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局部改善，个别地区恶化，是一种高污染状态下的控制

    记 者：有人认为，中国环境状况是：西部退化，东部南部污染；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更有人指出：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逼近环境安全的底线。由此认定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是不那么成功的。您怎么看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

    王玉庆：对环境状况的评价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污染状况来评价环境质量，二是生态状况。我认为，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可以概括为“总体稳定，局部改善，个别地区恶化，是一种高污染状态下的控制”。

    先从我国的污染状况来看环境质量。

    从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来看，近十年总体上呈稳定状态，Ⅰ—Ⅲ类水质比例变化不大，近几年重污染的劣Ⅴ类水质河段有所减少。

    近年来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基本稳定，有些指标有所改善，2001—2005年度341个可比城市二氧化硫达标和超标比例变化不显著，二氧化氮达标和超标比例基本持平，颗粒物水平有明显下降，达标率从35.8%提高到59.5%，但仍为城市大气最显著的污染物。近年来部分城市加强对大气污染的综合治理，大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113个重点城市大气质量达标率从2001年的28.3%提高到2007年的44.2%。

    近年来各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07年监测的350个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好和较好的占72%，比2003年提高17.7%个百分点。

    近十年来虽然环境污染发展态势从总体上初步得到控制，局部还有所改善，但污染仍然严重。全国大江大河流域劣Ⅴ类水质的污染断面依然占1/5左右，城市周边的河流普遍污染严重。海河、辽河属重度污染，黄河、淮河、松花江属中度污染。湖泊、水库氮、磷污染突出，富营养化日趋严重。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的地级以上城市尚有40%左右，污染严重的依然有9%。许多城市大气呈现燃煤污染和机动车尾气污染复合型污染的态势。特大城市灰霾天气增加，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尚未得到控制。60%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

    目前我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件高发期，平均约两天就发生一起环境污染事件。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10起，比2005年增加45%。过去10年间，全国环境投诉由最初的每年几万件猛增到2007年的71万多件，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每年29%的速度递增。环境问题已明显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当然，环境状况从坏向好的转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已开始从污染发展逐渐向污染减少好的方向转变，但过程是缓慢的，还可能会有反复。根据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加剧、环境恶化；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污染开始得到控制，环境逐步转好。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美国在人均GDP约一万美元出现，日本是八千美元，韩国是七千美元。关于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拐点，许多专家研究认为，中国可能早一点到达这个拐点。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二千美元，如按购买力平价标准（2000年）已达六千美元。只要统一认识，下定决心，我们有可能尽早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

    从生态状况看环境质量则更为复杂，其长远趋势不太明朗。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生态建设和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早期生态问题有所好转，新的生态问题在急剧发展；人工生态有所改善，原生生态在加速衰退；单一性生态问题有所控制，系统性生态问题更加严重；浅层次的生态问题有所解决，深层次的生态问题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有近四亿人受到荒漠化的威胁。虽然沙漠化治理近年来初见成效，治理速度快于退化速度，但以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盐渍化为特征的土地退化现象仍未得到整体遏制。由于水污染、长期的污水灌溉，受污染的土地面积在扩大。据统计，目前污灌农田面积3250万亩，约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10%。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已占污灌区面积的65%。农药、化肥的无序使用也是造成耕地质量下降、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

    2.水的问题突出。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加之水污染、利用效率不高，许多地区严重缺水，超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过度开发江河水资源，破坏湿地，使河水断流，水生态系统失调。

    3.森林覆盖率有所增长，但天然林面积在减少，森林质量不高，草地持续退化，生态功能减弱。

    4.自然保护区面积在扩大，但建设水平和管理质量不高，生物多样性下降，遗传资源丧失，有害外来物种入侵严重。据2004年的调查和测算，每年因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

    5.自然灾害频发，造成巨大损失。我国地质、地理条件复杂,气候多变,生态环境基础脆弱,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的国家，受到的自然灾害损失已位居世界第三。仅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

    环境污染与生态状况密切联系，互相影响。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破坏，如酸雨破坏森林，水污染造成水华、赤潮，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危害等。另一方面，生态破坏也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水资源枯竭造成自净能力下降，加剧水污染；沙尘天气频发，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等等。

    总体来说，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和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紊乱演变的态势，局部地区生态退化有所缓解，但生态退化实质没有改变，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问题呈现有进、有退、更为复杂的局面，生态状况不容乐观。

