命运。
如果说巴斯所集中展现的是这些城市中自然与文化要素的可持续结合,那么,从赛伦塞斯特到温切斯特、再到约克,所清楚展示的则是一部生动的英国(严格地说是英格兰)中心城市布局的变迁史。我们从中所能深刻感悟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与无情,还有那个困扰着我们当代人的问题即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初看起来,这其中表明的是一种严厉的线性逻辑,历史越悠久的城市衰败得越厉害。但是,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一方面,这些城市都是持续性很强的城市,它们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不断延续的历史,在经过近两千年的风雨沧桑后仍然能够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成功,而它们所共同经历的趋于衰弱过程(或小规模化)也许可以理解为其可持续性的基本表征或必须步骤;另一方面,与随后讨论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比,这些城市的可持续性显然更容易得以维持或持续,也就是说,鉴于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在继续(尽管采取所谓后工业化的形式)之中,许多工商业城市的历史地位并不是最终确定性的。因而,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或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找到一种继往开来的合适契机或“拐点”,但前提则是它们能够适时地把暂时积累起来的自然物质财富转变成为持久性的文化与历史遗产。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成为长久可持续的城市,而不是成为一时大规模的城市。就此而言,在笔者看来,巴斯、约克和温切斯特都是成功的实例。
2.传统工商业城市
对于英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城市来说,它们所经历的最近一次重大历史变迁的洗礼当然是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一个城市发展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可以分为两种可能性:或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勃兴,或者导致了城市的萧条与衰弱。前一种结果一般是由于某一城市适应了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演变成了所谓的现代化城市,而后一种结果则是由于某一城市缘于各种原因未能做到这一点或被边缘化。
问题在于,这主要是基于一种经济向度来理解与判断的。站在一种人类21世纪或后工业主义的立场,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来思考,现代化或工业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一个城市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动力?还是先让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也许是英国的第三大城市、号称商业之都的格拉斯哥。它作为英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苏格兰低地核心城市,曾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工商业繁荣和城市规模膨胀时期,一时间与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齐名。就前者而言,我们如今走在它那宽阔雄伟的大街上和市中心广场上,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作为商业大都市的繁华,而说明后一方面的最好事实是,它的居民从1740年的1.7万人增加到1840年的20万人,并在随后的30年内又翻了一番。但是,它显然已很难说像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描述的是“英国最干净、最漂亮和建筑最美丽的城市”。即使与爱丁堡相比,连导游自己的介绍也是“爱丁堡更漂亮,而格拉斯哥人更友好”。
拥有近100万人口和英格兰首府地位的伯明翰,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当今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以气势宏伟的市政厅大楼为核心(它面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塑像生动大气、栩栩如生),向西是以国际会议中心为主的商务办公区,向东则是新街大道贯穿下去的商业中心区,其中包括它的主火车站新街火车站(笔者2006年春曾在那里短住了三个星期,亲身感受了这个城市的都市气派和方便的交通)。总的来说,尽管也有着像伯明翰大学那样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但它更多展现的是一个工业化都市的繁荣。而如今的这样一个工业大都市在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国时,还只是一个简陋贫困的小村庄;1156年,工匠开始在此聚集,它才正式成为一个市镇,并逐渐形成了其工业基础。可以说,这座城市和它今日的辉煌完全是工业革命的杰作。
