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位于浙江省中部，总面积1 105平方公里，距省会杭州百余公里。至2007年底，全市实有人口17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70.7万，外来建设者超过100万。在1993年至2007年的15年间，义乌的城区面积由10平方公里扩大到70平方公里，增长了6倍；城市人口从16万人增长到75万人，增长了3.7倍；市场成交总额由45.2亿元增长至461亿元，增长了9.2倍；人均GDP从6 992元提高到59 100元，增长了7.5倍；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从3 484元、1 724元提高到25 007元、10 255元，分别增长6.2倍、4.9倍；财政总收入由1.79亿元增长至58.9亿元，增长了31.9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从26亿元增长到855.6亿元，增长了31.9倍①。

    “义乌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义乌模式”，是对义乌从一个既不沿边、又不靠海，既无工业基础、又缺乏外部支持且地瘠人贫的内陆小县，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所在地和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列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的理论概括。
     
    1999年，笔者曾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发表《“中国小商品城”市场的崛起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一文，首次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义乌模式”的特色概括为：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的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促使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进程。此后经过近10年的发展，“义乌模式”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已不仅仅是市场发展所带动的经济繁荣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它已拓展为一个包含市场提升、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区域分工协作等诸多元素的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在传统专业市场向现代专业市场、初级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演变的过程中，义乌创造性地将国际化导向策略引入市场建设之中，不断创新市场管理和商品交易的方式、手段，大胆改革、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投融资模式，首创《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等等。据此，新时期“义乌模式”的内涵可概括为：在“兴商建市”总体发展战略框架下，以持续、全面的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社会和谐稳定进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区域协作互惠互利，依靠和发挥商贸优势、国际化环境优势，推进城市向创新能力强、商贸优势大、国际化程度高的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迈进。

    “义乌模式”不同于以集体工业为起点的“苏南模式”，更不同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三角模式”。“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得益于“温州模式”，但与“温州模式”相比又有很多不同之处。“温州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自民间资本和区域商业传统，也就是说，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和辅助的作用。义乌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温州模式”十分接近：从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讲，都是“专业市场+农村工业化”；从原有的经济基础看，两者的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国家投资极少，都处在传统体制的边缘，不得不在计划经济壁垒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所有制角度看，都是以民间资本为主导，两者的原始资本主要是通过个体工商户走南闯北逐渐积累起来的；从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来说，两者都是自组织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从本质上看，“义乌模式”与“温州模式”有共同之处。但是，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市场秩序的扩展、专业化交换组织的成长以及产业的集聚发展三者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义乌模式”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理由，也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所在。
     
    “义乌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最大不同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温州模式”基本上从家庭工业起步，以家庭工业为支撑；而“义乌模式”则是从小商品市场起步，并一直以小商品贸易为龙头。在温州，市场是连接家庭工业与消费者的一个桥梁或中介；而在义乌，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二，“温州模式”的成因主要是由民间力量推动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而“义乌模式”虽然也是由民间力量诱致的，但在后来的发展、完善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三，从内容上看，“温州模式”涉及家庭工业、推销员、专业市场、联户企业、雇工与挂户经营等诸多方面，内容比较丰富；而“义乌模式”则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市场的空间扩张与形态升级是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显得比较单一。
“义乌模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做法、理念和举措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其他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义乌主要依靠个体私营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经济的道路曾遭到质疑，甚至有人将其与“脏、乱、差”和“假冒伪劣”划等号。一段时间，省内外经济界、学术界一些人依据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专业市场已经衰落甚至消亡的状况，对义乌市场的发展前景表示疑虑。面对这些压力，义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坚持既定发展战略，对于市场的发展不妄自菲薄，坚信通过贸工联动和业态提升、外向发展、管理模式创新等，可以实现市场的长盛不衰；另一方面，虚心听取客商、领导和专家的意见，认真反思和评估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信息集聚与传递被动、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柠檬市场效应”、体制优势边际递减、专业性市场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举措，进一步加强对个私经济的引导和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从而避免市场发展陷入瓶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一些地方始终难以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束缚，每当遇到阻碍改革的压力时便退却，甚至倒退，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真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导向，从而一遇阻力就缩手缩脚、畏首畏尾，甚至迂回倒退。而义乌改革的成功经验第一条就是牢牢确立了正确的发展导向，坚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由此义乌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做到攻坚克难、破浪前行。