    30年来国家的环保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执行得不够好，近几年执行情况有明显改善

    记 者：应该如何评价30年环保工作和环保政策？

    王玉庆：整体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概括：30年来国家的环保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执行得不够好，近几年执行情况有明显改善。

    举几个例子说明：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全国人大就发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法律规定了新建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做到“三同时”，对老污染源提出了限期治理的要求和征收排污费的规定。1982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征收排污费暂时办法》，国家1986年3月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但直到现在，不少地方未进行环评和“三同时”就上项目依然不是个别现象。排污费收费标准长期低于治理费用，加上征收不到位，没有真正起到促进企业污染治理的作用。

    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和建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1989年全国人大颁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其中第十六条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1990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单独列了一条写明“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对地方人民政府提出明确要求。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包括环保方面的内容”；在1997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又提出，“对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都要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这一思想从1996年一直讲到2002年，年年讲。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2004年讲话，又再次强调环境保护工作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和三个到位，并要求组织部门把人口、资源、环境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但也就在近几年，环保工作指标才在干部考核众多指标中占一席之地。

    关于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1996年江泽民同志讲话中就提出，“为了确保环境的安全，必须实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要实施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抓紧建立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的制度”。但直到2006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才明确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总量控制目标和具体任务。

    说到国务院关于环保的决定，改革开放30年来共搞了五个决定，1981年、1984年、1990年、1996年、2006年，不可谓不多。该讲的话、该提的要求都有了，有些还是多次强调。但执行得怎么样呢？再以国家重点治理的淮河污染为例。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迹，90年代身心受害”，这首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谣，形象地反映了我国河流水环境的变化和受污染的历史。

    为治理淮河污染，199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个流域污染治理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简称《淮河条例》）。1996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九五”计划》，并将淮河的水污染治理纳入国家“九五”、“十五”期间“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的重点。2003年又批准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

    转眼十年过去了，2004年7月淮河又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水污染事故，黑色的污染团全长130公里，总量达5亿多吨。于是有人说“十年治淮回到原点”。

    记 者：为什么“好的环保政策执行得不够好”？

    王玉庆：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可以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上看。

    从国家来讲，好的环保政策要能发挥作用，还需要有其他的政策配套，如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特别是涉及财税、物价、金融、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即环保必须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

    其次是投入不足。90年代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达不到1%，一直到本世纪头几年才达到1.2%左右。而发达国家70年代用于污染治理的费用占GDP比例美国为1.5%—2.1%，德国为1.5%—2.1%，日本为1.8%—2.9%。从淮河治理来看，《“十五”计划》488个项目、256亿元，到2005年底治理项目仅完成70%，投资完成56.5%。值得注意的是，在《“九五”计划》中，166亿的投资，国家仅通过国债等支持了13亿元，不到8%。《“十五”计划》256亿投资，其中国家支持的是纳入南水北调治污投资的108.3亿元。总之治淮资金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投资由地方负担。而省里下达计划时又明确，治污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和企业负担，省里适当支持。筹资责任层层向下推，资金何以落实？

    再有，执行政策的主要部门——环保部门权威不够、力量太弱、职责和能力不配套。3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国家的环保机构虽然从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逐步得到加强，但一直到2008年以前，在国务院组成的29个部委中仍然没有其一席之地。这是常说的体制问题。

    从地方来讲，许多党政领导对环保缺乏认识，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成为普遍看法。除了认识问题，中央对地方干部的考核过分突出经济增长指标、财税分灶后当地财政收入利益的驱使，亦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常说的机制问题。

    回顾30年来我国环保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政府很早就知道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希望能很好地解决。但是对于环境和经济发展复杂的内在联系及其间存在的一些客观规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显现逐步认识和掌握的。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财力和环保人力资本都有限的条件下，确定环境目标需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过去的30年，正是由于国家确定了一系列环保的法律和政策，以及全国环保队伍的不懈努力，环境保护工作还是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大家对当前中国的环境状况不满意，但如果没有上述的努力，环境状况会不堪设想，淮河也是如此。

    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记 者：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文明进步和自然环境的互利，是一个无法回避和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同期相比，我们的环境污染状况怎样？

    王玉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我们的各种活动不断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特别是工业化以来，这一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始终需要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程度密不可分。

