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白钦先发言

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盛情邀请，感谢会议东道主的热情接待，同时也给了我这样一个和大家一起讨论有关问题的机会，我预祝会议圆满成功。方才新西兰前总理、WTO前总干事Mike Moore 先生、中国社科院王洛林前副院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先生的发言相当精彩，而且和我的发言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几个人是不约而同，实际上在很大意义上是互相补充的。我的发言题目是“实施自主、公平、对等、均衡与可持续的对外金融开放战略”。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个年头，2007年年底，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政协的一个茶话会上，号召对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而我本人也强烈地感到，我们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之后，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怎么样使我们的改革和开放向更为健康的、更为有质量的、更为能够提高中国人民福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因而，我在做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这个课题当中，一个重要的子课题就是我发言的这个题目，这两年我关于这个课题也有着比较多的思索，而且长久以来也有很多的感受。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有一个交流，因为我是研究金融的，主要从金融的角度讲，我认为经济的对外开放也包括在内。

    应该说，刚才Mike Moore先生已经讲了，中国加入WTO，同时也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讲的水涨船高了。我们中国加入WTO经历了15年的谈判历程，应该说我们的入门费、入世的门槛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走晚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开放步伐走晚了，因此我们要花高价去买这个门票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这也表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和我们对于WTO那么多的、前所未有的、严格的承诺，我们在这几年全部提前实现了，这些在WTO的评估之中，也高度地肯定了这一点。甚至于在既有领域，我们不仅仅在水涨船高之后，我们的承诺是最为复杂和最为严格的。中国人讲话算数，我们都按时或者提前实现了。因而可以说，中国的金融开放，在全世界，在相当的程度上，应该说是开放度最高的一个国家，甚至于超过许多新型经济体和许多发达国家开放的程度。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高和最高之列。1995年美国外资银行资产只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只有英国（19%）、德国(25%)和西班牙（31%）较高，而中国近几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10%。2006年6月中国国际银行业改革的重要智囊之一，詹姆斯•R•巴尔斯(James• R •Barth），在广州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银行业开放度已超过WTO一些成员。那么，现在WTO的这种规则，水涨船高，我们承受了。进一步，我们的过渡期也过了。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继续超级的开放，我们是否要不顾一切代价地开放，恐怕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开放怎样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改革开放最终的目的，最终实现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强化我们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这两个基本的目标。

    我只想举几个小的例子：

    我的老家在山西，大家看古书知道，河东地区，黄河以东的包括河南、山东、河北和山西的广大地区，那是人类七大粮仓之一，那么山西的东南部——晋东南，在20年前引入了美国跨国公司的一个“高科技”项目，制造某种化工产品，这种化工产品由美国方面负责收购。这种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是20000美元/吨，而在中国的收购价是8000人民币/吨。我们且不说，这个价钱是否公道，那么20年过去了，据当地居民反应，这个地区的河流全部被污染了，因此灌溉田地的水也被污染了，那么粮食和蔬菜也被污染了，以至于那个地区一些居民生的孩子只能是一米四十多高了，人们的基因正在被改造。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就需要一个更加深沉的思考？再比如说，2007年11月16号，招商银行在纽约设了一家分行，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16年以来，这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市场的唯一的一个。可是，在中国最近十多年的短短的时间内，20多个国家的80多家银行机构，在中国的30多个城市，设立了将近100家银行机构和其他法人机构，还设置了150家以上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所有这些金融机构当中，1/3以上都是美国的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所以，这也就引出来一个问题，中国的对外经济和金融开放，一个自主的问题，一个公平的问题，一个对等的问题，一个均衡的问题，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就是我要涉及这个题目的原因。

    我想强调的是，我本人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因此我也就完全不是在任何保守的、消极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对外经济金融开放，应该在一个更加健康的、向上的、可持续的、更为质性发展的方向去推进。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博士生在黑龙江农业发展银行工作，两年前他做了一个调查。中国本来是大豆的原产国，现在美国、巴西是大豆的重要生产国，他们的种植历史也就是几十年，而且都是从中国引入的。可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大豆和食用油的最大进口国。就在几年前，外国的投资者、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的公司，以每一斤大豆的价格低于中国地产的非转基因大豆2、3毛钱的这种竞争优势，迅速摧垮了我们中国的大豆产业。因为，黑龙江的大豆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将近50%，我们的农民，种一斤大豆就要赔2、3毛钱，所以就迅速地不种植了，然后就到城市里去打工，就没有人种大豆了。此后，跨国公司又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大量地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豆油，包括大量的加工企业也都被外资控制了。之后，他们又反过来大幅度地提高大豆和豆油的价格。大家知道，我们过去一桶几十元钱的豆油，现在都要卖100多块了。而且分两种，一种是转基因的相对比较便宜，非转基因的（也就是我们原来用的那种）更贵，而且它比我们原来用的那种非转基因的卖的价格还要高。可是，国际上还埋怨我们、骂我们，就因为中国大量地进口大豆和食用油，才提高了世界食用油的价格。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他们搞出来的，当然我认为归根结底在我们自己，是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直接导致了这种状况，所以当时我极力鼓吹他要向中央打报告。因为他是一个干部，所以这份报告只在内部简报刊登，至于后来再往上的情况就不知道了。直到去年冬天，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做了一个专题节目，这个大豆和豆油的危机才被关注、才被披露出来。所以，存在的、流行的未必一定是好的。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只是为了同大家交流，交流我的一些思考。

