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大清洗”的是非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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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 [作者：马龙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布时间：10-09-16 09:42:44 |
发生在苏联上世纪30年代，在1936年到1939年期间开展的、以1937~1938年为高潮的“大清洗”运动，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其基本历史事实变得清晰起来。从80年代以来，包括苏联和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其大多数、其主流对“大清洗”是加以否定的，尽管对这场运动处死和受迫害人数的认知上有很大分歧。特别自从苏联“大清洗”档案公布以后，对受迫害人数和被处死人数的分歧在明显缩小。但无论如何，学术界否定“大清洗”运动的是主流，是多数。打开这些年权威性的苏联史著作，包括俄罗斯教科书中带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对“大清洗”也是彻底否定的，就别说其他派别的著作了。在我国学术界也基本如此，凡涉及苏联“大清洗”运动这段历史的著作，除极端者外，这些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学者去肯定“大清洗”。从上面可以看出，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除少数持极端观点者外，对苏联30年代发生的这场“大清洗”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可以说，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一
然而，近年来却有人以过去西方或苏联有人夸大了“大清洗”受害人数为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以此来肯定“大清洗”运动。鉴于过去苏联不曾公布“大清洗”档案，人们就以各种方法推测、计算“大清洗”的规模和人数，加上确有西方不怀好意者的夸大、渲染，使死难3000万、5000万之类的说法广为流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即使在那个时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仍然通过艰苦的努力，做出了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１］不过，就是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苏联中央档案馆统计提供的最低数字，在1937~1938年遭逮捕的共有1344923人，其中有681692人被枪毙。①即使这个数目也是相当大的。要知道，苏联的人口基数较小，当时全苏只有1.5亿人口，这个数目在其全人口中，特别是成年人口或工作人口中，比例是很大的。如果放在各种专业或群体人口中加以比较，其比例更为惊人。
可是，刘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却提出缺乏档案根据的推测，用“可能”、“也许”、“据说”等等可疑的说法，甚至翻出以法西斯德国间谍机关离间苏联军队领导层的“反间计”材料为基础的说法和论据，为“第五纵队”的存在作证，为“大清洗”运动辩解。这种治学态度是值得商榷的。对于在“大清洗”这样严肃、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上，我们应该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对搅混的问题予以澄清。
首先，要对这个运动的名称加以澄清。发生在苏联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这场运动，恰当的名称应该是称作“大清洗”运动，而不是什么“肃反运动”或者“肃反扩大化”。名称反映对这场运动是非和性质的认识，马虎不得。“大清洗”是一个中性词，为目前学术界所通用，一般被认为是确当的称谓。“肃反运动”或“肃反扩大化”的称谓，是肯定这场运动的名称，学术界主流是弃而不用的，现在又有人捡起了这一称谓，其学术论据是极不充分的。
其一，采用“肃反运动”或“肃反扩大化”这一名称，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用语，当这一运动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应以“大清洗”相称。采用以前那个陈旧名称，是在把苏联1936~1938年的所有审判案——主要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矛头主要指向工业管理领导者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科夫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打击对象为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的“右派阴谋集团”案，以及针对军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的“反苏军事中心”案及其案犯，作为反革命案和反苏反革命分子看待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个称谓。苏共中央到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为止，将上述案件及其涉案人员都一一做了甄别平反，证明当初这一切全系冤假错案。这表明，受迫害者基本都是苏联公民、革命同志，有些还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把这个以打击这些反对派人物为主要目标的运动称作“肃反运动”吗? 或者进一步，仅仅用一个“肃反扩大化”的简单名目，就可以轻飘飘地结案了吗？这四个重大案件及其所包括的几乎所有案犯，大都涉及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和重要党政军领袖人物，关涉列宁与之并肩战斗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一一含冤被杀，还都是在被称为“肃反运动”中死去的。实际上，按照列宁的党内斗争原则，对这些人即使罢官撤职，也应按党内同志对待，而不能随便关押、逮捕，更不能枪毙处决；而斯大林亲自发动的这场运动，却把他们一一处以极刑。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在近现代各国的政治史上是罕见的。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大清洗，是对凡持不同意见的政敌，一律扫除之、一律清洗之的暴力镇压。
