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芝鸿:科学把握党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辩证思考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满了辩证思维，精辟地回答了当前党内外、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由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若干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依次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真的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外向型经济将从此发生逆转吗？对此，国内外舆论有种种言过其实的议论，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极力反对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人们，更是以为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找到了中国应当退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据。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这次金融危机重挫了美国长期依赖虚拟资产财富效应支撑负债消费的增长模式，其消费需求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相对减弱，这对严重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国家面临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严峻挑战。同时，以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全球配置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不会逆转，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将继续加强。
　　这段论述深刻地启迪我们，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的世界发展大势。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注重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百折不挠地把我们的伟大民族振兴起来；同时，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坚定不移地在更高起点上坚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国外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为我所用。要把大规模引进来同大踏步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全面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虽然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只要我们把握得当、应对得体、处置得法，注重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别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一个有利的发展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勇敢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我们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向外国开放我们的市场，又奋力开拓国外市场，收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共赢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个中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在旧式工业化时期，那些后兴的工业大国往往在掠夺性地消耗了本国资源和能源之后，通过发动战争和对外掠夺，来弥补其国内资源能源的不足，这就是我们屡见不鲜的后兴大国的武力崛起。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我国的后发现代化和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则完全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资源能源的市场化配置来获得。这就是当代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外部条件。当然，对中国和平崛起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是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才是当代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制度原因。
　　总书记的讲话在断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的同时，也科学地阐明了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对我国进口需求大量减少的新形势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来，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发生在我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快要走到尽头，那种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依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和WTO红利也已基本用完，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67%，我国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强了我国由单纯的外向型经济增长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统筹型经济增长的紧迫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总书记2008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和大有深意的。
　　其实，世界各国在面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都有一个因势利导地转换发展模式的问题。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要转变其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和一些资源能源富集国家要转变其“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印度等一些国家要转变其“服务外包型经济模式”，我国和相关国家则要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比较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更有其紧迫性。如果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自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30年来最大的一次。过去的30年，我国经济每次面对来自国际的挑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挑战，总是能够依靠增加投资、加速工业化、依赖出口，而得以摆脱困境、走出困境。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紧紧抓住了上一轮世界经济上升周期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积极利用外部需求，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还在靠信贷消费拉动增长，外部需求依然旺盛；而且10年前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出口商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很低，出口空间还很广阔，因此，靠外需拉动增长是我国摆脱危机的有效应对之策。而当前的情况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外部需求大量减少，我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比前30年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这就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来，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但是，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要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还会有一个相当艰难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发挥和强化我国的比较优势，稳定和扩大我国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更好地实现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的共同拉动，从而全面增强我国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个重要思想启迪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坚持按辩证法办事：一方面，必须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又必须竭尽全力稳定外需。而稳定外需又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继续发挥和强化我国的比较优势，任何可能导致削弱、损伤我国比较优势的做法，也就是所谓“自废武功”的做法，都是不利于我们尽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也是有害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
　　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果真导致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还将导致“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并将从此改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吗？对此，国内外舆论同样有种种言过其实的议论。比如，法国《世界报》就发表文章认为，华尔街金融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柏林墙”已经倒塌，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历史的终结。也有的外国学者和国内学者撰文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全面回归，并将使其成为主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面对这些议论，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我们要坚持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和动力。这样的精辟论述同样给人以深刻启迪，并反衬出某些所谓的反思实在是言过其实。
　　例如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论，如同1989年某些西方学者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中国在同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样，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我们清楚地记得，1989年夏天，美国学者福山发表了轰动全球并引起热烈争论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福山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共产主义世界在80年代兵败如山倒，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类除了自由民主主义，已别无选择。而当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出版了《大失败》一书，认为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必将在20世纪内灭亡。
