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国强，湖南邵阳人，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1987—1993年于北京大学分校任教。1993至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长。
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少有的赢家
记 者：30年来，对外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如何看待对外开放的得失？
隆国强：应该说对外开放给我国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广泛的。讲开放，经济层面的开放我们看到的很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资带来的主要应该说是有益的东西：现代化的工厂、就业、税收、出口的竞争力、国际销售的渠道、管理理念等。我们的GDP翻了好几番，年均GDP增长9.75％，这在整个人类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个过程中开放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从32位上升到第3位。我们已经克服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开放对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开放使中国人、中国的执政党有机会接触到人类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对外开放带来的无形的东西，如外部的信息、各种思潮等，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虽然消化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思潮需要时间，也会带来一些思想上的混乱，使各种行为都能找到理论依据，但各种思潮之间相互竞争最后总会形成主流的文化、主流的价值观。
30年开放带来的影响变化总体上是积极的，当然也会付出成本，比如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不保护劳工的企业。另外，开放不均衡会带来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扩大城乡差距。开放带来的人流、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的频繁跨境也会带来管理的成本和风险，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会进来，如毒品、跨境犯罪甚至恐怖主义；不健康的思潮，跟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理念，也会渗透进来。
关键是看收益和成本的比较，看收益是否远远大于成本。我个人认为，开放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应该说，我们和其他国家比，其他国家付出的成本更多，比如说有的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发生了社会动荡。而中国的开放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付出的成本相对比较小。世界银行指出，全球化加大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是受损失的，中国是少有的赢家之一。这是从外部来看的，和内部我们的切身感受也完全是一致的。
对外开放会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相反
记 者：但还是有人对对外开放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30年来对外开放过度，保护不够，使中国经济走上了“殖民化”道路，使中国经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为中国经济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成为产品加工厂、“国际打工仔”，看似存在巨大贸易顺差，但大部分利润被外国人拿走，而国人则承担了过多发展的代价，包括低工资、资源环境的破坏等。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隆国强：看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说这些话的人很多都认为，我们跟最好的发达国家比，人家都是高端、自主品牌，有大量知识产权，隐含的台词是：如果我们不开放，我们也会那样。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是这样吗？在开放之前的二十几年，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那时候我们不但在高端没地位，在低端也没地位。现在通过30年的开放，我们至少在低端有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强大的竞争力。说中国是世界工厂，至少说明中国在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上有强大的竞争力，通过这个融入了世界经济。我们当然不满足于此，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我们进一步开放的一个战略性的任务。但不能说我们现在还处在低端，所以开放不好或者说开放不当。中国的开放过去走得不错，跟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是非常突出的。至于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可以，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我觉得开放的成本被有些人夸大了。不存在殖民化和依附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的环节，他们拿高附加值，这没错，问题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拿不到。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美国不生产电视，按照有些人的逻辑，美国就依附于中国了，没中国它连电视都没得看了，连衣服都没得穿了。这是依附于中国吗？当然不是。这是全球分工的结果。那么是否有低工资、环境方面的成本？确实有。但为什么会有低工资呢？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竞争市场，劳动力是过剩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工资提起来。说到环境问题，这也是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确实比我们高，在西方生产不了，跑到我们这里来的情况的确存在。不过，引进的项目跟我们的项目比，到底是污染更严重呢还是相对好一些？同样的项目进行比较，大部分情况下，外资企业还是要比国内企业好一些。总体来看，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不是开放带来的。相反，开放引进了更环保的技术，是有利于中国环境的改善的。