    发达国家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工业化迅猛发展，经历了环境严重污染到逐步得到治理改善的过程。如果将我国80—90年代的工业化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工业化中期环境状况相比，由于缺乏全面的数据和许多难以简单类比的因素，很难加以准确全面的比较。仅从一些典型污染事件看，我认为中国的环境状况要好一些，还没有出现国外那种震惊世界的、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或患有公害病的事件。

    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已经是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许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有了认识，不能再用是否出现半个世纪前的那些公害事件来衡量我国环保工作的好坏。时代不同了，应该有新的标准。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些。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特别是70年代、80年代，发达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污染治理，环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有些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晚一些或国家小一些，并没有经历严重的环境污染、再治理恢复这样一个过程，而是比较早就注意了环境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实事求是地讲，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在工业化过程中，应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键是把握好度

    记 者：有人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有些是认识糊涂的选择，有些是清醒的不得已的无奈。因为环保产品多是公共产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生产成本和利益享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离。生存竞争与长远持续发展在一定发展时期是个两难选择。您怎样看？

    王玉庆：道理是对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有些是认识糊涂的选择，有些是清醒的不得已的无奈。事实上不完全是无奈，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做出更好选择的。这里涉及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的问题。这些利益现实中都要兼顾，关键是把握好度。

    党中央提出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GDP多少是快？从本世纪初到2007年，每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GDP增速都为8%。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但执行起来都超过它，达到了两位数。有些地方甚至到了15%，差不多翻了一倍，并常常以此为荣。而许多地区经济增长靠高投入，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增长，上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快速增长，铁矿石、铝钒土等矿产资源大量进口投入生产，如果环保措施跟不上，污染物排放总量肯定会大大增加，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这就有一个GDP增速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能不能稍微慢一点，而把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社会发展事业做得更好一点的问题。

    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乡镇造纸厂，污染了一条河，群众反映很强烈，环保部门建议关掉。当地政府就会说：很难，要影响地方政府税收、上百人就业和群众致富。结果是，工厂没有关，上了些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治理设施，时开时停，污染依旧，乡政府负责人却升了官。我不禁要问，如果几年前不建这个厂，乡政府就没有税收了？当地老百姓就没有别的法子致富了？实际上靠造纸厂致富的仅是少数人。我承认有时不办这个厂，致富可能慢一些，但绝不是只有办造纸厂才能致富。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印度一些农村很贫困，政府为了发展这些地区，帮助他们引进了一些工业项目，要占土地、砍伐一些树木。当地群众不干了，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树木和土地，有些项目最终没有干成。

    如果要认真总结的话，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

    记 者：有人认为，以牺牲环境、消耗自然资源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发展理念中缺少生态文明的要素，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现代环境保护思想是什么关系？

    王玉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老子、孔子、庄子等著名道家、儒家的著作中许多地方体现了“天人合一”、“物我同舟”的思想。《道德经》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人要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吕氏春秋》有“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讲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能竭泽而渔。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也很深刻，甚至许多朝代的法令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但是从19世纪后期到上个世纪中期100多年时间里，中国衰落了。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经济技术的落后，中国古代充满智慧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也与我们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一样丢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使我们错过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好时机。待70年代末，我们结束了十年动乱睁开眼睛看世界，才发现我们又落后了。加快经济发展、尽快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来得及（或还顾不上）从优秀的民族传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此，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严重的环境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现代环境保护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强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的目标都是和谐。不同之处是，现代环境保护思想是一种更理智的思想，是在逐渐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而不是简单的对自然规律充满神秘性的一种敬畏；同时，现代环境保护思想也是一种更为主动的保护思想，促进自然更好地恢复，使环境质量尽快地改善，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保存自然的多样性，使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得以维系。
国家法规和政策方面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 者：从80年代提出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到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现在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可以看到国家治国理念中环保地位的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治国理念、基本价值观，需要我们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改变。从当前看，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入手破除那些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观念、做法？

    王玉庆：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将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定下来。这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环保理念的进一步升华，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治国理念，也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我认为，要破除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观念和做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是教育，包括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公众和各级干部环境意识的提高，是搞好环保、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性措施。上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开始大规模环境治理，这得益于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我国环境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群众和干部环境意识不高，而这要靠教育、宣传和培训。要从基础教育抓起。目前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了不少环境保护知识，但远远不够，要让孩子们了解生态文明的理念，培育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对成年人要利用舆论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对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要利用各种培训机会，讲解环境保护，宣传生态文明。