“清洗”、“清党”这两个词，本来就是联共（布）党自十月革命后以来的传统用语；由于3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这场清洗是大规模的清洗，是集过去所有清洗之大成的清洗，所以将其称为“大清洗”，是合乎逻辑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个中性用语，并不含褒贬色彩。如果有人怀疑苏共中央80年代的平反，那是他们的学术自由，但须知，在当前拿不出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在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否定这一运动的情况下，仍沿用“肃反运动”或“肃反扩大化”名称，一般会被学术界视为一种不尊重最新学术成果而表现出的保守落后行为。
其二，应该从“大清洗”运动部署的几个战役出发，对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几个主要群体的人员成分加以分析，来评判这一运动究竟是打击、“肃清”了什么人。这些被打击、肃清的究竟是真正的“反革命”，还主要是、绝大部分是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的群众。这是判断这场运动之是非、性质的一个根本标准。
我们知道，发生在苏联30年代的这场“大清洗”运动，整个过程是经过若干阶段、分几个“战役”构成的。起码可分为酝酿准备阶段、发动阶段，以及高潮和收尾四个阶段；对应于这各个阶段，曾分别通过“清查党证”，对全体党员进行了审查；通过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大审判，进行了一系列大清洗的动员。接着，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由斯大林、叶若夫的讲话做了全面发动、部署，使运动开足了马力，直到1938年3月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即对布哈林、李可夫“右派阴谋集团”案审判结束，方刹住运动高潮的快车。此后，大体直到1939年底，在清洗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时，该运动以叶若夫1940年被处决而结束。
让我们看看这几个阶段，其中包含的所有战役，都打击、镇压了哪些人，真正的反革命究竟占了多少。“清查党证”：“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２］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３］根据我们起码的政治经验判断，这个阶段的运动，打击的主要是普通党员及其干部，充其量还有一些被打成“反对派”成员或消极、不起作用者，而确属党内“反革命”的，微乎其微。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案子，苏共中央已给甄别、平反。需要指出，其中第一次、第三次大审判，打击、镇压最大量的是党内反对派成员、党员干部和老布尔什维克；第二次大审判，打击的主要是经济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多以所谓“怠工者”、“破坏者”加以判罪、逮捕。这里面的所谓“罪行”多是在赶指标、搞竞赛，大干蛮上或工人文化技术差、违反操作规程、废品不断、事故频繁所造成的；而这一切“罪行”，都统统扣到了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头上。这里遭受打击、镇压的人，充其量多是责任事故者，真正的“反革命”、“暗害者”很少。
二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在“大清洗”高潮的几个战役中究竟打击了什么人。首先，是对“前富农”、“刑事犯”等所谓“反苏分子”采取的行动。近几十年学术界大量的研究表明，苏联集体化时期划定并加以消灭的“富农”，大多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裕起来的富裕中农和贫农；真正的富农是在十月革命初期、国内战争年代划定的，而这种真正的富农在十七八年以后的“大清洗”年代已经很少了，主要存在的是他们的子弟。所以，苏联学术界主流认为，集体化期间所谓的”消灭富农”，对他们的驱赶、流放，实际上主要是对农民阶级的消灭。“大清洗”期间对所谓“前富农”的行动，是对他们的再次整治和打击。“大清洗”针对的所谓“刑事犯”，实际上大多数是“小偷小摸者”、“顺手牵羊者”：那些年，曾按30年代初制定出的“麦穗法”治罪，规定只要“侵犯公共财产”，哪怕是集体农庄庄员，包括12~16岁的未成年者，在青黄不接时顺手牵羊，捋了几穗麦子，或者摘了几根黄瓜，就可重判十年八年的罪。甚至12岁以下的儿童有如此行为者，还要判其父母的罪。据研究证实，按这种条律判罪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对这样的过失，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刑事犯”。在这一针对“反苏分子”的行动中，真正的“刑事犯”、“反苏分子”，微乎其微，其却反证了苏共当局的非人道行径。
其次，是对边疆地区“不可靠分子”、少数民族的行动。这其中包括把远东边区约17万朝鲜族人强制迁徙中亚，还粉碎包括诸多少数民族的所谓“反革命民族分子”（其中有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苏”、“反革命”，都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运动发展到最后，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经过媒体的虚造声势，加上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直至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拉出来整肃，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被牵连、受整治的对象。