　　同福山的武断结论和尼克松的所谓预言相反，历史的发展偏偏是这样：当一面面社会主义红旗落地、一个个社会主义政权易手、当代人类历史的天空似乎是资本主义的乌云压顶之际，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大旗不倒，而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历史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科学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
　　面对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样的历史事实，前不久福山不得不出来认错，认为10多年前他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是轻率的、错误的。在21世纪头10年接近尾声的此时此刻，国内外仍有这样一批论者，依然在重复着当年福山的轻率和武断，他们所谓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柏林墙”已经倒塌，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历史终结的观点，也同样会被历史证明是短视的、肤浅的，因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本世纪头10年的此时此刻，当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先后面临低潮和危机之时，某些国内外学者在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时，犯了同样的错误呢？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们都把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同各自的具体发展模式等同起来，既把计划经济这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失灵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失败，又把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失灵等同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失败。正是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失误，导致他们所推导出的结论的谬误。许多持理性态度的国际金融专家都认为，当前美欧采取政府主导的救市措施，突出了政府监管市场这一“有形之手”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放弃市场配置资源这一“无形之手”的作用，更不会简单地回归凯恩斯主义。
　　总书记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深刻地揭示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同时也科学地把握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外思潮相互激荡的现状，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通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同越来越多的国家一样，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合理的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缺陷、防范各类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市场需求不足、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减弱的情况下，也需要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扩大内需最终还是要靠激发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抓紧推出有利于促进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扩大社会需求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扩大内需。也就是说，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两手抓”。通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要坚持政府监管这一有形的手与市场配置资源这一无形的手“两手抓”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辅相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不能少，而且两手都要硬。违背市场规律和放松市场监管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特别是联系到我国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坚持这样的“两手抓”，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很容易被拿来证明对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必要性、紧迫性。而问题的实质却在于：我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同美国刚好相反，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滞后，而我国则是金融创新不足、金融监管超前。在此危机当头的时刻，决不能变成美国金融业生什么病，中国金融业也跟着吃什么药。如果是那样，那就真正是吃错了药。所以，总书记在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大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经济要不要坚持走兼顾结构升级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信贷紧缩，对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沿海加工贸易企业造成致命性打击，企业停产倒闭增多，失业人员增加，就业问题非常突出。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的农民工返乡潮比往年整整提前了两个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供的信息表明，明年我国的就业形势将会十分严峻。
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他指出，由于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链条低端，推动结构升级和提升产业技术层次是现阶段的紧迫任务。结构升级需要不断改善资本有机构成、改善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如果把握不好，也可能导致就业岗位相对减少，增加就业压力。因此，处理好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的关系更为紧要。在制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既要注意发展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又要积极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体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总书记的这段讲话鲜明地提出和回答了在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要不要继续坚持走兼顾结构升级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我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前一个大方面，是要求“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后一个大方面，则要求“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现在，一些地方对前一个大方面比较注重，而对后一个大方面则相对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有某种程度的忽略或轻视。针对这种偏颇，总书记在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我国的后发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工业化一样，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很容易出现机器排挤劳动、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一些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关系，结果社会矛盾激化，现代化进程受阻。这个深刻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这样的反复强调和一再重申，充分表明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要，应当引起各级干部的高度重视。决不能只强调省情，而不顾我国有13亿人口的国情，一味强调发展高端产业，追求资本有机构成高、使用劳动力越少越好，却淡忘甚至完全忘掉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一条！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看，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解决好增强经济竞争优势与提高吸纳就业能力的矛盾，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腾笼换鸟，二是就地改造。关于腾笼换鸟，搞得比较成功的是浙江省。他们通过与江西省联手，有力有序有效地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省际的转移，实现了互利双赢。千万不能把腾笼换鸟变成拆笼赶鸟，那样势必激化就业矛盾、恶化劳资关系、影响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损害劳动者利益。而就地改造，则是广东省最近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在协商进行的又一种积极探索。其背景是：近30年来，港澳同胞始终是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改革开放初期，港澳资本占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80%以上，目前仍超过40%。防止港资中小企业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集中破产倒闭，不仅有利于保持港澳经济稳定，也有利于减少失业，保持内地经济社会稳定。因此，他们将整合粤港澳三地政府和民间资源，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为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换代创造有利空间。只要思想统一、运作得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成为珠三角地区港澳资中小企业提升整体素质的重要契机，其结果必定是粤港澳三地互利共赢的局面。
　　党中央对青年就业创业问题也十分重视。今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有610万人，是近年来的最高值，许多高校还有不少往届毕业生至今没有解决就业问题，两者加在一起，使青年就业创业问题显得空前突出。最近，党中央充分肯定了团中央提出的把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作为共青团服务青年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抓出成效的工作思路。要求举全团之力，与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统筹城市和农村、输出地和流入地、学校和企业及城市社区，进一步做好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特别是要协助党委和政府动员一切力量，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确保初次就业率不出现大幅下降。要鼓励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到农村担任村官，充实村级两委班子，同时有效促进农村富余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充分发挥返乡青年农民工从城市带回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因地制宜自我创业，并以创业带动就业等方式，深入加以推动。
（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责任编辑　梁丽萍）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