    由于时间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把我的一个主要的提纲讲一下。我方才已经说了，我们的对外经济金融开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进步，对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而且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开放，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我们对外经济金融开放战略的调整呢？

    事实上，我本人在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注意到某些倾向性的苗头或问题，我当时在有关文章和讲演中就提出“一个国家的开发度也不是越高越好”，利用外资有一个“是我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我”的问题，并指出我国对外经济中的“三高三低”——即：①名义关税很高（当时是23％），实际关税很低（不超过5%）；②进口额很高，附加值很低；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数高，实际履约调入资金的比率低，不少项目的设备抵投资，价格是同期国际市场价格的七、八倍，乃至47倍。只是考虑到开放初期还不是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今天20多年过去了，这种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了，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出口过度集中在加工贸易（79％），和加工贸易1/2 —2/3的比率都是三资企业占有，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种结构带来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和强化了我们同许多贸易对象国的竞争，矛盾与纠纷，深化了外部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恶化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对外经济金融开发战略也面临必须调整、非调整不可的问题，和更为强调实施自主、公平、对等、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

一、失衡的与不可持续的对外金融（经济）开放战略

（1）对外开放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

    应该说，对外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可是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地方的官员，比如说开一个什么样的博览会、商贸会、洽谈会，一年前的都不签，然后要等到会议的那一天再签，在报纸上报道我们的交易额是几十亿美元等等。那么形成这样一个格局，显然我们很少关注。我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所以我非常关注我们政府的、国家的某些体制僵化，或者是放开的舆论，甚至于是舆论界的，把市场化和开放几乎提高到最高的战略原则这个高度，把它当作目的本身，那么真正的目的就被忽视了。因而，第一点就是目的和手段颠倒，真正的目的被淡化了、遗忘了、不见了。

（2）把重大战略原则变成了最高战略原则

    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原则，但不是最高的战略原则。最高的战略原则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利益，是提高国民的福利，这才是最高战略原则。那么现在，有时我们在实践当中，是把一个重大的战略原则变成了最高的战略原则。

    迄今为止，从未有人郑重地、正式提出过“重大”还是“最高”、“目的”还是“手段”这类尖锐的问题。可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假如这类问题曾经被公开正式地明确提出来过，那就清楚了，就明确和清晰了，也就无可回避和无可模糊了。如果从未公开提出、讨论或争论过，那么清楚的问题就会变得模糊、淡化、乃至于完全忽略或颠倒，这就留下了太大的迂回和变通余地，也就留下了避实就虚和移花接木的空间。但是，假如你认真严肃地长期观察思考过，你就会发现在许多人的思维、思想、研究、决策或政策执行行动中，从他的倾向性和指向性来看，从现存的客观事实来看，你就会发现在现实中，确确实实是将“重大”变成“最高”了，是将“手段”变成“目的”了。这是严重的和不能允许的。

（3）有边界的开放变成了无边界的开放

    我们要问，开放是没有边界的吗？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开放吗？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吗？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那么，我方才说的1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只进入一家银行，只有一个机构，工商银行在美国的一家分行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成为正式的分行；而进入中国的一百家银行机构和15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1/3都是美国的。那么，谁的开放速度快，谁的开放度高，这种开放是否是公平的，是否是对等的，是否是均衡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中石油购买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那么一丁点的股份都没有成功呢？美国全国上下、美国国会都反对呢？法国有11个战略领域是不允许外资进入的，俄罗斯有47个战略领域是不允许外资进入的。那么，我想问的是，谁错了？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所以，我提出来，开放边界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边界。

（4）不惜一切代价的开放——成本和收益非均衡的问题

    当然，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也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也有一个有形和无形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方才前边提到晋东南的高污染，使得我们的子孙都变成了一米四十多的身高，以及我们中国的大豆和食用油的产业被摧垮，这个成本和收益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讲到这里，我想举一个最新的事例。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最高长官，在回答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关国有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在国内有很大争议时，回答说，“他们（指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不知道具体情况，实际上由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而使我们的原国有银行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很大提升”。我们想说的是，他的回答回避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对外金融开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重大战略原则还是最高战略原则？以及“积极作用”大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无视开放有无边界的问题？

