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两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战役的挑战和希望

    贵州，中国西部版图上一块神奇之地，这里有享誉全球的黄果树瀑布，有镌刻着中国命运大转折的遵义会议辉煌，有创下过世界军事奇迹的“四渡赤水”神话……然而这里很大程度上却是因贫困而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世纪之交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让贵州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但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进入总体小康的省份，贫困这个本来就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在这里更凸显出了其符号印记。贫穷、落后似乎成了贵州形象的一个定格，打破这种定格无疑是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战略的重要战役。而当前站在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对贵州省情的一次更完整、辩证、理性的思考，拉开了这个战役辉煌的序幕。

    站在全国的版图上审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提出了“欠发达、欠开发”的科学判断。一方面是经济的落后——“欠发达”，另一方面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省区之一——“欠开发”。正是这个较之过去更蕴涵了发展希望的科学省情判断，预示着贵州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新战略的重要决战地，现实挑战严峻，但未来希望无限。同时，也正是这个科学的基本省情定位，明示了贵州不仅将在国家新一轮的重大战略中摆脱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困境，而且将为国家新一轮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欠开发”的发展空间贡献。贵州这个曾经错过了若干发展机遇的“欠发达”之地，在今天“欠开发”的空间视角下将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优势元素。

    ——历史上一种扭曲了区域利益关系的分工格局，尽管曾框定了贵州作为东部加工企业的资源基地地位，使其付出了资源流出和产品流入的双重利益流失代价，但今天，西部大开发和统筹区域发展理念为打破这种格局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在此背景下，贵州独特的避暑气候资源和丰富的生物、能源、矿产、旅游资源，无疑成为其最具优势的发展要素。西部大开发中“两江”生态屏障的构筑、尽显出“水火互济”能源优势的“西电东送”成就，无不体现出这些要素的后发优势价值和贵州因此在全国越来越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历史上的开发滞后尽管使贵州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但保存较好的本色峻美山川、多彩民族风情以及“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神秘元素，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生态价值，越来越为贵州自己所“发现”、中国所认识、世界所感知。

    ——历史上贵州“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三不沿”区位劣势，形成了这里与其他区域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阻隔。而今天在区域开发格局和交通连接网络的大调整中，贵州因其东接湖南、南连广西、西邻云南、北近四川和重庆，尽显出“西部大通道”的优势，成为承启东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南下出海通道。

    ——长期的封闭落后曾使无奈的贵州人久久自怜于“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自悲中。而从2005年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上340万选手唱响贵州，到2006年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推出并走出省门决赛，又有同年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推出并在全国乃至出国演出，再到2007年有10万民众参与的多彩贵州舞蹈大赛，直到2008年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参赛者队伍拓展到全国……连续不断的“多彩贵州”品牌打造，一次次在全国乃至世界唱响的贵州文化盛宴，终于树起了“多彩贵州”的亮丽名片，激起了3900万贵州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鼓起了全省上下盼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信心和勇气。

    贵州跨出“欠发达”的希望正孕育在这若干“欠开发”的优势元素中，中国全面小康建设的新成就将收获在贵州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里。

    二、非理性开发：贵州“两欠”成因深层解读

    如果说贵州的欠发达是因为欠开发的话，那么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欠高转化度的开发。回顾贵州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回望贵州几个特定时期的开发片段，非理性的低转化度开发，不仅未能支撑贵州走出落后，走向发达，而且付出了沉重的开发代价。

    “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主导思想，使全省范围内对资源的开发步入了只顾投入、不计效果的资源大开采的畸形格局。遍地开花式的土法炼钢，带来全省向森林的全面宣战；“以粮为纲”主导思想下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理念，带来的是“大协作”和深翻土地等非理性行为，为追求粮食高产量而高密植，粮食以外的多种经营则被迫停止，整个农田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粮为纲”更继续非理性地左右着农田系统的开发，带来资源系统更具灾难性的破坏。黔西北高原乌蒙山麓的一颗璀璨明珠——威宁草海的失色，正是这一阶段资源非理性开发的典型体现。草海，一个面积达45平方公里的贵州地域上最大的淡水湖泊，继1958年受“以粮为纲”思想支配草海被泄水造田面积缩小为31平方公里之后，1970年更是明确提出了“向草海要粮”的口号。至1972年，历时两个冬春，动用150多万个劳动力，耗资130余万元，挖通了长达13.5公里的排水渠，草海的水被全部放干，一颗高原明珠随即消失。草海放干后，不仅“向草海要粮”的直接目标未能达到，人们还饱受了生态失衡的严重惩罚。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久被禁锢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但由于中国历史特殊性的影响，这种释放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农民尤其是对土地有着极强依赖性的贵州这样的农业大省的农民，因为担心政策改变，害怕土地及其附着其上的资源的使用权不能长久，而加紧对土地资源进行片面索取的短期经营行为。于是资源开发又步入新一轮误区：盲目提高土地复种率，使得土地质量日益下降；毁林、毁草开荒，放火烧草，铲草皮烧火土，陡坡耕种，以此来拓宽耕地，使得植被覆盖率减少；重采伐、轻造林，过度利用生物资源，造成资源量下降以及某些物种减少甚至濒临灭绝。与此同时，在对矿产资源开发“有水快流”的“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方针的引导下，一时间出现了众多小煤窑、小冶炼、土铅锌、土硫黄、土法汞、小土焦等，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三、生态文明建设：突破贵州“两欠”的理性开发希望所在