记 者：当初设计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有过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有人认为这一开放策略已被证明失败了，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隆国强：市场换技术确实是我们当初的一个重大策略，而且在局部和个别的产业里是有效的，但效果远远低于预期。所以被很多人认为失败了。比如三峡建设采购重大装备我们就用这个策略。外国企业要想拿到订单，必须把技术转让给我们的企业。这样确实换来了技术。但总体效果不佳，为什么？“市场换技术”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政府能够控制市场机会。在竞争性领域里这是个矛盾。如果政府控制了市场机会，那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技术进步一定就慢。政府不能控制市场机会，拿什么去换？所以这个策略在大部分放开的市场里面没有作用。
但并不是说开放没有促进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从国外引进。开放30年来，我们的技术跨过了无数个台阶，大大缩小了和最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技术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但这是一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技术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到底是自己开发技术还是买技术，要考虑经济成本和时间代价。很显然，买技术、买设备成本要低得多。日本、韩国有过测算，买技术的成本是自己开发成本的1/5到1/8。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中国的企业没有那么傻，能买来的技术非要找一批工程师去研发。那么等到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买最先进的技术很贵，甚至人家不卖给你，这就逼着你去开发技术。今天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如果差距还很大，你提自主创新，也没人响应。现在提自主创新就很及时。我们看问题要历史地来看。一个人20岁的时候要干的事，不能要求他3岁的时候就去做。
记 者：如何评价对外开放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有人就认为外资进来对我们的产业形成冲击，国内企业或被外资控股，或被挤垮，从而削弱了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隆国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我们以汽车业为例。一方面，汽车企业合资了，外方就影响了技术创新的决策，就只能不断地引进新车型，从合资企业这个局部来看，开放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的损失，削弱了创新能力。但是整体来看，汽车业这些年创新能力是减弱了还是增强了？应该说是增强了。现在让中国的企业随便去造辆轿车，轻而易举。像吉利、奇瑞，很多东西，如自动变速箱、发动机，也能搞出来。怎么搞出来的？恰恰与我们看到的有一部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被削弱了有关。吉利、奇瑞的工程师哪来的？奇瑞的研究中心有几千人，顶尖的一百人在跨国公司工作过，没有开放这些人会为你打工吗？还有三四百人，是第二梯队，恰恰是挖来的那些在大型国有企业没有发挥才干的人。开放带动了整个产业研发人才的重新整合，使我们可以利用国内外的人才。奇瑞如果挖不来人，不可能有现在的创新成就。我们看局部、看微观可以得出一个判断；看宏观、看一个产业，又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我认为开放加强了我们的创新能力，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技术台阶上来创新。以前说创新，上海搞出个桑塔纳来就很不错了。而现在，我们必须与跨国公司最先进的车型竞争，就必须搞出跟他们的水平更接近的技术。由于开放，我们的技术是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进行研发的。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可以利用全球的资源为我们的自主创新服务。如果封闭起来的话只能搞全国大会战，外部的研发资源不能利用。现在我们看自主创新做得好的企业，无一例外地都利用了国际资源，或者把研发中心放到国外去，或者从国外挖来顶尖的科学家。这是开放提供的机会。
记 者：也就是说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但不能限制开放，恰恰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隆国强：自主创新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动力，一个是能力。有能力没动力，不会有创新；有动力没能力，也不会有创新。两方面问题都解决了才能有创新。开放首先带来的是动力。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因为开放增加了竞争，强化了创新的动力。开放也增强了创新能力。前面讲过，开放可以使我们整合利用国际资源。并不是只有中国国籍的人去干才叫自主创新，关键是看谁在主导这些创新，知识产权归谁。如果是中国企业主导，哪怕用的全是外国科学家，但最后知识产权归中国企业，就是自主创新。
在经济安全问题上要审慎，但不必过于敏感
记 者：人们对开放有各种各样的疑虑，说到底是对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的估计问题，担心我国的产业过于脆弱，会被外国经济击垮。比如一个木栅栏圈起来的牧场，如果里面是一群羊的话，放狼进来就坏了；如果是骏马，当然不怕狼。问题是我们是骏马，还是绵羊？
隆国强：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是头狮子。当然狮子也有弱点，狮子自己知道，但在别人眼里，狮子是不可匹敌的。现在中国人干什么外国人都非常紧张。你会看到，任何产业只要中国人去做，成本就会大大下降，外国企业要么向中国转移，要么关张。说我们是马可能还低估了我们。
记 者：那么是否存在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偏高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
隆国强：我们的贸易顺差每年都在扩大，所以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如果保持不变，比如每年1000亿顺差，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就是零。我们的顺差不断扩大，意味着我们利用了国际市场，这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有11％的年增长率，如果不能利用，每年只有8％—9%的增长率。中国的劳动力是过剩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是找不到市场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国际市场，才让过剩的劳动力找到了工作。带来的收入一部分消费，一部分转化为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了整个经济实力的扩张，也对内需起了拉动作用。
