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有效开发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任务。本文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效果比较的角度，探讨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发展中国家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及实施效果比较

    1.拉美的经济发展战略。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相比较而言，发展经济具有许多优势，表现为：民族独立的时间早，二战中未受到炮火的摧残，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又临近美国最发达国家，与西欧等国有着历史、文化及经济联系。然而在其发展经济过程中从战后初至90年代初，一直奉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的是物质资本密集型，注重物质资本积累，不仅忽视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而且最重要的是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即没有有效的开发人力资源，对物质资本的投入远远超过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结果物质资本相对富裕，而人力资本积累少和存量不高，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虽然在发展中形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亚的现象，但是70年代后期和整个80年代、90年代初拉美经济处于停滞、低迷状态，经济增长效率与东亚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不仅如此，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也相应地比东南亚国家低，仅以巴西为例(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国家，也是拉美中发展较快的国家)，1965年为602.9美元，1980年为2053美元，1997年为4720美元，拉美国家工资收入低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本状况，劳动力中很大比例的工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国家入学率虽然有所提高，但在70年代初仍然有14个国家超过40%的劳动力受教育时间不足3年，因而教育的个人回报率也必然最低，工资收入也自然不高。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拉美未来10年的发展和改革日程》的文件指出，拉美的收入分配达到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步，占人口20%的最贫困阶层只能得到全部收入的20%，而占人口10%的富人则享受着总收入60%，贫困问题的加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使社会矛盾空前加剧。
2．东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一般来说，东亚工业化起源于50年代，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经济规模有限，再加上受拉美地区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最初多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但是由于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本地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和适应六七十年代国际资本结构的转移，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都明确地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创办出口加工区，积极鼓励出口、放宽外资政策、积极引进技术、实行贸易自由化等等一些措施，与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最重要的是配置有效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使东亚经济迅速发展。到了70年代，由于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实际工资开始上升，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就随之下降，于是东亚国家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开始发展以熟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制造业。政府有关部门确定的原则是：必须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采用世界上最新技术和装备，必须有较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找到新的支撑点，对发达国家所转移工业的及时接纳与利用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对它们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开辟了重要源泉。

    东亚国家的成功恰恰是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配合的高投资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仅以韩国为例，坚持教育为本的原则，实行教育高投资政策，结果使其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中既拥有了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大军，也培养了高科技人才。正因为如此，顺利实现了战略发展模式转换即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换，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而且具有了经济发展的后劲。目前韩国政府又提出了向“科技立国”的发展模式转换，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并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其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OECD成员国的水平。

二、人力资源开发程度不同是取得不同经济效果的根本原因

    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差距，中外许多学者都在进行积极的研究与探讨，但是笔者认为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和最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注重人力资本积累，配置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因为东亚的成功是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密切相连的，而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素质，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则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有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拉美国家忽视人力资源开发，而是指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侧重点及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相结合上它与东亚有相当大的距离。东亚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有：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大力培养人才。

    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劣势，但是大多数国家认识到要实现工业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因而各国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使受教育者水平不断提高。
     
    韩国教育经费在GNP所占比重一般为10%左右，1984年达到13.3%，1992年增加到22%；新加坡政府历来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并重方针，教育公共费的增长率为1980年15.8%，1985年为23.3%，1990年为30.2%，中国台湾高职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到1990年为35.5%。当然拉美国家教育经费也不是绝对的少，而是在教育经费使用上不合理，导致教育质量和教育层次上不同，拉美国家劳动力受基础教育的程度较低，因而对引进技术和外资吸收能力较差，导致劳动生产率低，对经济和社会的回报率不如东亚。

    第二，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强化职业培训。

    东亚国家和地区把提高工人技能水平和掌握新技术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任务。韩国政府1970年成立了工业职业培训局，1984年政府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基金，规定企业必须替低薪员工向政府交纳相当于工薪的5%的金额作为该项基金，用于资助低薪且只有初级技术水平的员工参加政府组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新加坡1979年设立了“企业职业训练局”，规定企业每年应接受的培训职工人数不得少于在职职工的5%～15%，否则依法缴纳培训税。香港为了强化劳工技能教育，形成了系统的职业培训体系，形成了中等和高等工业技术教育的多元体系，为经济发展培养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从而使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力提高，而拉美国家过多发展高等教育，只是提高了少数人的社会地位，不能适应当时经济发展战略和适时转化的需要。

    第三、及时调整人力资源政策，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运作要求，加快科技发展，培养创新的高层次人才。

    培育科学与技术发展所需的人才，一直是东亚国家人力资源政策的核心。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不断配合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条件而定。在60—70年代，当劳动密集型工业占主体时，人力资源政策注重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扩展与提升，以满足对技术劳动力急剧增加的需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技术密集型工业，相应地，人力资源发展随之调整为科技人才的培育，培养大批科技创新人才以应用和开发世界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通过增加科技研究与发展经济，为开发科技人才创造了条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为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使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和提高，并进一步推向更高层次，以确保经济发展更有效。

(《理论前沿》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