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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08年的解放思想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谈到，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解放思想，深化各方面改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时，专门就解放思想谈了自己的看法。2008年春，广东、上海、重庆等地先后开展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必要，要解放什么，其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我认为，2008年的解放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了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大的目标和总体框架后，有其落实和践行十七大精神的深远的意义，即在总体的制度上，我们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我们也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只是我们方向性的道路，只是大的经济体制框架。这样一种方向性的道路和经济体制框架下，具体怎样走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即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我们在具体的发展和体制模式上并不是很清晰。这次解放思想，就是思想要从一些传统和惯性的思维定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发展模式、公共服务的管理体制以及和谐的社会治理结构，推进民主政治，避免由于具体发展道路方面的失误可能跌入陷阱和危机，形成一个有创新和创业动力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使中国在2030年时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一、怎样理解2008年解放思想的起因和紧迫性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以及苏联后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对我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影响。中国本身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有一些自己的创造。如在农村，虽然在核算方式和分配方式等方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是，人民公社体制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实验。如在城乡关系上，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在一定的时期，鼓励知识青年下乡，促使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走了一条逆城市化的道路。在城市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试图国有大一统，计划分配资源、产品和消费品外，还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取消计件工资制，取消奖金。无论是我们几十年的实践，还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都说明，按照本本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就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了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不可否认的是，1978年以来，我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体制上深化改革，经济上对外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城镇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资、国有和集体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在政府集中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民族自治、土地快速征用和政府推动建设、地区经济发展竞争等体制下，中国有在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应付突发事件、保持民族团结、地区和谐和政治稳定等等方面的优势。这种改革开放和体制的优势，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三十年，令世界瞩目。那么，在世界许多研究者对中国发展的奇迹感到“迷惑”和予以赞叹时，我们为什么要重提和强调解放思想呢？纵观我党历史上每一次解放思想，都来自于我们的革命，或者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的危机。也即在危机面前，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思路，以选择正确并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这一次解放思想的起因来自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三大危机：一是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可持续吗？30年来形成和已成惯性的高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就我国人多资源稀缺的国情和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这将会导致发展的断裂和严重的国际矛盾。经济结构中，高消耗土地、淡水、矿产、能源的重工业高速发展，但轻加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这使得发展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张，节能减排压力和阻力都相当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是，国外许多先进技术被限制向我国出口，使用外方技术和品牌要支付高昂的专利和品牌使用费，而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创新不足，低劳动、土地成本和高消耗资源、环境的经济在低附加值的层次上激烈竞争。这种发展格局基本上没有改观。二是中国目前和到2020年，13亿—15亿人口中约4亿农民向哪里转移，数亿涌向城镇和城镇新增的劳动力到哪里就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对此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不但不能建设和谐社会，还很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动乱和政治问题。但是，目前各地为了追求GDP，为了较快增加财政收入，以及对地方官员没有真正的就业指标的考核和约束，增加就业相对越来越少的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推动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也发展相对缓慢，能大规模吸纳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日益艰难，由此，劳动力需求相对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日益萎缩。其后果将是：真实的失业率将奇高，形成高增长而无就业的格局，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久调不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与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和资本利润等等的增长速度不成正比。就业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民生，无就业就会无民生，继续下去，终将积累越来越大的社会动荡的风险。三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的社会还有创新和创业动力吗？没有民间创造和创业动力，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吗？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农民有种粮的积极性，城镇有创业的积极性，农村有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外资有与中国土地、劳动等资源相结合的积极性，虽然在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和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来看当时的一些产业确实需要调整，但是，社会和民间充满了创业的动力，充满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由于90年代后期，立法的部门化，部门的条例、细则等越来越多，机构之间的重复立法、规定和执法越来越多，审批、许可等等久减不少，且收费罚款也越来越多，城乡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和经营越来越难；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规模太小等等原因，虽然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取消和减免了农业税费，但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已经没有了。而我们的增长，主要地依靠政府的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战略，包括政府征地和卖地，政府搞交通、广场、办公楼、培训中心等建设来拉动。