如果将汇率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全面考虑，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高。有些人说依赖度高了，无非想说高了有风险，低了没风险。这就牵扯到开放与经济安全的关系问题。这是大家最主要的顾虑。经济安全是个新概念。上世纪40年代出现国家安全的概念，80年代才出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关于经济安全，没有统一的定义。我认为指的是国家的战略性利益不受威胁，或者风险很低。有人说：越开放越安全。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简单地讲越开放越安全会有误导。决定开放与安全的因素一是国家实力，这是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基础；二是风险管理能力。不是说国家强大了就没风险了，但相对来说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会更强，风险程度会更低。开放程度与步骤和一国的实力、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才会更安全。开放会加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安全度。但如果开放太快，本身又会带来风险。所以开放步骤一定要和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要想开放走得又快又安全，必须想办法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经济实力。如果说为了防范风险，就停止不开放了，就会丧失发展机遇，会影响经济实力，伤害到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记 者：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经济安全形势？
隆国强：人们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安全度存在巨大的认识差距。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有人则认为中国现在处于100多年来经济最安全的时候。这说明我们在安全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没有共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我认为，我们确实在特定领域内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如金融风险、宏观经济稳定的风险、资源供给的风险，还有个别产业的安全问题。整个状况我觉得还好，如果最安全打一百分，中国还是可以打六七十分。关键是在我刚才提到的风险比较高的领域赶快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每个领域问题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案也都不一样。
记 者：您是否同意对某些产业适当地予以保护呢？
隆国强：中国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竞争力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强得多。中国作为大国，既具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同时又有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在有些领域我们是和发达国家一样厉害的，有些领域我们是和发展中国家一样薄弱的。所以不能用一个尺子来衡量，要更深入地来分析。我们有些产业竞争力十足，完全有必要继续扩大开放。如降低关税，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在某些领域我们确实是过度保护的，但有些领域则保护得不够。比如大飞机，我们想自己造，大飞机这个产业就是幼稚产业，在它的幼稚期要加强对它的保护，在现有的保护程度下我们就造不出飞机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保护不够或开放过度，一定要分不同的产业甚至不同的产品来讨论。
讲产业安全，现在有几个错误的评判标准，比如有人认为外资占的比重高了产业就不安全。外资在一些人眼里好像就是一家。比如说IT产业70％的外资，然后就说70％的市场份额被外资控制了。外资不是一个人，外资是几千个企业，来自100多个国家，他们不是一个整体，很难来控制你。另外，外资比重和产业安全是两码事。有些产业不牵扯国家安全，外资比重再高也没关系。有些产业牵扯到国家安全，当然要适当控制外资比重。
记 者：金融安全的问题更是不能忽视的。金融管制曾被看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一旦放开管制，和国际接轨，是否会带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隆国强：金融风险确实是全球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各国都面临这一问题，不光中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和金融衍生产品的蓬勃发展，已经超过了任何国家的管理能力。这种情况下，金融开放首先要审慎。其次，我们需要考虑，是不是不开放就安全了？不安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已经基本上不构成防火墙了，经常项目下已经开放了，资本项目下很多具体内容也已经开放了，现在关键是赶快健全内部的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现在还想着那堵墙，想把缺口堵上，可能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防范金融风险有许多工具，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只是工具之一，但这个工具已经越来越失效了。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竞争力的金融产业是基础，有步骤地扩大金融开放，有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产业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
以互利共赢理念融入世界
记 者：近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多方面的压力。经济方面，与外国的摩擦增多，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日增；而政治方面受到的压力更是人所共知。为什么在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时候会面临世界的排斥和防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更好地融入世界？
