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合理地理解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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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林蕴晖 [作者：林蕴晖 国防大学教授] 发布时间：10-09-16 09:44:06 |
一
刘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中，专门写了一节题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的科学评价”，并用了近60页的篇幅，附录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问题是，这些并非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全部评述，只是公开发表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应该历史地、合理地理解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述可分三种不同场合：党内会议讨论、公开发表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以公开发表最为谨慎，内部讨论比较开放，私下谈话最为自由。例如：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就讲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四条错误：即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第三次是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没有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第四次，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具体错误，毛泽东并未提出否定意见，反而归纳为七个问题。表明在斯大林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①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为什么还挂斯大林的像解释说：“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是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虽然和苏联朋友讲过，“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１］。这清楚地表明，当时对斯大林的评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充分注意内外有别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考虑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
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感情，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更是坦言：“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毛泽东还说：“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２］
对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明确表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有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是不高兴的，后来，他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４］。
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较大的改变。11月11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普拉演说中指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错误不只是个人崇拜，而是与制度有关。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年并未认识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重大缺陷，毛泽东认为，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反斯大林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５］依据上述指导思想，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了全盘肯定。文中总结苏联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有五条，其中第三条是：“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断言：“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鉴于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认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各国人民“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因此，《再论》针对铁托说斯大林的错误与制度有关的观点回答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与之同时，《再论》提出了“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在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再论》的上述观点又有了进一步发挥，突出反映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教训》，这两篇文章把南斯拉夫有别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做法和赫鲁晓夫在原有体制内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
历史表明，尽管《再论》的发表，在当时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政局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就对整个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说，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就对中国本身而言，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曾正式宣布：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出现的弊端，八大提出了若干颇具见地的改革措施，这就是在一定范围允许个体经营、市场调节和自由市场的存在。
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仍把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依据斯大林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观点，1957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整风迅即转为一场反右派斗争；为进一步实现斯大林模式的纯净的社会主义，中共八大制定的上述改革措施很快夭折，并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代。1960年代初，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即重新给农民发放自留地，允许个体手工业者和夫妻老婆店实行自负盈亏，开放城乡的自由市场；广大农民更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三自一包”。显然这些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很快被毛泽东宣称“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而遭到批判，并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可见，正是把是否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座标，导致中共八大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革之门被最终堵塞，阶级斗争的弦一天比天绷得更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声浪中发动起来的。
二
对于如何研究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生前曾发表过重要的指导性意见。1988年11月，胡绳针对建国后的中共党史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党提出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观点，认识到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六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虽然这个理论还不是那么完备，但一些基本观点是站得住的。我们现在应当从这个理论高度来回顾党的历史。”［６］显然，对当年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评价和中苏论战的历史，同样应该站在这个高度去进行研究。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早有反思：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接着，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认为，这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照搬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有关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此后的多种场合有过不少论述。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７］这里说的“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斯大林模式。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时又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８］
至于有关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邓小平也有过明确的表态。早在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谈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时就说：“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我是我们党的主要发言人，在二十六国会议上我讲了四个多小时。但如果现在讲，有好多提法就不同了。”［９］同年11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邓小平具体谈到“九评”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１０］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当年中苏论战的教训时，更直接说道：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１１］
邓小平在多次谈到对待历史问题的重要性时说过，总结历史，为的是“开辟未来”。上述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正是要人们正确地吸取历史教训，坚定地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斯大林问题上出现的中苏分歧，以及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所作的反思，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付出巨大代价而获得的理论认识成果。正是在这个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短短３０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各国相继倒台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蒸蒸日上，其深厚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刘著没有依据１９５０年代的历史条件，以及斯大林模式在苏联、东欧失败的教训，搬出195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表的对斯大林的评论，强调“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１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１３］“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保护斯大林，毛泽东第一个提出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１４］
在读了上述这些话语以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文字关涉到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１５］问题是，作者要维护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希望通过学术争鸣，将思考的视角共同纳入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来。
注 释：
① 详见沈志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21页。
参考文献：
［1］［2］［3］毛泽东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20-125、125-126、126-127.
［4］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3月. 毛泽东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9；李锐. “大跃进”亲历记.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74.
［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1-322.
［6］［7］［8］［9］［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70、1232、905、944.
［11］邓小平.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6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292.
［12］［13］［14］［15］刘书林等.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7、77-78、83、83.
编辑 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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