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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赵智】

	一、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反映出的四种对比情况　　自20世纪70年代掀起金融自由化浪潮以来，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始放松资本管制，进行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各项改革。从开始取消管制到开放成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多数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经历了若干次风浪甚至出现中断。总的来看，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明显地形成了以下四种对比。 (一)激进式开放与渐进式开放。　　激进式的开放可以20世纪70～80年代初期的拉美国家为代表。在7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下，若干拉美国家急于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面貌，纷纷加快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步伐。1977年至1979年期间，阿根廷取消了投资收益的汇出限制、外国贷款的最低期限要求等多数资本管制。70年代后期的智利也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即同时实现了对多个子项管制的放松。但由于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步调十分不一致，这种激进式的开放很快就因为80年代初爆发的国际债务危机而发生了中断。同一时期，亚洲国家则采取了相对渐进的开放方式，而并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盲目大量举借外债，即使在石油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潜在损失的情况下也主要是采用扩大出口的方式加以弥补。因此，同样是对资本账户实行开放，亚洲国家（除菲律宾外）本阶段并没有爆发同样的债务危机，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也未出现中断。 (二)开放的“传统”次序与“逆传统”次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选择在开放经常账户之后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先开放资本流入之后开放资本流出，原因在于，率先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普遍发育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巨大冲击，而先对经常账户实施开放则能够在推动本国参与国际贸易与经济交往的同时，促进本国金融改革、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本国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和监管水平，为开放资本账户创造良好的环境。然而，印尼的实践似乎是对此“传统”的一种反驳。70年代初，印尼正是在未实现经常账户开放的情况下率先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开放，在未开放资本流入的情况下率先开放了资本流出，并且也同样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三)保留必要管制与基本取消所有管制。　　关于保留必要管制和基本取消所有管制这两种相反的特征，如果说能够为同一个国家所具备，最典型的国家就是智利。20世纪70年代初期智利开始致力于本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至1984年为智利资本账户开放的第一阶段。本阶段的开放程度是相当高的，1979年至1981年期间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对外国贷款的一切限制，对外国银行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准入限制也相当松动。管制的大量取消引起的资本大量流入给该国货币当局的货币供应量管理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银行系统问题严重，并使得智利没有逃脱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1984年至今是智利实施资本账户开放的第二阶段，面对外资流入对本国经济的巨大冲击，智利着手采取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91年开始实施的URR（无收益储备金要求，具有明显的托宾税特征），并且管制范围随实际需要不断扩大。URR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智利实现了经济政策目标。而事实也证明，进入90年代后国际上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都没有对智利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 (四)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与实行固定或盯住汇率制度。　　在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仅有阿根廷、巴西、爱沙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坚持固定或盯住汇率制度，以此作为控制通货膨胀压力和维持汇率稳定的措施。阿根廷采取货币局制度有效地实现了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但这种硬性盯住汇率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汇率难以根据市场情况作出适当调整。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影响下，90年代末期比索币值被大大高估，阿根廷的出口竞争力也被大大削弱。而除此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选择更具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调整基本上或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市场机制决定，以避免资本账户开放下资本大量流入对本国货币的冲击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总的来看，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账户开放中更为可取。二、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启示　　自实行金融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账户也开始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开放，并于1996年12月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至今我国的资本账户管理仍然比较严格。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将是大势所趋。以上若干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使我们能得到一定的启示。（一）关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　　首先，资本账户一旦实现完全开放，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不由自主的境地，国际资本的大规模、高速、无序流动将可能使得金融监管无暇同时兼顾来自各种渠道、发生在任何时间的资本流出入。因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复杂性与全球金融开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而当由于投机资本的冲击导致金融危机等恶性后果发生时再采取恢复管制的措施，尽管不能说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至少将大大削弱管制的效果。　　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可能给资本外逃的发生提供便利。在当前我国存在较大规模资本外逃的现实情况下，在没有从外逃的根本动机上加以截断的形势下，贸然取消管制将无异于赋予资本外逃“合规”的外衣。　　最后，资本账户开放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由于我国还处在金融体制转轨时期，在体制方面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资本市场的发育不完全都与过快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不相适应。（二）对推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对策思考。　　尽管存在诸多金融安全隐患，我国实施资本账户开放仍然是大势所趋。对于如何在实现这一长期目标的过程中尽量消除安全隐患，笔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必要条件。从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吸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借鉴成功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推进中国资本账户的顺利开放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稳健的、能基本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市场机制；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较高的金融监管能力；较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等。　　第二，循序渐进地分步骤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防范和化解开放中的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实践证明，资本账户开放所能带来的收益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通常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由此必须确定开放的先后次序，根据条件具备的情况决定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如短期资本较大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风险性，决定了应将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置于放松对中长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之后，而这正是我国所采纳的顺序；应将汇兑限制的取消放在交易限制的取消之后进行等。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与外界的金融合作。开放会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资本在更大范围的流动使得本国更难以具体弄清这些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真实意图、对其是投资还是投机作出准确的辨别。这给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带来极大的挑战。由此，加强国际间金融合作是大势所趋。由于地域上的原因，同一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与金融领域往往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将通过更为广泛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促进监管能力的提高。　　第四，不放弃在金融发展需要时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根据具体的国际国内金融发展情况决定是否临时采取甚至恢复某些管制措施。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实现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所有的限制，我们在其中必须有必要的保留。一切经济金融活动都应以维护本国的经济金融安全为前提，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决不放弃在必要的时候作出是否实施管制的灵活选择。（《理论前沿》2006年第7期）责任编辑金城
	文章来源：《理论前沿》2006年第7期　本网发布时间：08-07-26 17: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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