（5）双向的开放变成了单向的开放

    因为，对外开放，包括经济金融开放，应该是我们走出去，然后外国的投资者、外国的公司、外国的商品进来，应该是出去和进来这样一种双向的开放。而且从相对的意义上说，让别人进来是手段，我们出去才是目的，出去干什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嘛！到那里去赚外国人的钱、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提高我们的国民福利，还不会消耗我们的资源、污染我们的环境。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现在的开放是完全单向的，但大体上是单向的。从方才我举的那几个例子当中，以及我们细看，我们出去得少，进来得多；出去得慢，进来得快；出去得小，进来得大；出去得难，进来得易。我们工商银行不是出去十几年都不能在美国建立一家分行吗？可是人家几年却在我们这里建立了一大堆。所以就有一个我们出去很难很难，人家不让进啊！他们不说不让进，而是说你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可是进来的却是大量的和极其容易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种单向的开放，而不是“走出去”、“引进来”这样一种双向的过程。

（6）有时自主性的开放变成了自残性的开放

    在全世界把金融业看作战略性的产业，把金融资源看作战略性的资源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却要急切地去引进战略投资者。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前几年，中国建设银行上市的那个阶段，我们国家的四大部委联合发文，国有银行上市的中介包括银行审计等等，都必须是境外的机构，中国本土的都没资格参加。那么，建设银行为这个事情付出了16亿元的中介费。为什么卫星都已经上天、中国人都要登月了，一个上市的审计与中介，中国人却没有资格参加呢？！之后，这引起了全国的强烈反对，然后这个文件才被迫取消。这样一个高度倾向性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值得不值得我们去反思呢？再比如说，我们所有国有的、非国有的、民营的、地方的银行要上市，要进行改造，推进改革，就必须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如果你要是不引进，我就不批准你上市，就不让你上市，就不让你推进改革。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是否也给外界提供了一个信号，就是说，“没事，你把条件压得低一点，他们一定要上市，他们要是不答应你的条件，我就不答应他们，我就不让他们上市，你就一点没事”。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全国地方的金融机构，他谈判的牌、他的底线还有什么呢？

二、失衡的消极后果与影响

    失衡的消极后果与影响在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来，值得关注，值得警惕。

（1）“超国民待遇”和“反国民待遇”同时并存

    大家知道，进入中国的，比如说除了设在新加坡的淡马锡有较强的政治背景之外，大部分都是国外的私人股份公司、跨国公司，他们到中国来享受超国民待遇。比如说前些年，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的赋税和其他全加在一起将近60%，而国外进入中国的金融机构在15%—30%之间，至少他们要比我们优惠一半以上。那么，在中国完成了过渡期之后，这个优惠还要再继续5年。中国的国民自己都得不到的待遇，国外的却可以得到，这就叫“超国民待遇”；而许多外国的投资者能够得到的，我们自己的国民得不到，这叫“反国民待遇”。所以一个“超”，一个“反”，这是两个方向的“反”，这不是向两个方面继续恶化的吗？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金融问题，而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那么，中国国民的主人翁感、自豪感、国民的资格又怎么去体现呢？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可以在中国开银行，中国自己的自然人法人却不可以开。金融的对内开放和金融的对外开放严重不均衡，这是一个后果。

（2）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受到削弱

    小平同志讲，“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今天的金融，也就是现代金融，已成为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一个具有极端战略重要性的主导因素，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金融主权与安全是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金融也是21世纪大国间博弈、竞争与争夺的重大战略领域之一。世界战略学家，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向美国政府提出，必须争夺和控制的14大战略领域，其中将“控制全世界的硬通货”、“控制全世界的银行体系”和“控制全球资本市场”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四战略地位，而将国防排列到倒数第二。由此可见，金融的战略重要性早已超过了能源和国防。而金融危机又具有逐渐累计的特殊隐蔽性和突然爆发的极大破坏性，以及跨国界迅速传导传递的特征，我们在这一点上必须非常清醒、非常警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上海的外资银行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的外资银行有一半以上都在上海，我们这两年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所以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接近20%，实际上是相当紧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之下，外资银行就公开对我们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讲，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大踏步地以每年80%、100%、200%，甚至于每年300%的速度来占领中国的市场，利用中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接近20%的这个机会发展自己。因此，这就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政策，外国银行是可以不理的，他们还可以用20年前、30年前中国给他们的政策。中国自己的银行有100元的存款可以贷80元，那么外资银行机构呢，80年代有20元存款就可以贷100元，大量的拆借，这不是倒过来了吗？这恰恰是利用了这两年我们从紧货币政策的这次机会，他们并不考虑我们制定这个政策的意图，而是大踏步地扩张。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市场经济原则、市场化、国家主权，以及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是什么关系。市场化的“化”字，市场机制里边是否就包括要求微观的投资者也去维护你本国的金融主权和安全？