    二是在坚持总体发展战略的稳定性的同时注重各个时期的重点及相关的具体策略的灵活性。国内有些地方往往是“一届党委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战略”，其结果难免会出现发展方向不清、发展重点不明、发展优势不强、发展政策不一等问题。而义乌在总体发展战略上则保持了很好的延续性，自1984年确立“兴商建县”（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总体发展战略以来，20多年来始终未变。历届党政领导班子遵循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一如既往地推进小商品市场的硬件完善、功能扩展和业态提升，做到“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办”。在坚持这个总体战略的同时，又注重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特性，与时俱进地提出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具体发展策略。如在全国、全省同类市场不断涌现，而义乌市场自身又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市委、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适时地提出了引导部分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经商户，将商业资本转向工业，实行“引商转工”、“工商联动”的发展策略。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根据小商品贸易日益国际化等实际情况的变化，逐步明确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目标，等等。上述做法较好地将总体发展战略的延续性与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策略的具体化相结合，既维护了总体发展战略和方向的稳定性，又体现了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的灵活性，对于其他地区尤其是缺乏明确、长远发展战略的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义乌经济社会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小商品市场迅猛发展并带动全市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同时，义乌市委、市政府不断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以此作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注重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发展和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协调和谐方面，构建起了党委领导、工会牵头、政府各部门支持联动的维权大格局，创造了“工会维权的义乌模式”，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在全国率先推行彻底的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建立了“一个笼子管收入，一个口子管支出，一个盘子编预算，财政监督全过程”的财政运行机制，被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誉为首开全国先河的“义乌模式”；面对外来人口多、外国人多、少数民族多、信教人员多、敏感人群多（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达100多万，包括来自全国43个少数民族的3万多人和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常驻外商，远超过本地70.7万户籍人口）的复杂社会结构和关系，抓住社会治安重点，突出动态防控能力，构建了“面上成网、外围成圈、打防互动、快速反应”的新机制，形成了“党政领导、公安为主、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格局，创造了享誉全国的“义乌公安经验”，实现了社会的安定有序，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率达98%以上。

    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谐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义乌非常注重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2003年，义乌市委、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2006年又发布了《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二十条》，目前义乌已基本实现了城乡道路、公共交通、污水处理、供水、垃圾收集处理的一体化，初步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列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市，并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新农村电气化市。在促进区域协作方面，义乌非常注重发挥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北京、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万农村妇女在为义乌市场开展来料加工，每年从义乌市场领走的加工费达30多亿元①。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义乌努力推进社会事业同步发展。义乌坚持用开放、包容、公正、公平的理念和政策接纳、融合外来商人和建设者，积极推行“外来人口本地化”政策，在全国首开外来人口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举和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先河，并邀请外来建设者旁听人大、政协会议；在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就业、子女上学、职业介绍、劳动保护、购房、车辆上牌、领取驾照等方面，使外来人口基本享有与本地人口同等的待遇。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少数地区偏重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城乡差距呈扩大态势，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而义乌的做法证明，只有全面，协调，才能可持续。

    五是党委总揽全局，政府具体实施，充分调动各套班子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我国一些地方存在着党委与政府权责不明、关系不顺的问题，导致了党政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党委过多地直接参与本应由政府负责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而政府则过多地插手本应由社会、企业承担的管理工作，因此造成了不应有的交错和混乱现象。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中，义乌历届党委与政府很好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做到了党委总揽全局与政府具体实施的协调统一。从提出“四个允许”①到市场“管办分离”[2]，从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到推进“一体两翼”产业带的建设，从实行“以工哺农、以商强农”到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从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探索建设现代商贸名城，再到明确国际性商贸城市发展目标，义乌历届党委始终总揽全局，牢牢把握全市的长远发展方向，对于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等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积极支持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日常管理工作。历届政府则根据党委确定的发展战略与方针，制定和出台具体实施办法，按照职责权限决定和管理经常性工作，促进全市总体发展战略的落实。从而使党委与政府既理顺了关系，又形成了合力，为义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领导和管理体制环境。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也非常尊重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参政议政的职能，突破“一线”、“二线”的传统观念，尽可能创造条件，让人大、政协的领导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在一些全市性的重点工作、重大项目中发挥组织、调研和实施的重任，使市委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市级领导班子”融为一个既各司其职，又团结协作的整体。对于我国的后发地区而言，市场经济不可能从社会中自然而然发育，这就需要党委、政府发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诞生和发育的“市场创造者”作用，而党委、政府正确的功能定位则是有效发挥其所担负的制度供给功能的先决条件。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坚持“清醒、自信、有作为”的工作思路，准确定位自身功能，妥善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义乌模式”的未来：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