这样一种民间没有创业动力，而靠政府主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持久吗？从未来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看，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从目前的发展模式看，未来几亿农民无处转移，数亿劳动力无处就业；从目前的体制和机制看，创新和创业的动力日衰，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日益不足。这样的危机，并不是虚构的，它确实客观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样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命运和前景相互关联的三大危机，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忧患吗？二、2008年的解放思想与过去的解放思想之间的区别有的同志问，这一次解放思想，与过去若干次解放思想有什么区别？我们先来看前两类思想解放。回顾我党解放思想的历史，第一类是革命道路选择方面的解放思想，发生在建国前的战争年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要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起义，从而夺取政权。从教条主义出发的革命道路，往往由于与中国国情不符，最终以挫折而告终。只有毛泽东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农民阶级，形成统一战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来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第二类的解放思想，可归类于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实现形式选择方面的思想解放，也就是在姓“社”还是姓“资”的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实现形式方面的解放思想，大大小小有三次：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对传统社会主义中革命成功后中心工作仍然是阶级斗争，个人要求无私奉献，企业是计划经济的车间，城市经济国有一统，农村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制，产品计划生产和统购统销，国企财务国家统一管理，劳动力统一分配等内容进行了反思。在实践上进行了改革，城市从认为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到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农村从集体出工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从禁止私人经济到允许个体户存在和发展，从经济封闭到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并建立了一些特区，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称赞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等等。这些反思与实践激发了整个社会创业、创造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第二次解放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初，就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实行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股份制等形式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最后，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股份制作为资本社会化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由此而发挥了市场机制的活力，以及社会资本注入经济来集中资源，包括国有单一借贷的高负债金融风险也得到了化解。第三次解放思想，是党作为执政党，是否承认创业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等新型阶层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是不是可以加入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新型的有创业创新能力的社会阶层，也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入党。通过这三次大的解放思想，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上社会结构的城乡转型和经济机制的体制转型，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了近三十年。但是，2008年的解放思想，与前两次的解放思想相比较，不再是对教条主义的解放思想，而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文化传统形成的阻碍我们事业发展方面的解放思想；不再是关于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解放思想，而是认清何种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的解放思想；不再是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要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解放思想，而是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形成更有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方面解放思想；不再是主要解决思想上的政治问题，来推进经济上的体制改革，释放经济体制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而是为了解决思想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相结合的问题，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政治体制，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再是单一方面的解放思想，而是更为复杂、更多方面、更需要系统和综合的，就发展模式、政府管理模式、权力约束模式、利益制衡模式以及和谐社会模式进行选择，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向现代化各方面的综合性道路选择方面的，关键时刻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又一次新的解放思想。三、怎样准确理解2008年解放思想的类型和定位这一次解放思想，需要解决新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什么样的具体体制及机制模式？（一）现行的发展模式已经无路可走：调整发展的道路现在起作用的发展模式，从可持续性看，已经走到了尽头。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讲，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即走了一条重经济建设，轻与民生有关的公共服务投入的发展道路；从产业结构上看，走了一条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高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重工业高速发展，轻加工特别是第三产业滞后的发展道路；从结构转型看，走了一条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道路；从经济建设和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看，总体上走了一条消耗和污染环境来发展经济的道路；从对外经济关系上讲，走了一条主要依靠便宜劳动力，还包括便宜土地，及资源生态环境高消耗、技术和品牌创新不足，来出口竞争的道路；从企业结构看，走了一条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为主，越来越排挤劳动，而依靠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从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构看，我们长时间以来，走了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从发展中的消费方式看，以私人汽车为交通方式，以大面积和多套住房为形式的居住方式，以高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为主的其他消费方式，也初成格局。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上述的发展模式下，考虑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水平较低的国情，资源够用吗？生态环境能承受得了吗？农民向哪里转移？规模巨大的农民到城市里能住得下吗？大量的城乡新增劳动力在哪里就业？资本因主要由其推动增长而利得多，而劳动因失业率高而利得少，收入差距拉大能控制得住吗？如果不解放思想，猛然醒悟，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上述这些问题是无解的，这样的发展道路肯定是走不通的。（二）渐失生机和活力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从目前的体制和机制看，如果继续运行下去，不仅不能解决中国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将积累和激化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矛盾。