“大清洗”高潮中所有这些行动的打击对象，真正属于“反革命”的，少而又少，最大量的是农民、市民群众、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可是，在各次行动中，叶若夫领导的肃反机构，却是硬性给各级各单位下达分配逮捕和枪毙的数额指标，勒令必须完成。有些政治领导人和肃反人员，为邀功请赏，对分配指标层层加码，致使冤捕、冤杀事件层出不穷。这是“肃清反革命”，还是对各个阶层的大清洗、大镇压，是不言自明的。
第四，对于“大清洗”运动定性的另一关键，是在对“第五纵队”确实存在与否的认定上。刘著引用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速记稿）［４］，还引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言论，来证明“第五纵队”的存在。斯大林的发言，是在德国法西斯间谍机关散布假造的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等苏军高级将领有与他们联系的“反间计”材料，故意通过捷克总统贝奈斯知会斯大林之后，在“大清洗”的高潮中，在敌特、间谍满天飞的一片浓重怀疑气氛中做出的，完全是罗织罪名，编造冤案。从斯大林发言来看，他完全中了希特勒间谍机构精心策划的“反间计”。这是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的共识。但刘著却全部将其作为确证材料加以引用；同时，还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言论加以支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三个人物，在整个30年代和“大清洗”运动中，是苏联当时党政三巨头，斯大林是运动的决策、发动者，一切大案、要案的决策、处理都由他定；卡冈诺维奇从反“右倾”斗争后就一直是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把手，从”大清洗”酝酿准备到结束，整个过程，他都处在协助斯大林决策的地位；莫洛托夫是当时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几乎一切有关惩治犯罪的法令法规，都是由斯大林和他联名发布的，加上当时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可以说他们四人是“大清洗”的最高决策共同体。他们几乎是所有大案、要案的定案者，是”大清洗”的最高决策者。刘著仅仅用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三个人的言论，来论证“第五纵队”的存在，这无非是借他们的话老调重弹，怎么能视之为证据呢？这样的研究，能说明什么问题，能有什么新的学术价值呢？作者表面上引证的是“苏联历史档案”，其实是借“档案”二字吓人，引证的全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早就讲过的话；而引证《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一书，又用莫洛托夫的谈话论证这一问题，这些陈旧的材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中，唯一引用近年出现的材料，是《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对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采访录。理•伊•科索拉波夫是《斯大林全集》第14、15卷的编辑者，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推崇斯大林的第一人，他集80年代改革前苏联官方理论之大成，进一步替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但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说明“第五纵队”的存在，只是十分模糊笼统地说：“1961年4月26日什维尔尼克就甄别1937年提出的对一批军事领导人的指控，向赫鲁晓夫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奇怪的”，“明显的漏洞和破绽比比皆是”。②但究竟“漏洞和破绽比比皆是”在何处？又是什么？在这个本可借助大众媒体宣传一下的大好时机，竟一无披露，这又是为什么？而这些话语到了中国这些作者的笔下，用一些“可能”、“也许”等等的字样，就大胆地肯定了“第五纵队”的存在，并以此肯定这场运动就是“肃反运动”。这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吗？
莫洛托夫在《秘谈录》中一口咬定存在“第五纵队”，他说：“文件尚未披露，将来会弄清楚的”。［５］这是在1970年12月18日说的话；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如今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档案大都解密了，苏共中央和后来的叶利钦政府对重大案件已调查多次，学者们近些年也大量反复查阅了案卷，至今没有揭露苏联“第五纵队”存在的事实。连我们上面曾提到的一部带左派共产主义色彩的俄罗斯史教科书，即由Э.М.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院士为首的20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在涉及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这一说法时，也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做辩护”。［６］可见，这个教本对“第五纵队存在”的说法是彻底否定的。在此情况下，还仍然能用“可能”、“也许”来论证“第五纵队”的存在，继续论证“大清洗”运动就是“肃反运动”或“肃反扩大化”吗？