（一）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的目标

    创新型城市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对于其他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国际性商贸城市是指在世界城市分工体系中，商贸业的辐射力、影响力、控制力具有国际化特点的城市，大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业、商贸业、会展业高地，如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莱比锡、上海等等。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是对国际性商贸城市特征的拓展和提升，是国际性商贸城市与创新型城市的有机结合。我国的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但它自身除了拥有世界最优良的深水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天然资源。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性商贸城市，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适应能力强、教育程度高、极富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在于整个城市凝聚着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并且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完善的法治体制。与香港这样的国际性商贸城市相比，义乌在地理区位、制度环境、金融发展、对外商贸、国际联系等方面都存在太大差距，加之义乌没有深水良港，不依海、不沿边，不享受特殊的制度环境，因此不能简单地与香港攀比。但是，义乌应当而且可以借鉴香港等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成功经验，将创新元素融入国际性商贸城市建设的全过程之中，从提升商贸业和传统优势产业的创新能力入手，以商贸业功能业态、经营方式、交易手段等的创新和经营范围、层次的国际化拓展为导向，以大开放、广交流、接轨国际的气势和姿态，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加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力度；同时，大力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的新兴创新型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从而推动义乌成为创新氛围浓烈、创新特色显著、创新资源富集、创新功能凸显的创新高地。

（二）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必要性

    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是义乌从根本上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义乌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资源要素高投入的基础之上。目前，义乌的发展开始遭遇一些瓶颈制约和“成长中的烦恼”，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要素日趋紧张，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更为严峻。市域可建设用地面积小，每年1 000亩左右的用地指标与4万多亩的建设用地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在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后，进入了现代化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对用地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水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本地居民加上100多万外来人口，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仅800立方米，只及全国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世界的十分之一；据初步估算，至2010年，全市水资源缺口将达1 000万吨以上，使得城市的人口积聚和规模扩张受到很大限制，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企业的发展。目前，义乌的发展还面临着国家宏观调控趋严、人民币升值态势强劲、出口退税率不断下调、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等难题，许多企业主要依靠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数量扩张和贴牌生产参与国际竞争的老路将难以为继；出口产品的低价格优势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调查等国际贸易冲突。此外，一些干部群众和企业负责人、经营户对科学发展观理解不深不透，自满情绪在滋长，创业激情在消退，创新精神在削弱，服务环境在滑坡。所有这些，都要求义乌广大干部群众、企业主、经营户必须认清形势，将推进改革创新作为今后发展的根本动力，依靠观念、体制、机制、市场、科技、产业、文化等的全方位创新，形成持久的推动力。尤其要在商贸流通业的功能形态、经营方式、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等方面进一步大胆创新，依托专业市场向现代商贸服务业转型、提升，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

（三）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关键

    义乌所要建设的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一方面必须体现强烈的国际化特征，另一方面则要突显以专业市场为龙头的商贸业和小商品制造业的特色与优势，而这两方面又必须以创新驱动为保障。为此，须着力把握好以下四个重点。

    一是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全球性的大市场是义乌实施和推进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依托，但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不能满足于拥有全球性的大市场，更重要的是努力实现思想理念、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城市功能、人才交流、企业管理等的国际化，亦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的国际化。首先要在思想理念上与国际对接，在充分考虑义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商务活动中更多借鉴国际惯例和标准，采用国际通行的办事程序与方法。其次要完善涉外政策体系，为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要尽量按国际一般标准实施，充分考虑境外人员的需求。在城市功能上，要通过对现有各类涉外服务机构的整合，加快建立综合外事、出入境、检验检疫等功能的外商办事服务中心，完善国际结算、翻译、会计、咨询等中介服务，加快涉外住宅、医院、学校、公共活动场所等的建设。此外还要推动义乌对外开放从以“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引进来”并举转变，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建立境外小商品产业基地；支持市场经营户在境外设立贸易机构，促进义乌市场和商品更多地融入发达国家的主流营销网络。