位于埃文河口的布雷斯托是英格兰西部的最大城市,曾被誉为“集中了全欧洲的船只”的港口。1497年,约翰·卡特由此出发发现了纽芬兰岛,并从与北美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今,这座拥有40万人口的城市正在从一个造船与重工业城市转型成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与文化中心。走在它的主商业区街道上,从那装饰豪华的宏大建筑中我们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她昔日的繁华,但短暂参观过后,给笔者印象较深刻的似乎只是那在二战期间被德军炸毁的大教堂遗址和商业区边的那片河岸休闲区。
雷丁是伦敦西郊泰晤士河与肯尼河交界处形成的一个城市,自古以来就贸易发达,同时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并因此成为了众多战争的战场。如今,它是伦敦西行的重要中转地和伯克郡的行政中心,拥有20多万的人口和繁荣的工商业。漫步雷丁街头,我们几乎很难看到什么称得上名胜古迹的去处,最有特色的应该是它的市政厅及其附近的圣玛丽教堂,其他的似乎就乏善可陈了,就连市中心河边的自然景致似乎也比不上伯明翰甚至曼彻斯特。
谢菲尔德位于英格兰中部的工业城市群内,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工商业和交通中心。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市中心广场周围的大规模建筑群,包括一个大教堂和大剧院,绝对拥有大都市的奢华与气质,只是与本地的其他大城市比如利兹、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相比,恐怕还是略逊一筹。
另外,它的火车站修建得非常庄重、现代,正门面对着一个很有现代创意的喷泉广场,然后沿着一条小街向上走就是该市的一所大学,同样充满了现代气息。当然,最有气魄的是它的火车站的宣传口号:“谢菲尔德连接世界”。
与北安普敦遥遥相对的南安普敦位于英格兰的西南部,是英国最主要的港口之一,并且拥有自己的国际机场。因而,目前居住着20多万人口的这座城市是该地区无可置疑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沿着火车站前面的街道前行,向右拐入主大街阿巴夫巴一直往前走,不久就可以看到它古城的大门巴门。遗憾的是,这可能是这座11世纪时已经成为英国名城的城市硕果仅存的古建筑了。
从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布雷斯托、雷丁、谢菲尔德和南安普敦,所有这些城市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外观形象:人口规模大(20万人以上)、工商业繁荣、地理位置优越(区域中心或次中心)和交通发达(陆海空便利)。但是,这些城市的这一最大优势似乎也是它们的最大弱点,即城市的近现代发展都围绕着一种现代化的工商业经济活动而展开。这意味着,一方面,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多少会影响或冲击城市古典传统和名胜古迹的保存。笔者不清楚,这些城市为了发展现代交通体系而主动拆毁了多少古城墙和历史遗迹(至少可以在南安普敦部分发现这一现象,当然古都约克似乎也有),但无论布雷斯托还是南安普敦二战期间的被轰炸,都肯定与它们的工商业地位和军事工业地位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后工业化而来的工商业活动密度与强度的相对下降,几乎必然会带来这些城市的趋于衰弱。笔者并没有相关的统计学数据作支持,但参观这些城市后的直观感受是,它们正在步入一个总体性收缩的发展阶段。(当然,这方面的迹象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大危机中的格拉斯哥,大量的居民迫于生计移居海外。)换句话说,如果说工业化高峰时期主要呈现为这些城市对其他边缘化城市、非工业城市的冲击,那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现在似乎正在指向它们自己。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辉煌一时的城市还能够持续它们今日的辉煌吗?或者说还可以持续多久?笔者当然没有答案,但却坚信,依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可以从这一现象中获得更多的启示。
3.向可持续性转型城市即使把我们的讨论局限于近现代城市发展中所经历的工业化背景,当代英国城市似乎也存在着明显的另外一种类型:它们既是或曾经是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现代化工商业发展的受益者,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或培育了其特有的文化教育、社会与政治方面的特质,或者说更具可持续性的要素。因而,任何关于城市可持续性与工业化关系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深入考察这些方面的“反证”,因为这其中隐含着的一个假设是:传统的工商业城市也许可能逐步演进成为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对于这些向可持续转型的城市,像前文中的讨论一样,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这方面的最重要实例当然是英国的首都伦敦。这座城市经历了大约10个世纪,从古罗马的伦蒂尼姆行政总部发展成了英国(英格兰)的政治经济中心。从那以后,其一统天下的地位从来就没有被动摇过,尽管它所统领的“天下”已经历了沧海桑田式的变迁:从顶峰时期横跨七大洋的庞大帝国到目前的英伦三岛(而且无论是北爱尔兰还是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在争取其高度自治地位)。无论如何,伦敦依然是一个充满经济竞争力与国际都市魅力的城市。而且,从我们目前拥有的预见能力来看,我们的确也看不到它出现巨幅衰退的近期前景。但是,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否认伦敦的整体地位与大英帝国、英联邦总体实力的关联。就此而言,它显然已在走着一条像她所属的帝国或邦联一样的道路。另一方面,伦敦归根结底是一个与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或者说工业化的杰作。(它的兴起、甚至国内地位的奠定确实早于工业化,但当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是超过10万人的都市时,它还是一个只有数万人的城镇。)因而,如果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也必将随着这一过程的逝去而抖落掉其身上积累的历史性尘埃。除了标志着工业化的那些形式性方面,它面临的一个核心性难题便是难以创造出深度的公民认同与归属感。