隆国强：首先，中国的崛起冲击了既有的全球贸易格局。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从其他国家和企业那里抢走了不少市场份额，确实对不少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冲击，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摩擦必然也会增加。另外，就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慌。我们作为拥有这么多人口的大国，发展起来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他国家是搞不清的，实际上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这都必然会带来从经济到政治的各方面的压力。现在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各种责任和义务，也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会碰到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在崛起中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必感到太过奇怪，要以平常心来面对。
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和平发展，我们需要调整理念。“十一五”开始提出“互利共赢”的理念，这个理念提得非常及时，非常适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形势。
记 者：对外开放有哪些经验和教训？阻碍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隆国强：我们的对外开放一直开展得比较顺，之所以比较顺，第一，是因为准确判断了全球大势，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第二，开放一直秉承着审慎的态度。开放会带来风险。我们是审慎地开放，渐进地开放，和改革一样，保持风险的可控。第三，把国际成功经验和中国特殊情况结合起来，走了国际经验的中国化之路。
对外开放需要反思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开放中很容易走极端，把一些政策目标推到极致，比如说全民招商。这是今后要避免的。第二，不同的地区容易“一刀切”，出现了雷同，比如招商引资手段的雷同、产业结构的雷同，没有发挥地区优势，而且导致恶性竞争，使外方得益。第三，一些对开放的错误认识干扰了我们的开放，导致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这还是有很多例子的。
阻碍开放的因素有实物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思想层面的。我们确实有很多产业竞争力薄弱，我们的体制有不足，风险管理能力很薄弱，让你看到好处也不敢开放，金融领域体现得特别明显。进一步开放需要大量的人才，比如经历过国际金融动荡考验的人才，现在确实非常缺乏。让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也是有问题的。从思想层面上讲，涉及对外开放有三个不良的思想倾向。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倾向，动不动就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阻碍了我们的开放，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这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看得很清楚。二是自大倾向，觉得自己很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很虚心地听取国际专家的意见，现在动不动就是提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的经验。来一个专家上来先给他讲中国是怎么做的，然后就结束了，外国人说什么根本不听，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我们有些人陶醉在过去30年的伟大成就之中，这对未来的开放是非常危险的。三是悲情主义情结。看似很矛盾，一方面是自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情情结是非常重的。1840年以后，作为一个衰败的大国的那种受尽了屈辱的心态，使得我们很多时候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国际问题。一个人高度自卑的时候，很可能被别人随意的一句话所刺痛。悲情情结扭曲了中国人健康地看世界的思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需要用新兴大国的客观、审慎而又自信的观念来看世界。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矛盾。但是要客观，而且还要自信。纠正我们的心态，恐怕是下一步对外开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
记 者：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应当做哪些调整？
隆国强：我们的开放战略处在一个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做重大的调整。我们现在的对外开放面临的任务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处在国家竞争力不足的阶段，主要围绕出口创汇这一核心目标来决定利用外资、扩大出口的政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对外，我们面临和平崛起的任务；对内，我们面临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要实现科学发展。对外开放要予以配合。国内外环境都变了，对外开放的目标变了，开放战略必然要做重大调整。至于调整的方向，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进一步整合全球资源，促进创新，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第二，提升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这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基础。第三，扩大对外投资。对外投资有多方面的效益，有利于利用全球的研发资源，有利于控制自然资源，有利于改善同国际社会的关系。第四，通过开放，尽快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扩大服务的出口。第五，优化开放布局，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第六，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对外经济关系。比如通过援助、投资、贷款、经济合作等，也包括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强和既有大国的协调。第七，加强中国的资源安全。1993年以前没这个问题，但未来的20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要综合利用政治、经济层面的各种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第八，提高我们针对开放的风险管理能力。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