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图书持续上升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该类图书在深圳建市初期的1980年仅占总销量的3.2%，以后逐年攀升，到1996年达到9.7%。1997年以后增势趋于平缓，所占比例为10.7%至12.5%，社科类图书的消费反映着市民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诸多问题的关怀、探求和参与，这一趋势正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庞大背景，也体现着深圳各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总体趋势——市民社会意识、公民意识、全球意识和现代意识不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至2001年，社科图书销量突飞猛进。这主要是由于《羊皮卷》、《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一批引进版励志图书在国内热卖，引起出版界强烈关注，励志、财经类品种的市场供给量大幅度增加，新闻媒体的热力推荐，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行文阅读风格，共同造就了2001年图书市场的热点，也使得社科图书比重大幅跨上新台阶，自此之后，图书引进渠道不断增加，讲座、签售等各类营销活动刺激带动，使得整个社科图书比重持续增长。

　　科学技术类图书异军突起

    记者注意到，1980年，深圳科技类图书销售仅占微不足道的2.3%，是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的1/10，在被统计的六大类中位居末位。此后一路攀升，至1998年达到16.4%，荣升第三位，2000年更高达21.5%。这一点充分佐证了当代社会是科技社会，高新技术居主导地位。同时，说明深圳市民的技术求知、技术消费的强烈愿望和科教兴市战略的感召力。在文化上无疑会培育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的研发、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代表的技术文化——正如美国的硅谷和硅谷文化。

    文学艺术类图书风光不再

    调查结果显示，文学艺术类图书虽然总量稳中有升，但不敌科技类和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强势增长，所占比例回落明显。1980年，深圳文学艺术图书消费占总销售的28.9%，高居榜首，以后逐年下降，至2000年仅为9.2%，在被统计的六大类中居倒数第一位。这点颇值得玩味，而且容易造成一种误解——文学艺术的下降是否代表着市民阅读的人文情怀的淡漠。其实不然，我们必须从图书出版发行史来认识这个问题，几十年前中国曾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书荒，在迎来科学的春天和文学艺术的春天之后，各类优秀出版物特别是文学著作大行其道，市民被迫压抑和推迟的阅读欲望得以补偿。此后是阅读价值的回归，趋于理性。另外尚需回答的是，1996年文学艺术类重上22.3%的高点，为什么？因为当年深圳举办第七届全国书市，大批国内外图书馆前来深圳重点采购，一些市民突击买书，且以文学图书为主，抬升了这一比例。

    文化教育类图书独步高楼

    经统计分析的9个年份中，文化教育类图书一直居各类之首，占总销售比例从24.5%至31.2%不等。这类图书的特点是辅助教育、应试求知，其购买和阅读群体的个人身份绝大部分为学生、后续教育者，这一指标揭示的文化意义至少包括三点：一是深圳的移民城市的特征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地位，决定了市民参与竞争、求知制胜的竞争意识显著，展示出一种好学求知、发奋图强的群体面貌；二是相对其他城市，人口年轻化，学生人口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大，校园文化进而教育文化凸显，郁秀和《花季·雨季》在深圳诞生并风靡全国绝非偶然；三是在深圳人的价值观体系中，知识和智慧占有应有的地位，知识经济意识深入人心。（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