而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模式看，虽然30年来，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了资本社会化的格局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体制和机制方面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立法和规范的部门化，权力与利益相结合，管制型的政府没有完全转向服务型的政府，造成了管制过度而越来越抑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第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群众创业和就业的自由和权力，使社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前述的立法、行政、执法和收费罚款等方面的体制沉积和管制，实际上限制了人民群众创业的自由和权力，限制了人民群众干事业的自由和权力，由于对创业和干事业的过度约束，也限制了人民群众就业和谋生的权力，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群众的自由和自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4年破产倒闭了810万个个体户，损失了1600万个就业机会；目前，将个体工商户按一定的人数规模折算成中小企业，约1100万个企业，每千人8.5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50个企业，发展中国家也在每千人20到30个企业；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率为20%，而中国毕业生大多等着到单位去就业，自主创业的仅为1%。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有10万元资本时，愿意创业的不到5%。一个社会，不创业，哪里来的企业？没有企业的增加，哪里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企业用工不多，劳动力需求不强劲，工资怎么能够增长？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怎么能提高？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整个社会没有形成调动和扩大人民群众创业动力、创造能力和就业机会的有效机制。第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技术人员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约束了整个社会创新的活力。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勤劳智慧，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毕业和海外归来的大中专学生和研究生，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人力资本，中央也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但是，许多产业还在传统技术、无自主和知名品牌、低附加价值的轨道上运营和发展；我们在基础和重大创新的国家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激励，技术产业化的风险投资体制，在技术交易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新技术产业化的部门协调等方面，都缺乏较为完善的体制、政策和协同性；而且，口号、宣传和动员较多，但怎样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来促进创新和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似乎力度不大，成效并不十分显著。第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力，使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资源的优化分配，以及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在一些方面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比如：荒山、荒坡、沙漠、滩涂等等的开发，就受到林权、草权、土地使用产权、土地使用年期权长短等限制，大量的社会资金无法投入生态的恢复和生态财富的增加；比如由于对环境容量损害产权的界定不清，群众无法在法院起诉污染者，得到损失赔偿，而地方政府侧偏向污染企业，使环境保护没有一个产权约束的制度安排；由于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的产权虚无，由于国家征用中国有和集体交换的极不平等，形成大量的“失地”、“失保”、“失业”农民；城乡集体土地的产权的虚无，农民不能用土地抵押融资，不能出租土地，不能以土地入股，不能在土地市场上平等地交易，土地资产不能成为农民致富的资本；对城市中住宅的交易，限制特别多，有各种各样不同产权的住宅，而且住宅办理产权，特别是还有土地使用证等，难度相当大，致使城市住宅的二手房交易不旺，空置较多，而一级市场则供需紧张，房价奇高；有些地方，由于产权价值评价测定的混乱和没有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规范和制约，则过度要求赔偿利益，使建设的时间拉长，成本上升。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这都是人民群众产权还没有得到较为规范的保护所致。第四，垄断致使经济发展的成本加大、资源浪费、效率下降、创业就业困难、收入不公、社会矛盾加剧。比如：垄断性国有企业，使用公共资源和公共环境，但少交或者不交土地、矿产、空间等资源使用税，少交或者不交环境污染费用，具有垄断定价权，虽然国家为国企脱困先后支付了5万亿元左右的成本，但是，1994年以来国企整体上几乎没有向国家交红利，1993年至今8000多万个工作岗位减少至不到2000万个，而其职工、管理层的收入，包括住宅、年金等福利却十分丰厚；金融垄断，基本上不发展乡村银行和城市城镇社区银行等小银行，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基本上融不到资，贷不到款，一些小工商户不给开户，导致无法创业、投资和经营，无法大量地发展中小企业，无法扩张就业机会；铁路和电网垄断，一方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资金短缺，极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大量的资金无处投资，造成流动性过剩，在股市和房市上来回游荡，使国民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加剧；在文化、后勤服务等方面，这些产业在国外是大量容纳创业和劳动力就业的领域，但是，在我国，由于在管理文化与发展文化之间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办法，由于大量的后勤服务还内化在党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之中，特别还出现了国有图书、报纸杂志出版等向社会摊派强卖和乱拉资助等现象，这些官办的服务领域又消耗很大、效率很低，抑制了创业，对就业的贡献很小，成为我国第三产业久久不能快速发展的重要梗阻。显然，如果不进行较深刻的体制改革，如果不建立起一种真正能使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机制，未来的发展根本没有持续的动力和活力。我们需要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向科学发展校正，并选择适应科学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和模式。四、2008年的解放思想针对什么，要解放什么我到一些地方去，一些同志对解放思想的提法表示有顾虑，认为这很容易涉及对前任党政班子的政绩如何评价，很敏感，很容易被人误解；还有一些同志疑问，前几次解放思想，都有针对性，这次解放思想要针对什么呢？（一）2008年的解放思想，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遇到前述的危机，并不是过去我们某个地区党政领导班子领导错误或者领导不力导致的，而是中国国情状况、发展阶段累积、体制机制不顺、国际形势变化和未来发展可能的新变化等等所致。从中国国情来看，人口众多，大规模农民需要转移和大量城乡劳动力需要就业。从发展阶段积累的发展问题看，1978年以来，党的工作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没有任何错误。没有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就没有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就。改革开放初，即使想搞一些民生和社会事业，也因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根本就没有财力可能。而重工业超前发展，环境生态严峻，是全国和整体性的问题，是许多国家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从体制和机制方面看，立法部门化，机构林立，审批收费越来越多等等，抑制了社会的创造和创业动力；金融高度垄断使创业和经营贷不到款；中央与地方的事务、机构、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等关系不清等等。这不是哪一个地区的个案，而是由于部门权力加强和规范过度导致的全国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对此，有些地方主要领导即使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也因来自于立法或来自于部门权力而回天无力。从国际环境来看，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竞争势态加剧，资源性产品的供给在全球形成紧张局面，竞争从实物经济越来越多地转向金融和货币的竞争，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我们过去对外经济正确的思维可能在现在或者未来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因此，解放思想，是总结但不纠缠历史，关键是立足国情，放眼未来。我们实际是站在一个历史和阶段的大跨度上，考虑我们自己的国情，面对我们未来新的形势，甚至是很可能出现的危机，调整我们模糊和惯性的思路，确立我们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且为了落实新的发展战略，需要改革和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出台新的政策。