    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非理性开发弊端，深层地体现出贵州“欠开发”的开发空间，历史地推导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理性开发对于今天贵州突破“两欠”困境的决定性意义。

    毕节，中国西部贵州版图上的一块神奇之地，因地跨长江、珠江流域被称为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又因汇聚了世界上贫困地区的几乎所有特征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明确界定“这里许多地方已不具备人居条件”。而从1988年开始，这里因历史地担当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沿重任，幸运地成为一块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格外关注的充满希望的土地。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对毕节这个受着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道沉重枷锁禁锢的典型的岩溶贫困山区进行考察后提出，要把毕节办成一个生态试验区，立足于打破三道沉重枷锁的禁锢，确定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三大建设主题。三大建设主题各有应对侧重又彼此协同推进，聚合为一个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实施系统，将物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整合为一个强大的实践动力，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的试验区总体建设目标。从1988年6月试验区建立至今20年的改革探索，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根本性变革。经济总量从全省9个市（州、地）的末位跃升至第三位，财政总收入从3亿元跃升至55亿元；人口少出生了130多万，贫困人口从312万降至56万；森林覆盖率从14.9%提高到35%，土壤侵蚀量减少50%左右。

    正是毕节试验区孕育着生态文明理念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多重效应的示范，贵州理性发展的生态文明路径在全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演进中逐渐明晰。尤其进入新世纪，中共贵州省委九届五次全会继承和发展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念，强调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贵州突出的竞争优势之一，提出要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2007年召开的贵州省第十次党代会上，省委又适时提出了实施“环境立省”战略，并将“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纳入新的执政理念。这一战略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立省战略的继承和提升。这里的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既包括保护环境，更包括建设环境。正是这种完整、深层的生态内涵解读和挖掘，贵州理性发展的思路更加明晰，目标更趋完善。

    当然，贵州由于历史和区域性的发展滞后，生态文明建设所承载的突破“两欠”困境的理性开发的希望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说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生态立省战略，再到环境立省战略，贵州历史性地完成了生态文明路径的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阶段性递进和明晰中所完成的从保护理性到发展理性，或者说从为保护而保护到为发展而保护的跨越，则是今天贵州根本性地摆脱历史和区域性的发展滞后，稳定迈入全面小康行列的生态文明路径的坐标指向。这一指向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三大基本取向：

    一是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生态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不只是拿来看的，而是要拿来当饭吃的。生态文明也是一种让人普遍感到幸福的文明形态，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在2008年元月初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生态文明所做的这些到位的“贵州话”诠释，就道破了欠发达的贵州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这种民生需求导向。今天的贵州，面对“两欠”困境，要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人生存需求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全面解决人发展需要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民生需求是根本导向。

    二是要以系统思想为指导。正是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三大系统建设，毕节试验区突破多重困境，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毕节试验区建设中这种生态文明路径探索中的系统思想成果，为后来全省层面的理性发展战略探索提供了积极的系统思维谋划的借鉴，而它对于今天贵州突破“两欠”困境，迈入全面小康行列的生态文明路径谋划，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在一个曾被界定为“许多地方已不具备人居条件”的地区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路径，开启了全省理性发展的新征程，其创新探索的成功带给正在通过走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迈入全面小康行列的贵州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以创新发展为根本动力。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的发展历程，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的喜悦，但更多的是错失机遇落于人后的遗憾。这除了因为其发展基础差，竞争条件弱外，重要的还在于缺乏能走出体现自身特色的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创新发展之路。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为贵州带来新一轮结构调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以创新发展抓住这一机遇乘势而上，是贵州突破“两欠”困境、迈向全面小康的必然取向。
（执笔：徐静，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　仲仁）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