苏格兰籍著名演员蒂尔达·斯温顿(TildaSwinton)对此的描述是:“我在伦敦从未感到幸福,因为我生活得像一个难民。”⑦
与伦敦相似、但更能体现向可持续转型城市特征的两个城市是爱丁堡(40万人口)和卡迪夫(20万人口)。这不仅是由于后两者也拥有像伦敦相对于英格兰一样的无可置疑的区域性首府地位,还由于后两者也像伦敦一样是英国工业化历史中的重要城市。先说后者,爱丁堡本来就处在苏格兰低地或“中间带”的东部龙头地位,在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与格拉斯哥呈东西呼应之势;而卡迪夫作为威尔士的煤炭产地和重要港口,为整个英国的工业革命输送了那时最主要的能源。与此同时,二者也借以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财富,成为富足一时的工商贸易中心。但作为工业城市,它们就几乎必然面临着像其他工业城市那样的时代性难题。再说前者,爱丁堡与卡迪夫在文化意识上的独立性及其政治要求或体现,确实在帮助这两个城市维持其更多的经济活力。
这部分通过发展具有区域色彩的文化旅游,部分通过区域性政治运作所带来的经济政策支持(比如苏格兰议会大厦建设的实际耗资高达4300万英镑,是最初预算额的10倍)。应该说,这两个方面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经济发展动力达成了一致度很高的契合。但是,我们恐怕很难指望它们重现经济意义上的昔日辉煌,更不可能构成对伦敦经济地位的任何挑战或替代。换句话说,它们也许会进一步地演变成可持续性较强的中等规模城市。
另外两个必须提及的例子是牛津(12万人口)和剑桥(10万人口)。它们是最令学子们向往但参观后心理更多感受的恐怕是压抑的城市(至少笔者的感觉是如此)。这倒不是首先来自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们的浩如烟海的著作论文,而是来自于那些有着无数塔尖和封闭庭院组成的各个学院的建筑:高耸的塔尖更多的给人以高不可攀的联想,而封闭的庭院更多让人体味的是学问的幽深。我和我的同事参观后的最大感慨就是,这两个大学城确实能够培养人们对学术的敬畏,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者来说更多体验的是一种“沮丧心理”,因为似乎根本看不到冲出这一“围城”的希望。但反过来一想,那些好不容易走进这一“围城”的人们恐怕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的目标显然不是拿什么“全国自然科学奖”或“全国科技进步奖”,而是各种类型的“诺贝尔奖”,而最终如愿的幸运者毕竟也是少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座大学城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范畴和“城市”范畴。一方面,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前者号称“大学中有城市”,后者号称“城市中有大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很难说谁支持谁,城市就是大学,而大学就是城市。另一方面,它们所真正代表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工商业的密切关联。这两所大学当然不是为工业化而创建的,但它们的发展显然已经受到了工业化的洗礼或重铸———而且不只是在积极的意义上。接下来笔者的问题便是,如果欧美的后工业化进程持续下去,大学的形式甚或命运会永远不变吗?在参观一个庭院时,我的同事向我介绍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院墙:中世纪时为了防止市民对大学教授的人身袭击。现在如有人设想袭击牛津大学的教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从一种历史的角度看,极端功用化的大学也许只是一种现代现象。
可以看出,上述三组例子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异,无论从这些城市本身的规模而言,还是从这些城市借以实现现代发展和后现代转型的要素而言,都是如此。但就笔者本文探讨的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它的确展示了二者关系中相对积极的一个侧面:即城市后现代化的成功转型也许确实可以从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中发生———伦敦更多依赖的是它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和首都优势,爱丁堡和卡迪夫依赖的是它们在区域自治发展趋势中所衍生出的社会与经济机会空间,而牛津和剑桥凭借的则是文化教育与后工业发展动力与形式的自然契合。当然,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也并不都是肯定性的。如果人们继续用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理解和对待这些后现代的要素,比如将区域性政治与社会趋势转换成一种旅游性资源和工业,把文化科技教育工商业化,成为一种高校产业或高校经济,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些城市的现代形式会在相当程度上在后现代化的外表下得以维持,但却不会走向真正的可持续性。而且,在笔者看来,与那些小规模的城市相比,这些城市显然更有条件与能力做到这一点。