解放思想，从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局看，需要有这种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二）思想要从什么样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是指从什么样的思维定式，特别是从既定的束缚革命成功，或者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或者社会进一步和谐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思想要从走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夺取革命胜利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1978年，我们的思想要从“两个凡是”等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那么，2008年的解放思想，我们要从什么样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呢？一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地方领导的思想要从片面强调政府主导、重化工领先、大企业大项目带动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惯性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这种模式的经济发展，短期GDP增速快、GDP规模容易增加，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导致了高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就业机会萎缩，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三产业发展艰难等问题。虽然，中央近几年来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然而，由于追求GDP的惯性，由于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不合理，大企业、大项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快，还没有建立起真实失业、生态环境、资源节约、民生等方面有效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程序和奖惩体制等诸方面的原因，导致许多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一抓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仍然习惯于发展的传统模式，其潜意识中，总还是陷于政府主导、重化工领先、大企业大项目带动的思维定式上。而且，一些同志还对这样的发展模式有依赖和满足感，没有忧患和危机意识。如果不从潜意识的这种发展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树立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又好又快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树立科学的管理观。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要从立法和各部门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单纯是规范、是管制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处理好放活与规范的关系，首先是激发社会的创新动力、创业动力，使发展有生机和活力，其次是规范和秩序。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立法，政府出台了许多规定，政府各部门也制定了许多实施细则和规章制度，这对完善法制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立法的部门主导，由于一些法律法规规章的不科学，由于目的单纯为了强化权力、谋取利益和方便管理，城乡人民群众创业越来越难，企业家投资办事环节越来越多，经营过程中无端检查骚扰也越来越频繁，一项事情到多个部门重复办理，对农民养殖、居民创业、车辆运输、企业经营等等收费罚款越来越重。结果是，农民没有了种粮和养猪的积极性，城乡能人没有了创业的积极性，技术人员和企业没有了发明创造和新技术产业化的积极性，企业家没有了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和新增劳动力就业越来越困难，劳动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和利用，整个社会让立法和政府各部门的各种文件管理得失去了创造和创业动力，没有了生机和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各管理部门的思想，要从微观事务要宏观审批管理，横向事务要纵向管理，地方事务要垂直中央条条管理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要从立法和制定规定怎样方便自己管理，而不是怎样才能方便人民群众和怎样有利于放活和发展经济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个社会没有了发展的活力，规范和集中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三是树立为民服务的权力观。从实际领导和管理工作中，权力来自于上面，对下是行使权力，工作就是权力最大化等等“官本位”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虽然，从我们党和国家的理论上讲，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其工作主要是为人民服务，领导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但是，实际工作中，政府、两院、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包括在其中供职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其理念与其相去甚远。封建权力观、“官本位”观，在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实践中，别说公仆与主人意识，就是自己是纳税人供养的，要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总体上都没有树立起来。1.权力不愿意受到约束。党政部门、官员和工作人员，实际的生活中，并不情愿和并不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没有从制度上形成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和约束政府及两院的有效机制。2.部门权力通过立法强化和合法化。许多立法由部门主导，涉法的其他方没有参与立法的机会，其他方在法律中的地位和权力得不到尊重和确认；许多法律规定得太原则，而部门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往往被设置在部门所制定的法律实施细则中，并且其往往不经人大的讨论、审查和批准；部门之间，就管理权力在各自的法律和法规中相互争夺，导致重复、交叉、矛盾管理和执法，使被执法者苦不堪言。3.行政、执法、司法权力与居民、企业、社团权力之间不平等。将政府公务不看作是服务，将市场监督等工作，不看作是一种双方在法律上平等条件下的社会管理，而看成是“法律”和“法规”授予的权力对有关方面进行的管制。4.一些部门、领导和公务员滥用权力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如有的部门和公务员随意解释法律和法规，向有利于加大自己权力的方面执行；如个别领导将公检法机构看成是自己行使权力的机构，对批评、检举自己的公民，随意行使司法权力等等。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在思想上树立公共权力观，即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要受到约束，权力之间要形成制衡关系。四是树立合理和现代的利益观。从收钱由政府和部门单方面决定，实际立法、行政、司法、执法等工作中千方百计谋取政府和部门收入和利益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虽然我们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宗旨，但是，由于个人物质生活和享受的追求，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被商品化和金钱化，由于个人的物质利益水平与所得的收入多少密切相关，而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又是由具有追求这种利益的个人组成，通过权力谋取部门利益，使小集团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实际上普遍存在。比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政府有行政权力，是分配的强者；企业有资本权力，其分配的力量其次；而居民分配的权力最弱。这几年，国家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的收入高速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国家分配增长的比例，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持续下降。比如，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想方设法设置收费罚款项目，而政府和财政也将一些行政、执法和司法的拨款义务推脱，于是这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大肆收费罚款，2007年保守估计高达16600亿左右，成为创业、经营和居民的沉重负担。比如，地方政府低价征用农民土地，高价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既通过不平衡的征用制度取得了一部分农民应得的利益，又通过高地价和政府部门对商品住宅建设的各种收费，从买房居民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利益。2007年地方政府仅土地出让收入就高达12000亿。