    二是加快市场创新的步伐。发达的市场网络体系是义乌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也是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的重要依托，因此，必须深化市场体系的创新活动。要适应市场商场化的发展趋势，完善现有市场的休闲观光、零售购物等功能；按照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方向，进一步强化市场的产品展示、信息交换、价格形成、商品配送、资金结算等功能。要积极推动市场内交易的商品来源由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为主向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结合转变，努力提高名特优新和中高档商品的比重；在更好地为国内企业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搭建平台的同时，积极为国际企业和商品进入国内市场提供服务，使义乌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尤其要加强对国内外知名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真正树立质量、品牌和信誉是义乌市场乃至整个城市的生命线的理念。要努力促进市场内的竞争由价格竞争为主向质量、技术、品牌等的综合竞争转变，推进市场营销方式从一般的经销向总代理、总经销转变，部分商品可尝试由现货交易为主向现货交易与远期合约交易相结合转变。要推动市场组织创新，促进个体经营户向贸易公司转型。加快数字市场建设步伐，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努力培育1—2个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市场门户网站。加快为市场配套服务的现代物流园区、货运场站、仓储设备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深入挖掘“义乌指数”①的经济分析价值，扩大其影响力，使之真正成为主导全球小商品批发、库存、物流和人气的“新标杆”。

    三是推进产业创新提升。要强化对创新活动的市场导向，形成企业牵头组织、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实施的创新格局。其一，政府的创新投入方式要从“投入推动型”向“机制导向型”转变，将重心放在健全和完善创新投入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投入环境上。其二，尽管义乌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但具有集群式发展的特点，能够获得充分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拥有较强的产业链竞争力，今后应大力推动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加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以小商品贸易和小商品制造业为重点实施信息化战略，完善技术开发、工业设计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培育和发展制造业的上下游产业，提升主导产业的上下游行业关联度。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的新兴创新型产业。当然，这必须基于义乌的现实发展基础条件和行业发展前景，如可着力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现代中药、生物医药等产业。

    四是建设浙中商务中心（CBD）。义乌建设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全民创业、全面创新，使自身成为浙中商务中心（CBD）。浙中商务中心（CBD）是指以义乌主城区为主要区域，以市场主导、政府支持为主要动力，以商务办公、科技创新、金融、保险、会展、商贸、现代物流、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主要形态，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信息处理为主要内容，服务于“浙中城市群”和整个浙江中西部乃至国内外更广阔地域的建设与发展的商务密集区。义乌小商品市场所引起的极化效应，使得浙中城市群、浙江中西部地区乃至国内外其他相关地区的资源要素不断向该区域集聚，推动了市场的繁荣。市场的繁荣又产生辐射带动效应，以输出来料加工业务、培育经纪人以及产业梯度转移等方式带动周边及国内外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逐步构筑起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

[参考文献]

[1] 陆立军，王祖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63.
[2] 陆立军，等.义乌商圈[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09.

① 资料来源：义乌市统计局。

① 资料来源：义乌市妇女联合会。  

①  1982年11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发布了“四个允许”（即允许转包责任田、允许带几个学徒、允许议价销售、允许长途运销）的决定，1986年以后重新归纳提炼为目前所说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① “义乌指数”是“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The Yiwu China Commodity Index)的简称，由国家商务部、义乌市政府等联合编制，自2006年10月22日起，通过中央电视台、国家商务部官方网站的“中国商务天气预报”栏目和义乌指数信息系统向全球进行发布。它是全面反映义乌小商品价格和市场景气活跃程度的综合指数，主要由小商品价格指数和小商品市场景气指数及若干单独检测指标指数构成。“义乌指数”的发布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进一步提高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小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商情信息，成为国内小商品供求状况的“晴雨表”和全球通胀的先行参考指标，影响着全球小商品的走向。

 [作者简介]

    陆立军（1944-），男，甘肃兰州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特级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义乌模式’研究”（批准号：07BJL024）的阶段性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  陈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