三
基于上述浮光掠影式的实地考察,让我们回到笔者在文章开始时所提出的那三个具体问题:第一,如何概括英国或欧洲版本的城市可持续性的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要素,还是它们之间某种形式的优化组合;第二,这种可持续性是如何实现的?是否能够延续或维持下去?第三,从一种生态文明创建的视角来看,依然处在现代化扩张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可以从中得到
哪些借鉴与启迪呢?正如在上述叙述性分析中已经表明的,笔者在此很难给出一种明确的、更不用说最后的答案,但是,一些尝试性看法也许有助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城市的可持续性可以大致概括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自然诸要素之间的一种理想性结合,尤其体现为较为完善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适度规模与强度的经济、高度发达的旅游和先进的大学教育。套用一句流行的表述格式来说,它应当是一个后工业化城市、高生活舒适度城市、旅游休闲城市和大学城。
当然,这只是对一种总体状况和形成中趋势的大致概括。⑧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小规模生活城市、大规模工商业城市和介于二者中间的过渡型城市,或者采用一种更为严格的分法:可持续性城市(sustainable city)、传统工商业城市(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ty)和向可持续性转型城市(sustainability-transiting city)。很明显,英国属于前者的城市包括巴斯、约克、温切斯特等(也许还应包括牛津和剑桥),属于第二类的是像伯明翰、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等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而属于后者的以爱丁堡和卡迪夫为代表。当然,无论格拉斯哥还是利物浦都希望加入后者的行列———它们分别在1990年和2008年被欧洲联盟遴选为欧洲文化之都城市,但这显然并非易事。
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适度规模的确是城市可持续性的重要表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能够真正具有可持续性,包括生态可持续性,至少,这样一个城市要想持续下去需要更为复杂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就此而言,无论生态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生态学关于小规模城市的设想(比如傅立叶的理想城镇规模是17001800人)仍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⑨另一方面,对于当代城市的可持续性而言,又不能片面强调其规模的“小的”特征。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小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生态的⑩,还因为实现可持续性的要义在于众多要素的合理结合,小规模只是其中的一个考量指标。
对于第二个问题,非常笼统地说,这种可持续性来自一个城市由于各种机遇发展到较大规模后的逐渐稳定甚至收缩,比如温切斯特从一个盛极一时的国都和中世纪名城向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退缩,而就英国最近数百年的工业化背景而言,则是指城市从现代工商业巨大影响和冲击下的逐渐解脱。其外观表征是城市经济活动收缩引起的城市规模的逐渐减小或趋于稳定,而其实质则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自然要素之间重新达致的平衡。正是在有利于达致可持续性的意义上,激进生态社会主义者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将这种经济收缩称为“社会的进步”。○11这方面的最典型表现也许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非城市化运动,大量居民离开了中心市区并导致许多传统工业城市的空心化,而这一进程的真正历史起点很可能要早得多,比如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危机,只不过被我们有意无意地误读或忽视了。这一趋势至少就中小规模的城市而言看来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2007年美国和英国相继发生的房地产次级市场引起的金融危机也许只是一个佐证(英国的Northerrock成为了近一个世纪来第一次因兑付危机而几乎破产的银行)。当然,我们目前还很难预测西方世界将来如何来应对这种趋势成为普遍现实时可能出现的巨大困难,何况它们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来考虑这一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在此是在西方文明生态转向或积极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经济萎缩过程或退缩危机的,因为它在迫使或诱使欧洲城市走向一种真正可持续的方向。但是,即使不考虑西方政治精英面对一系列变化着的国内外“严峻”环境时所做回应的不确定性,这种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坚持也需要一种始于普通公众的“道德提升”作为前提○12,否则,这些绿色文明的元素未必能够真正可以持续下去。换句话说,英国可持续城市的可持续性依然是一个有待时间检验的问题。○13因而,真正有意义的也许是第三个问题。