比如，在目前减轻创业、投资和经营负担，要改革一些工商等部门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等，形成行政、执法和司法由财政供养，而财政部门、一些地方的政府，留恋这些收费罚款给政府和财政带来的利益，不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使这些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利民改革，遇到政府、财政部门和既得利益部门强烈的抵制。比如，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设置了许多审批、许可、注册登记、资格审查、监督检查等等寻租项目，许多公务员利用这些寻租设置，谋取隐性利益，获得灰色收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政府领导将财政增长超过居民和企业增长，将财政超收看作是一种政绩，而不看成是与民争利的行为，不看作是违背预算法的行为；有的财政和政府其他部门，在清理收费项目时，不愿意放弃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利益，甚至变相增加和提高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强化这些利益。有的领导，就是愿意将钱先收上来，再由政府和部门发下去。殊不知，这样的过程中，通过收费和罚款的行政成本较高，政府和部门可能多留，多消耗资源；在下拨和各级分配及使用钱款过程中，腐败丛生，有的钱款到真正的项目上，所剩50%左右；政府的这种多收，导致创业、投资、经营的负担很重，抑制和打击了创业，导致就业非常困难；而居民不去创业，依赖政府，形成福利早熟，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民经济竞争力下降。因此，需要解放现在的政府和部门利益思维定式，树立执政为民谋利的观念，树立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政府及部门利益来增加人民群众利益的观念，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树立政府收钱要由人民同意和批准的观念，树立政府收入占GDP比例要合理的观念，树立党政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比例要合理的观念，树立部门和公务员利益要由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观念，树立不同党政公务各部门公务员利益一律公平的观念，树立权力与利益之间要进行隔离和制衡的观念，树立对利益要进行公开和监督的观念。五是正确理解和树立和谐观。从模糊的重点考虑政府为主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包揽建设和谐社会各个方面事务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共建和共享的关系。目前，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我觉得思维还有不清晰的方面：1.还存在着形式上搞和谐社会，实际上还是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现象，对社会事业建设，对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对建设公共财政，对控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等等，感到不熟悉、不顺手，没有财力；2.也有只注重共享，企图将城镇居民的失业补贴、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住房等等福利，全部由政府包起来，并且城乡全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不切合中国人口众多、城乡发展差距大、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财力非常有限等实际的想法；3.党政领导对由政府来全方位管理社会，搞运动式地维持治安，不计成本，扩张管理社会的机构和人员等，得心应手，但对发展行业协会、城乡自治，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建设和谐社会，不熟悉、不习惯，不愿下功夫，甚至对其进行排斥和限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一定时期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历史终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发展终究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然而，我们改革开放的许多年中，其实各地领导干部和政府创造历史，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思维实际上在起着作用。结果是，政府推进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强化，政府试图包揽一切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甚至在思维定式上连几亿农民转移和几亿新增就业这样的大事，也有政府包下来的企图。于是城乡居民自我就业的领域越来越狭窄，人民群众中一些能创业的精英人物越来越少，“创业增加企业，增加企业来增加就业，创业和创新来增加中等收入者，减少失业来增加居民收入和减少贫困”这样的能解决就业、控制收入差距拉大、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的路却越走越窄。因此，我们要牢牢树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念，在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同时，要充分意识到并调动、发挥人民群众中巨大的创业和创新动力，改革和形成适应的体制，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来自人民群众中蓬勃的生机和强劲的动力。还有很重要的是，落实我们党的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建设人民民主政治等理念时，对党政干部和政府各部门的引导和约束，要从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思路，转到以建立对权力和利益约束和制衡的制度和体制为主的思路上来；要从搞运动、人海战术形式为主的思路，转到建立起促使党政干部和政府各部门执政为民、受人民监督的稳定、长久、有效、低成本机制的思路上来。不在深化体制改革和建设有效机制上下硬功夫，我们党很多很好的理念，很可能成为流于形式的空话。可以看出，2008年的解放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要从潜意识中不科学的但惯性起作用的发展观，要从政府就是经济社会的管制者的思维定式，要从潜意识中的“官本位”权力观，要从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式，要从建设和谐注重共享但不求共建的思维定式等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五、2008年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其意所指的改革任务是什么那么，2008年解放思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和加快以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为重点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政治和经济运行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使社会充满创业和创新的动力，使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活力，从而真正落实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增长、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等战略要求。首先，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形成机制，促使地方干部简单追求发展和为上级发展，转变为科学发展和为民发展。在考核地区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方面，要从看大楼多少、看马路多宽、看广场多大和多少、看亮化绿化硬化净化程度、看在建和完成的工程多少等表面现象，转到看量化指标体系的考核结果，看公共服务如何、看借债多少、看民意如何。应当形成这样的指标体系，使上级评价下级政绩，使组织部门在考核、监督和任用领导干部时，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即：1.就业关系城乡居民的民生，改革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由中立调查机构调查实际全社会失业率，作为地区首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并提高其在考核中的权重；2.将地区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其他公共服务按顺序列入考核指标系列，并加大其考核权重；3.经济发展作为考核指标，调低其权重，并且取消财政收入增速等有可能损害居民和企业利益的指标。实际上，由上级考核下级地区领导干部，往住处于信息不对称，甚至伪信息较多的状态，而且再好的指标体系，总是有地区间差别大、信息获得和评价体系运作成本较高等问题。而且，与民直接面对，并直接提供服务的责任者是乡镇领导和市县级领导。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改革体制。乡镇管理采取政府派出和自治相结合的模式，乡镇主要领导由党员和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市县级领导，加大城乡居民的横向评价、监督和选择的力度，由组织部门考察、评价、推荐和党员、公民公推、选举相结合产生。从体制上形成地方党政领导为民负责和为民服务的机制。党员和公民普遍的评价、监督和选举，实际上是信息较为对称、评价较为准确和成本较为低廉的机制，最有利于规范和调节县乡领导的行为转向科学发展和为民服务。其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不仅要考核政府规范社会活动方面的政绩，也要评价它们可能过度管制对社会活力造成的损害，促使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性事业机构，从管制向服务转变，从单方面规范，向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发展经济的活力转变。