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的重要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如何改进文风，习近平2010年5月 12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列举了多种措施，其中，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
    重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和必然要求。鉴于中国政治体系中权力运作的向度基本属于自上而下类型，因此，很多事情需要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推动。甚至在农村基层，也长期存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说法。这是领导干部示范效应的典型表现。文风问题同样如此。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文风直接影响到党报、党刊等媒体的风气，影响到政府、社会组织的文风。而一旦党内某种文风形成后，就会带动形成特定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又反转过来影响到党内的文风，使党内文风的转变难度更大。因此，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做起，可以依赖领导体制的特点形成示范效应，并依赖执政党在舆论动员中的影响力，以党报党刊为媒介，形成党内外文风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转变文风，需要多方面措施推动、改进。比如，现在无论写文章还是讲话，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典型经验介绍，“格式化”语言倾向非常明显，说真话难是普遍存在的困惑。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懒惰”造成的，其实背后深层次原因是怕犯错误，怕影响上级对自己的“印象”——印象足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升迁！在现行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下，说真话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说上级喜欢听的话，说一些保险系数较大的话，就逐渐形成了“格式化”语言套路。要打破这种思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与现行干部选拔任用方式、考核等都联系在一起。文风是表象，背后深层次问题是改革的难点。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转变文风，还需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局面。党的文风从来都是党内精神状态、政治生活的反映。在党的历史上，凡文风较好的时期，都是党的思想解放、党内生活科学化、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时期。比如，建党初期，尽管当时缺少党的建设经验，但那时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党内得到继承。那时的文章，没有或较少有固定套路、模式，充满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探索精神。再如，延安整风时期，党内经历了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对共产国际的某些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党内文风出现较大改观。又如，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人们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党内民主氛围较浓，犀利、旗帜鲜明的不同观点同时涌现，形成虽有不同看法，但文风生动、不说空话、敢为真理而言的风气。当然，现在的形势与真理标准讨论年代不一样，改革、发展、稳定是头等大事，但是，说真话、不唯书、不唯上的风气和精神，依然是当下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唯有在这种风气和精神下，才有讲真话不讲假话、清新而生动的文风。营造这种风气，一是需要在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形成干事的心态，奋斗的精神；二是需要有不同意见平等表达的机制与平台；三是不以言取人，要以实绩取人，等等。如此才能够有真正科学和民主的生动局面，文风则自然作出反应。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转变文风，需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特别是深入到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去。无论是开会讲话还是写文章，转变套路，转变语言，需要看对象。面对网络青年不同于面对某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面对下岗失业工人不同于面对大中城市的白领，面对农民工不同于面对离退休老干部，有时需要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表达方式。对群众如何表达并无一定之规，对农民讲话满口学术名词概念可以使其昏昏欲睡，而用市井语言和知识分子交流则会被认为没文化。这里的关键在于熟悉自己的服务对象，熟悉不同阶层的群众语言。毛泽东当年曾说过，如果你对那个问题不了解，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就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那个问题的历史、现状，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文风也如此。到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中去，到群众中去，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够找到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这就与干部的作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干部作风转变带动文风转变，以深入群众带动文风转变，当是切实可行的路子。
    文风，说到底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决定外在表现形式的，是思维方式和政治生活现状。转变思维方式、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从这一意义上讲，推动党的建设的整体改革、创新，对于转变文风是根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