（3）金融资源和国民财富严重流失

    建设银行引进的重要战略投资者是美国银行，就是前美洲银行，他们当时投资了3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首席财务监理官普莱斯公开说，他们持有的银行股权所带来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收益已经达到320亿美元。那么，仅仅两年时间30亿的投资和320亿的收益意味着什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约翰•瓦莱认为，“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在全世界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拉迪也认为，中国加入WTO的金融开放度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是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全世界WTO135个成员当中，对金融和银行的开放很少限制的只有13个国家，120多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甚至是严格的控制，包括美国自己在内。

（4）制约和阻碍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点我就不过多阐述，我仅举一例，就这种“超国民待遇”和“反国民待遇”，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心里面就不舒服。我作为中国国民的这种人格，我认为没有落实。

    结论是，这些状况是不均衡的、不协调的，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认真回顾和总结，并且做必要的调整，使之更为完善、更为优化、更为有利、更为和谐、更为可持续。

三、调整与实施金融对外金融（经济）开放战略应遵循的若干指导原则：

（1）中国主体性或中国自主性原则

    所谓中国主体性或自主性是指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意志、国家利益与国民福利的认同、秉持和贯彻。就是独立、自主地开放。民族的意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国家的发展战略、国民福利的提高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改革、开放、市场化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战略目标，但不是最高的战略目标。开放的主体是谁？目的是什么？必须解决是“我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我”的问题。

（2）开放战略应该服务于、服从于国家最高战略原则

    我从来没有在我们的文件、报刊杂志、学者的科研成果当中看到这样一个原则，而我觉得这样一个原则是太重要了。

（3）坚持成本和收益均衡的原则，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过去二十年来，我从来不参加关于“世界经济大循环”或“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讨论，因为我是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的。仿佛发达国家都在转移，转移那些高耗能的、高污染的产业，然后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我们成了“泔水缸”了，他们都不要的，都到我们这来吧，而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我不同意这种国际经济大循环这样的一个提法。好像我们不怕被污染，也不怕我们的子孙后代变成一米四十几，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比“赖斯”还要“赖斯”的观点。

（4）双向开放原则

    我并不认为，美国进入我们中国20个，我们也一定要进入美国20个。但是，你进入20个，我进入15个、10个、8个行不行，何况现在甚至是一个呢？有没有对等的问题？你建立一个领事馆，我在你对等的城市也要建立一个领事馆，这个是外交的基本原则。所以我提出，对等开放原则、双向开放原则和内外均衡开放原则。内外均衡开放讲的是我们金融对内对外开放的对称，就是我们自己的公民，对我们自己的自然人和法人也要有同样的开放度。

（5）坚持对内、对外平等的、均衡的、普遍的、普惠的、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原则

    我的发言并不是要对中国自己的国民实行超国民待遇，对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和投资者实行反国民待遇。而是平等的、均衡的、普遍的、普惠于中国国民、自然人、法人和到中国来的外国投资者平等的这种国民待遇。

    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不是在任何消极的、保守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在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上，非官方的、民间的、独立的和客观的研究，也许是更为重要和更为理性的。而是要在新的形势下，把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更合乎我们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谢谢大家。

附言：会后，国内外专家对白教授演讲的反响和回应：

——沙特阿拉伯石油矿产大学教授乌特曼博士（Dr. Usamah Ahmed Uthman）在与白钦先教授的谈话中说到：

    白教授提到的问题非常典型，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确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也应该是最高战略。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永强博士在与白钦先教授的谈话中说到：

    白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我们确实应该看到我们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存在的问题，而这样重要的思想应该被翻译成英文，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经济专家了解，让世界的人们去学习。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雷扎伊博士（Dr. Zabi Rezaee）在与白钦先教授的谈话中说到：

    白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wonderful），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美国金融霸权，以及地位平等的问题上，我和您有着强烈的共鸣，而您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应该被关注的、但却未被关注的问题。美国的经济衰退（recession）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growth），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改变这种不均衡和不平等状况的机会。

——引起国内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与回应。

作者简介：
　　
　　白钦先，我国著名金融学家，国务院第四届、第五届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辽宁大学经济学教授，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首席学术带头人、金融学博士生主任导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责任编辑 李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