对目前的法律，特别是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法规和其他各种文件，由人大组织涉法各方和专家学者，特别是网上征求意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废止、修改、补充等，对一切不利于人民群众创业、创新，不利于企业投资与经营，不利于人民群众财产权力保护，甚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条款，彻底予以废除。并规定政府应当负责的事务内容，规定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不作为和滥用权力时处罚和惩处的行政纪律、法律、举报、监督、行政诉讼等条款和程序，对其过度行权进行制约。将政府、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真正放在人民的监督下，改革过度管制型的政府，将其转变成为人民服务型的政府。对于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置，立法机关法律的立法，政府规定的颁布，部门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应当由公民、学者、舆论等进行公开讨论，甚至由无利益相关的其他监督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立法和制定，对其影响、后果、风险、成本进行评估，负作用较大的，应当予以停止和纠正。防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轻率使用和滥用，给社会的创业、创造和活力等等造成损害。比如，应当对目前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运输等诸方面的法规、执法、收费、罚款设置，对财政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对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权力与收钱紧密结合的体制，调查和评价它们对创业以及就业机会扩大的损害，及其造成的腐败，并且不能再置人民群众创业和就业的利益而不顾，不能再舍不得政府从中获得的不合理利益，不能再舍不得支付改革这些不合理体制的成本。否则，即使思想解放了，改革也无法深入，创业带动就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根本就无法落实。再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建立起科学的制衡机制，限制党政领导、政府各部门、行政事业性机构的过度权力。配套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尽快推进减少人大代表数量、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两院代表逐步退出人大；对行政主要领导、两院领导和政府各部门领导的工作，实行人大质询、问责、监督和罢免制度。通过这些改革，真正限制政府、政府部门和两院的权力，将权力约束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的范围里。事实证明，要权为民所用，根本是要建立起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用制度约束权力。仅仅依靠政府内部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三分离来解决权力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内部的监督，是无法约束权力的；仅仅依靠政治思想工作，不建立有效的制度，权力也不会受到约束，也不会很好地为民所用。要从人民——人大、政协——行政——司法之间形成制衡关系，立法要民主化等大的框架中考虑权力约束机制的建立。比如，将预算从“人大——行政”这样层面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上分开，才能约束政府收钱和花钱的权力。否则，花钱由政府决定，政府来花钱，而政府又自己监督自己花钱如何，永远也约束不住政府乱收钱乱花钱的权力。第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建立起人民群众与政府及部门利益的制衡，将党政公务消费和支出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且铲除权力寻租的体制土壤。统一政府预算，废除预算外体制，行政、执法和司法与利益相分离，清理和废除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少量的行政、司法罚款和诉讼费用，与相关单位和公务员的利益无关；人大成立专门的筹款委员会，政府、两院和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项目，必须通过各级人大的审查和批准，否则视为违法；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25%，党政公务支出不得超过总预算的15%，财政不正常超收，党政公务支出超过标准，视为违法；提前9个月编制预算，提前6个月将预算交由人大审查和辩论，预算执行时间应当与批准时间相一致；审计部门划归人大领导；统一党政公务员报酬，党政官员和公务员人数编制及其报酬标准，特别是报酬的提高，必须通过人大审查批准，包括进行社会听证；废除目前的征地和卖地财政体制，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取消非公共利益的强制征用体制，土地挂牌集中交易，政府收取土地交易的增值税，开征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使地方政府的收入稳定和持续化，并且保障农民的利益和城镇居民能低价购买房屋的利益。这样，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的建设，将政府、两院、政府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包括官员、公务人员和有一定权力的事业工作人员的利益，彻底用制度管住。特别重要的改革是：1.公务员工资福利标准一律统一。首先，在一个地区中，不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部门，不论是财政全额拨款部门，还是差额拨款，或者不拨款的单位，无论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单位，还是不实行这样体制的单位，公务员的工资和其他福利标准都应当是一样的；不应当有收费和收税权力的单位，其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就比其他单位要高的现象。除了西藏这样的特殊地区公务员实行特殊的工资标准外，不同地区由于财政实力不一导致的公务员工资差别，也应当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及公务员队伍在地区之间的流动，逐步统一。其目的是，以此来根绝政府各部门和各事业单位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过多收税费和多罚款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2.财政一定要支付改革的成本，将工商、质检、卫生防疫、城管、交通行政、银监、保监、证监、公安、检察、法院等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的经费，逐步全额拨款，不再将它们当作财政的创收单位。各地政府和财政部门，愿不愿意支付成本，舍不舍得放弃这些部门创收带来的利益，这是我们是不是解放思想，是不是真正发展和执政为民的一个试金石。第五，解放思想，调整思路，深化改革，坚持和谐社会要共建与共享相结合，充分发挥建设和谐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与鼓励社会全民创业、创新、自治和自我管理等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具有竞争力的积极的和谐社会。1.减轻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费负担，节制党政公务开支，规定公共服务支出比例。除了前述的以法律形式限制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25%，法定限制党政公务的支出比例，不得超过政府全部一般性预算支出的15%外，把党政公务消费节省下来的钱，把每年增收的部分，用于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失业、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应当规定这些项目硬性的比例，避免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地方政府搞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事不想真干，钱不想真花的形式主义。2.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除此之外，需要考虑的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口众多、资源平均占有量水平不高的国家，主要应当从鼓励人民群众创业，创业增加企业，企业增加扩大就业，就业需求增加拉动工资增长，中等收入者增加和工资持续增长的就业者的增加，来减少贫困人口，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增强其各方面的支付能力等等思路，来解决我们民生困难、收入差距拉大等方面的社会不和谐问题。3.通过公民社会和世俗社会的发展来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应当利用社会组织的功能来建设和谐社会。（1）应当分类放开社会组织的准入，对商业、民生、技术等方面的民间组织，应当积极发展；对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民间组织应当积极鼓励发展并加以引导；现阶段，对一些政治方面的民间组织则应当严格区别和进行管理，在政府规范下发挥其作用。（2）应当推进乡村社区、城镇社区的自治进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协调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形成民主选举、民主评议、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事公议，维护公平，形成内部协商、自我调节的机制；在城市，建立民主选举的城镇社区自治组织，从城镇居民的需要出发，培育社区居民自己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依靠城镇社区居民参与来大力推进社区的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从而通过城乡社区自治，内部自律，社区自治组织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勾通桥梁，解决政府与社会管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效率过低、执政成本较高等社会治理问题。