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著从头到尾在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其搞的大清洗已是罪行）辩护，对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竭力颂扬与捍卫。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它就认为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中国国内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这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１］。看来，中国只能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能有前途了。刘著提出的上述看法，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的结果，还是因为历次改革都是修修补补，没有解决斯大林模式存在的制度性与根本性的弊端的结果？二是中国30多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得来的，还是通过改革、突破斯大林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的？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必须从制度、体制中去寻觅，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斯大林模式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形成的，它在特定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改革，改革的迫切性也越来越明显。遗憾的是苏联一次一次地丧失改革机会。首先是列宁提倡的新经济政策在1929年被斯大林抛开，苏联又回到了由“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人们期待改革，战后苏联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斯大林个人威信空前提高。但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其原因是：第一，他认为，战争胜利证明苏维埃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要优越。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说：“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２］第二，战后，斯大林个人崇拜大大发展，达到了神化的程度。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斯大林思想深处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1945年4月，他对铁托讲：“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３］第四，为了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了斯大林之后最高领导人（马林科夫只是短暂执政）。他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４］赫鲁晓夫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
　　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改革未取得成功。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并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革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也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而不是把改革重心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第五，赫鲁晓夫的个人性格，诸如急躁、主观、唯意志论。第六，国际压力，这指的是当时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大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５］。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也称为柯西金改革，指的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目标为：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革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到后期改革处于停滞状态，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只能用“完善”一词了。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整个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革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我还认为，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与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1）经济体制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2）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得不到遏制；（3）农业继续衰退；（4）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拉大趋势；（5）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6）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7）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已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但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必然会忽略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视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导致笼统地否定改革的必要性。
　　从以上对苏联体制改革历史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历次改革，按照斯大林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一基本原因，使苏联模式积弊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进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并最后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普京对此指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６］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联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７］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８］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指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取得的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取得的”。“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2010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苏联发生剧变是日益走进死胡同的斯大林模式长期来未能进行根本性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对其进行批判、进行根本性改革和扬弃的结果。
　　二
　　下面我们谈谈中国缘何没有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并在30多年来取得伟大成就。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现代化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９］他还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１０］另外，我国在吸取“文化大革命”与斯大林模式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首先不要苏联特色，是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国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突破。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当我国的改革处于深化与关系到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刘著为了维护从本质上、在主要方面不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其观点甚至发展到不顾历史事实、不顾中国前途命运的地步。这在客观上必然阻碍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１１］
　　至于对斯大林，绝不像刘著中所说，在俄罗斯全国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高潮”，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１２］就是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了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梅德伟杰夫总统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
　　实在难以理解的是，时至今日刘著还以《九评》作为评价斯大林的标准，还特地把《九评》中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作为其书的附录。读刘著，真让人有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一反斯大林就有人“如丧考妣”［１３］的感觉。此书还引用了据说是斯大林1943年说过的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把那些垃圾刮走。”他紧接着说，这个“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吹起来了”［１４］。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那个历史的风并没刮起，而是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之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建立给人民生活幸福和有尊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消除独裁、暴力、践踏人权和滥杀无辜之风。可以说，这个历史的风一直在强劲地刮着，可以肯定，这股风谁也阻挡不了，因为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斯大林是孤独的，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地向前发展，他将会更加孤独。
　　
参考文献：
［１］［１２］［１４］刘书林等.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5；１、５；８５.
［２］斯大林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2.
［３］米•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89.
［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王复士等译. 别无选择.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584.
［５］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3.
［６］普京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７］托尔•多•日夫科夫，吴锡俊等译. 日夫科夫回忆录.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26-229.
［８］胡绳全书（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
［９］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１０］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１１］学习时报. 2007.7.9（第1版）.
［１３］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5.
　　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