很显然,对于中国城市的主体而言,它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历史任务:在不加甄别地快速扩展着已在相当程度上工商业化和人群密集化了的城市,因而不得不以牺牲它们长期以来积淀的古典气质、人文精神和城市个性为代价。我们当然可以为此找到各种各样的支持性依据或“辩护理由”,但欧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视野与追求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异向或换位思考的激励:“灰色的”才是“绿色的”(Grey isGreen!),“灰色的”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一方面,我们必须做到真正领悟与实践工业化进程的真谛,即着眼于城市现代化的公共管理体系、大众交通体系、社区服务体系和标志性文化积累,同时又能尽快以一种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的视野来看待和设计城市的功能与发展。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最终取决于它们突破工业现代化局限的能力,而不是沉迷于工业现代化的简单化和重复性规模扩张而不能自拔。这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城市中人与自然之间由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机制与心态所带来的冲突。这当然是一种历史性矛盾,但是,历史矛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理应有着一种新的解决形式,至少具有这方面的一种可能性。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庄严承诺○14,远非仅仅是一种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的深度变革,而且是文明类型或路径的重新定位,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本文撰写的直接源起是笔者受欧盟中国欧洲研究中心项目(ESCP)资助、在英国巴斯大学访问期间与自己的同事曹现强教授的学术讨论,谨以致谢。
②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Common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43.
③对相关争论的概括参见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5页。
④AndrewDobson,“Enviromental Sustainabilities: An Anal-ysis and a Typology”,Enviromental Politics5/3(1996),p.422.
⑤Timothy Luk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Power/Knowledge System: The Problem of‘Governmentality’”,in Frank Fischer andMichael Black(eds.),Greening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Politics of a Sustainable FutureLondon: Paul Chapman, 1995, pp.21-22.
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具有强烈的生活质量关切色彩,而有的专家将其基本理念界定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就似乎缺乏了一种可持续精神。参见东方电视台:《走进世博会》,2007年11月25日。
⑦参见《泰晤士报特刊》“人物专访”栏目,2007年9月15日。
⑧当然,除了个例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性,英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欧盟国家正在成长着的这种趋势的最佳代表。参见John Dryzek,The Politics of theEarth: EnvironmentalDiscourses,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6.
⑨Murray Bookchin,The Ecology of Freedom: The Emergence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 Okaland, CA: AKPress, 2005, p.428.
⑩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Approach,NewYork: State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1992, pp.170-176.
○11Saral Sarkar,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London:Zed Books, 1999, pp.231-233.
○12Ibid., pp.255-258.
○13在笔者看来,决定着欧美生态文明转型成功与否的因素至少有以下三个:经济活动萎缩将会引起的巨大社会痛苦与政治震荡,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所造成的压力或反向诱惑力,以及在那些情况下公众生态意识可能发生的变化。
○14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载《绿叶》2007年第9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