（3）发挥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宗教利用各自的教义和教规，可以对信教人员进行心理劝诫、思想诱导和释疑解惑。宗教支持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宗教积极推动文化交流。总体上看，宗教在社会建设中的消极作用在减少，积极作用在上升。因此，个人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并不冲突，不能将政治信仰宗教化，也不能将宗教信仰政治化。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完善宗教立法，对宗教实行依法保护和管理。简言之，通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通过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体制和机制，落实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形成一个既充满创业和创新动力和活力，又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六、是否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在“陷阱危机”和“美好前景”中徘徊如果不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将面临着发展的“中国陷阱”。如果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我们就会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向繁荣的未来。（一）我们的发展可能面临的“中国陷阱” 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而东亚、拉美和中国大陆发展模式不同的基础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不同。我的研究发现，在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政治虽然也是适当集中的，但是，对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相当宽松，创业、投资、经营的准入非常容易，体制和政策环境非常有利于技术发明和应用等创新，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工资和小业主所得分配得较多并增长较快；由于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有工作，而且收入增加较快，虽然一定时期有贫民窟，但是逐步被消化；除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国民经济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和活跃，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从拉美的发展看，以政府主导发展经济，政策总是在国有化和非国有化中摆动，政府对的经济生活的各种管制繁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除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对于企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是许多国有国营企业效率较低，长期亏损，导致生产下降，使财政负担加重，赤字猛增，并且，由于其垄断地位使本国非国有资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我想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有各方面的形成原因，但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最基础和最深层次的原因。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拉美陷阱”可概括为：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债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这样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的农民破产，到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边缘形成大量的贫民窟；较早的民主化进程，又迫使政府给大量的失业者、低收入者提供与国力和财力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于是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着危机，以致发生社会动荡。我在这里进一步推测，如果中国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管得不严厉；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只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如果中央靠做大做强集中起来的财力，再给居民进行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如果居民都不去创业，而对政府的保障抱有太高期望；如果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实际上不利于技术发明、应用和产业化。那么，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模式案例，即发展道路上的“中国陷阱”：1.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但是国内资源枯竭，大气、水体和土地等污染将越积越深重，草原等荒漠化速度加快，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发展在某个时点上可能因资源和环境极度瓶颈制约而断裂；2.劳动力隐性失业规模大，全国实际劳动力剩余和失业率将达到30%—40%，甚至50%，因失业而导致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加大，城镇贫困问题将恶化；3.政府、大资本、垄断行业收入加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因创业困难而比例小，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因失业率高而比例大，加上高收入者在虚拟经济中对财富再分配，以及低收入散户在虚拟经济中的亏损和被分配，再包括腐败的灰色收入，居民间基尼系数攀高到0.6以上，而国家和居民间，将形成国富民贫的格局；4.因资源需求大、供给紧张，国外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无法正常转出,全国消费价格水平将不断上升；5.二元结构方面，人口城市工棚式转移，每年钟摆式流动，未来20—40年农村积累3亿—4亿老龄人口，农村比城市先进入老龄社会；6.民众对政府在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及贫困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但因生产力和财力水平低及人口规模太大而无法满足，财政将会债台高筑；7.由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可能较大，由于民间资本不投入实体经济而集中于虚拟经济，由于大资本的生产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形成矛盾，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可能无法避免。如果不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继续在目前惯性的发展和体制模式下前行，失业积累，福利高企，竞争力丧失，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恶化，在未来，将很可能暴发比较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与国家的民族的美好前景解放思想，坚决推进改革，我们将会化解积累和面临的问题，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可以再保持15—20年的又好和又快的发展时期。我有这样一些假设，并希望通过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成为现实：假如，我们能在新的时期、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在讨论我们面临的深刻的危机与现行的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达成共识；假如各级领导都有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形成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一致认识；假如对地方党政领导有一种科学考核的指标，并使人民群众对其权力来源和政治升迁，有一定程度，甚至是较大的决定权；假如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注重和发展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而是发展大与鼓励小相结合，强财与富民相结合；假如我们能进一步改革国企和金融体制，打破电网、铁路、金融、土地等产业和市场的垄断；假如我们能通过改革，让政府、两院、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比如工商、质检、卫生防疫、城管、交通行政、银监、保监、公安、法院等等，放弃相当多的不合理的权力和利益，释放人民群众的创新能力、创业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假如财政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阳光预算，政府更多的钱不是花费在党政公务消费上，而是支出在为民服务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假如我们不事事都要由政府来管理，在勾通信息、协调矛盾、道德规范、促进自律等方面发挥协会、社区自治、宗教等组织等形式的积极性；假如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先清理和废止一些明显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法规（如目前的土地法的一些条款），不要再立单方面强化部门权力和利益（收费和罚款等）的法律，限制和缩小政府及各部门的立法和立法解释权，等等。