至于“大清洗”运动的责任问题，我们以前讲过，“大清洗”的动因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动因也关联到复杂的责任，自然不能简单对待。但无论如何，斯大林是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党政实际的领导人，从30年代中期起是全权独断者，是“大清洗”运动的亲自策划者、发动者和最高决策者。有关发动“大清洗”的理论和关键步骤，都是属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是他的名言；是他不经严格调查，先入为主地借基洛夫被暗杀案，首先把打击矛头指向所有反对派；是他在亚戈达与叶若夫的冲突中站在后者一边，主张扩大打击面；是他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与日丹诺夫两人共同决定罢免亚戈达，而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有关“大清洗”的几乎所有重要指令、法规和行动步骤，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固然，最高决策圈子、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各有各的责任，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的罪大恶极者，是最大的刽子手，但严格地说，也是“大清洗”理论、方针的具体执行者。所以，所有这些责任，不是二一添作五，平分的，而是各有轻重。而刘著却折衷主义地说：“斯大林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应当为此承担责任”。［７］这是否定斯大林作为运动亲自发动者、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是明显为斯大林开脱历史责任，进行毫无说服力的辩护。关于斯大林对“大清洗”所应负的责任，俄罗斯学者和领导人已说得很清楚。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多次说过，斯大林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其中，“大清洗”是他们所指的主要“罪行”之一。
最后，还要质疑刘著对“30年代大清洗”这一说法的质疑。作者质疑这一说法，说明他们的苏联史知识比较贫乏：他们大概不知道苏联除30年代中后期这一次“大清洗”之外，还存在20年代的“清洗”、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清洗”；更不知道，战后从1946年到1952年，发生了几乎堪与30年代相比肩的大规模“清洗”。有些学者正是为了把3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大清洗”与上述几次“清洗”相区别，有时为行文方便，简而称为“30年代的大清洗”，而这样称呼的同时，他们对其发生时间的限定是明确的，并不能理解为是从1930年直到1939年的、贯穿整个30年代的“大清洗”。其实，熟悉苏联历史的人们，一见到这样的短语，就立即明白是指发生在苏联30年代、系在1936年到1939年期间开展的、以1937~1938年为高潮的“大清洗”运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实在是个常识问题。笔者认为，治史的前提是弄清史实，再出观点，庶几才符历史唯物主义。
注 释：
① 伊•弗•巴甫洛瓦：《当代西方历史学家论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重评派研究方法”的批判》//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5. 这里提供的数字只是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并不包括各地方档案馆的数据。各地方的情况正在研究当中。被公认是一位严肃地研究“大清洗”的著名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没有接受苏联官方公布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人数，他说：“在我研究的文献中得出的结果是，在1937-1938年遭到逮捕的是3141444人。”（参见ГА РФ（俄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01，Оп.1，Д.4157，л.203-205，ф.9492，Оп.6，Д.14，л.14. 转引自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0.№ 1，С.203.）他经过仔细筛除，认为其中近250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参见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1，С.203）。
②《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第29页。
参考文献：
［１］罗•亚•麦德维杰夫，赵洵、林英译. 让历史来审判（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63-574.
［2］В．П．德米特连柯主编. 20世纪俄罗斯史. 莫斯科，1996：379.
［3］奥•赫列夫纽克. 政治局•30年代的政治权力机制. 莫斯科，1996：148.
［4］沈志华执行总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17-546.
［5］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401.
［6］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ХХ век：Учеб.для студ. высш.учеб.заведений：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Ф. Киселева，Э.М. Щагина，т.2，М.，1999.—С. 83.
［7］刘书林等.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4.
编辑 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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