    消费观念影响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生产。目前一些追求时尚流行的消费观念，并不是对环境有利的。比如一些大排量汽车、高档消费品、别墅型的住宅等都呈热销的态势，成为许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就能说明这一点。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但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不但降低了人的精神境界，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日益激化。应该使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时尚。这是一种以适度节制物质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有利于健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这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全体国民树立了生态文明的意识之时，也就是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之日。

    其次是技术的发展。要在各行各业全面倡导绿色技术，这关系到未来经济技术的发展。绿色技术也被称为对环境友好的技术或环境健康技术。新技术的发明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往往给环境甚至人体健康带来长远的、持续的危害。对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要充分认识到，目前研发新技术不再仅仅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产量和产值，而是要从生命健康和生活环境本身需要出发，更多地强调提高资源生产率和环境承载力，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绿色技术革命。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对这场革命漠然置之，都会在未来发展中丧失竞争优势。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已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那种充裕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把握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占领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技术制高点。这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题中之义。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许多人甚至认为，发展绿色技术就是研究污染防治技术，是环保部门的事，没有认识到这是渗透到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几乎所有行业和生活消费中的一项工作。为此，需要及早在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明确把是否对环境友好作为鼓励技术发展的原则，为发展绿色技术制定扶持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再有就是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决定人的行为的不仅是思想意识，还有利益的驱使。这就需要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使保护环境的有利可图，使破坏污染环境的受到应有的处罚。

    发展趋势：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记 者：在治理保护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环保政策更加有效？

    王玉庆：要使环保政策更加有效，必须实现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其中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提高环保工作水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也是国际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成功经验。现在需要总结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个转变。

    这首先要从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科技和社会的力量来推进环保工作。环境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手段和资源是有限的，其对制定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依法行政，在各项看似属于行政管理范围的措施中，如项目环评的审批、排污收费、执法检查等，都必须依据法规行事。这实际也是在运用法律的手段，而不能理解为仅是行政措施。加强法律手段，强调的是司法部门要更多地介入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环境法制包括制定完善的、有力的环保法规，也包括法规得到认真的执行。除了立法部门的努力，还需要司法部门的介入。我们的公检法部门应更多地关心环境问题的诉讼和环保案件的办理，给需要强制执行的环保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时、公正的支持。他们才是国家环境公平最有权威和最有力量的捍卫者。

    国家涉及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有些是由环保行政部门执行的，但大部分是依靠其他相关部门执行的，他们执行得好坏，直接影响这个政策的环保效果。所以经济手段的运用更突显财政、发改等经济综合部门和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各执法部门密切配合的作用。

    环保行政管理部门需要努力的是，在日常工作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与各种经济活动关系的研究、与人们的社会行为及法律关系的研究，并能提出结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草案的建议，供有关部门和国家决策参考。在国家环保规划、法规、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执行能力，做好统筹协调，加大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力度。新一届政府把环保总局改为环境保护部，即希望在这方面能更有所作为。

    环境治理由主要靠政府调节逐步转向主要靠市场调节，这句话一般意义上说说可以，但概念不清晰，需要加以分析，说清楚各种“调节”的涵义，才真正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一般存在的“外部不经济性”，决定了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上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特别在当前环境问题如此尖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如何使国家的环境政策和各方面治理污染的投入更加有效，则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以讲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由于解决污染问题，使其利润减少，或者由于成本提高等各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则企业会本能地采取抵制态度。如仅仅靠法制手段强迫企业做，效果会很不理想。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有利于污染防治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这里包括产业、财税、价格、贸易和金融政策等，使治污者“不吃亏”，甚至有利可图；使污染者不但法律不容，而且经济利益也会受到损失。这就为从机制上解决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再有，需要政府维持一个公正的法制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不给违法者以空子可钻。

    至于政府用于环境治理的投入如何更有效率和效益，目前项目的招标制度正在日趋完善，关键是要打破各类地方保护主义的制约。污染治理项目涉及设备制造、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等，应鼓励走专业化、市场化的路子，这是环保产业化的重要内容。关键是尽快出台有利于这样做的相关政策制度。总的方向是政府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维护企业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可以充分调动企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市场机制自然就会发挥作用。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