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并且符合世界现代国家潮流的发展道路，我们才能走向以下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经济发展方面，1.由于政府和政府各部门放宽创业的准入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将会在就业压力和创业动力的推动下，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将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强劲地推动经济增长；2.在户籍、城乡社保等体制改革的推进下，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将使劳动力资源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合理地配置，这种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城市化的建设等等，也将强劲地推进经济增长；3.如果在技术税收鼓励、广告成本的税收抵扣、技术市场、技术资产产权、技术发明和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产业化办事效率、风险投资制度形成、放活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技术产业化限制等等方面有所改进，大量的技术创新、新技术产业化和品牌创新，将会使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大大增强；4.除此之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大量积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长期存在，消费市场的规模效应等等，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15—20年中，还将以9%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有其内在的动力来源。在2030年时，我们将基本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即第一次工业化过程，初步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方面，城市化会顺利地推进，到2020年时，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3%左右，2030年时，将达到75%左右；农业生产因劳动力的转移，其规模效应会显现，给现代农业的形成提供土地与劳动力合理进行配比的条件；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劳动力，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第三产业的正常扩张，将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劳动有场所，生活有收入，而创业和稳定的就业，使其也有居住的支付能力；可能在一定时期会出现一些贫民窟问题，但是，会象东亚的发展模式一样，最终会消除城市的贫民窟现象。第三产业滞后15—20个百分点的扭曲格局就会得到调整。长期困扰我们的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国民收入中消费低于投资15—20个百分点的扭曲局面就会改观。城乡之间、居民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象东亚和中国浙江地区一样，会大大缩小，就会从基础上形成控制基尼系数提高的机制，并且象东亚国家一样，改变收入差距在城乡、地区和居民之间过大的结构，防止社会动乱，保持社会的稳定。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我估计2013年左右，全社会真正的失业率会降低到2%左右。形成一个财政资源合理用于公共服务，特别是民生的格局，从而使居民有生活的安全和公平感，并且因国家收入和支出不透明形成的腐败也会大大减少，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程度会大大提高。而协会发展、城乡社区自治兴起和宗教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将会降低政权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其效率，并形成柔和并为自然人、企业法人等等所自愿和乐意接受的社会治理形式；政府则主要加大治安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建立有效的治安和司法体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居民会有工作和生活的安全感觉。在资源生态环境方面，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我们就有调整目前资源型价格，开征和提高资源税，以及加大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费的强度等方面的余地，从而形成节约和深度使用资源、鼓励开拓新资源的价格机制，并形成节约资源的公共交通、保暖保温住宅、集中式居住、资源循环利用等消费方式。创新技术的应用，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改变第二产业，特别是高消耗资源和高排放重化工业片面发展的局面，并且降低第二产业的资源消耗水平，从而从产业的技术和结构上，形成低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明确人民群众在沙漠、荒地、山坡、现代农业等方面创业和投资的产权，生态环境将会大大改善，现代生态型农业将会普遍得到发展。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会得到扭转，生态环境状况会大大改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2030年时，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0%以上，形成初步现代的污水和垃圾处理体系，水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空气质量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山青水秀、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家园。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将会大大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为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方面的认同和信任度。政务公开和透明，社会腐败的机率就会大大下降，人民群众将更加拥护党和政府。形成一个公正正义的司法体制，使人民群众感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感到心情舒畅，真正地推进我们民主政治的建设，使我们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的社会目标迈进。总之，21世纪的前20—30年，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具体发展和体制模式，也即具体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创新和形成，至关重要。从东亚、拉美、印度、非洲等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借鉴看，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得当，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创新和创业动力，社会充满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国家财政强盛，人民生活富裕，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社会安定祥和，生态环境优美，民主和法制健全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我们的思想从一些既定思维定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制定一个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战略，尽管难度和阻力很大，使我们能重新调整权力和利益结构，改革我们的体制，使我们在规范社会的同时，出台更多的政策，鼓励创新和创业，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实现我们宏伟的发展目标。这就是我们2008年提出解放思想，事关国家前景和命运的由来。责任编辑　林　娜《理论动态》2008年5月30日第1780期
	文章来源：《理论动态》2008年5月30日第1780期　本网发布时间：08-06-19 12:30:44
	〖上篇新闻〗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拓展解放思想的新视野新境界
	〖下篇新闻〗需要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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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


乐清:改革开放30年探索


《纽约时报》头版登“


津巴布韦央行发行面额


习近平主持召开大学生


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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