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日益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要保持国家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只是需要一大批或一代优秀人才，而是需要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在这样一个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实行自给自足的人才政策；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凭人才引进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在实行开放的人才流动政策的同时，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必须将人才引进与一流“科学传统”的构建工作结合起来，力争早日完成一流“科学传统”在我国的重建和本土化进程，使中国真正进入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

　　一、“科学传统”是科学研究体制和科学文化的核心
　　科学家工作于实验室中，一流的科学工作需要以一流的科研设施为依托；但从更深的意义上讲，科学家是在一定的“科学传统”之内展开工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流的科学传统是一流科学家的摇篮。
　　科学传统是科学研究体制的核心，同时也是整个科学文化的核心。科学传统有着复杂的组成，首先，它是科学共同体关于外部世界（实体和过程）的本体论承诺和关于科学认识的方法论承诺，有助于科学家发现问题、探讨问题、建构科学理论——在此意义上，它相当于著名科学哲学家劳丹所说的“科学研究传统”；其次，科学传统负载着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后，科学传统是科学自主自律精神的制度表达，直接影响着科学的运作模式和科学家的行为规范。
　　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百人计划”、“长江学者鼓励计划”已经先后为我国引进了一部分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服务。2008年12月中组部又公布了“千人计划”，希望“用5到10年……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然而，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还应该将一流科学传统的移植和重建写进当前中国各种高端人才回归计划的深层目标之中。若不能做到在本土就能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科技人才，我国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科技强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构建世界一流的科学传统；而成功移植和重建一流科学传统，还必须依靠所引进的高端科技人才。

　　二、一流“科学传统”的移植与重建是后发国家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
　　从科学史上来看，现代科学传统是在欧洲成长起来的。后发国家要想成功地移植先进的科学传统，就必须全面打通通向科学强国的道路，通过高强度的科技人才交流，从科学先进国家培养、引进一大批拥有一流研究素质的科学家，为之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充分发挥他们在移植、建设一流科学传统方面的核心作用。
  　　在西方，美国是欧洲科学传统移植最成功的案例。近代美国的科学传统，主要受惠于英国和德国。美国的社会结构与英国十分相似，两者均是以乡村自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民主国家。美国自独立至19世纪后期，通过以英国为主要源头的技术移植和创新，实现了工业化并成为了世界上的技术强国。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批美国青年才俊赴德求学，将德国的科学研究体制带回了美国。二战期间，爱因斯坦、泡利、费米、冯·诺依曼等大批欧洲一流的科学家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而移居美国。一流的科技人才加上一流的研究体制以及自由开放的美国文化精神，使归国或移民科学家拥有了全面发挥才能的机会，美国的科学水平迅速提升并超越欧洲。
　　在东方，日本是成功移植西方科学并在日本本土成功移植并重建科学传统的一个特殊的案例。明治初期，政府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先进国家师从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大师学习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高薪聘请了3000多名外国专家帮助其建立现代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同时颁布现代学制，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科研机构等。尽管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文化冲突，但由于岛国文化的开放性，日本最终还是在“和魂洋才”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流的本土科学传统。汤川秀树（1949年因介子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即是在日本本土科学传统中培养出来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之后，日本诺奖不断，迄2008年已经有15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通过数代科学家的努力和政府的一贯支持，日本成功实现了一流科学传统的跨文化移植。
　　美国和日本的案例说明，后发国家移植、重建一流科学传统具有跨文化、跨时段的特征，这需要诸多学术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一方面，必须打通通往先进科学技术输出国的国际通道，必须引入或引回一批国际一流的学者；另一方面，也必须有适宜发挥科学家创造力的科研制度及人才培养制度，必须有适宜的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努力拓宽国际科技通道，开启国门，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大量留学生的同时，增加科技投入，对科技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是，由于至今未能探索出培育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的管理模式，科研和教育等公共领域至今尚未摆脱对国家的依附，科研基金的配置仍旧掌握在少数主管部门手中，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处在国家部门和市场力量的夹缝之中，使得中国的科学事业很难得到自主发展的空间，更不具备成规模地培养一流科学家的实力。因为一流科学传统在我国的移植、重建和本土化尚未完成，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发育尚不充分。

 　　三、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引进人才在一流“科学传统”移植和重建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流的人才引进来，需要有一流的科研体制、环境和文化为其展开工作形成支撑；没有良好的科研体制与科研文化，一流的人才驻足于国门之外不愿回来，即便回来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9年3月，哈佛大学维维克·瓦德瓦教授主持撰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之失就是世界之得”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通过对1203名曾在美国工作过一年以上或在美国获得学位并已经返回祖国的中国和印度人进行调查，发现导致中、印人才决定回国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美国的限制性移民政策，而是他们本国的职业发展机会、家庭纽带和生活质量。报告显示，86.8%的中国受访者表示祖国越来越需要他们的专业技能，并且有84.0%的受访者相信，祖国能够为他们提供较之在美国更好的职业机会。但是，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回国定居有困难，原因主要是环境污染、落后的文化氛围、子女无法受到良好教育、对极度的官僚科技体制感到失望和健康质量低下等因素。这份调查表明，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生活在海外的留学人才回国服务的意愿正在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许多阻碍他们回国的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落后的官僚科技体制。
　　因此，当前我们在加大引才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扫除那些阻碍他们回归和回归后发挥才能的因素，最大限度地释放一流科技人才的潜能，通过他们来构筑一流科学传统。因此，科研体制改革须与高层次人才引进同步进行。至少，我国可以在科研体制改革和科学文化建设这两方面着手来推进一流科学传统的移植与本土化进程。
　　首先就科研体制改革而言，重点是在维护学术自主与实现国家意志之间寻找平衡点。
　　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是一种多头管理模式，各部委之间缺乏统一的、整体的决策和协调。由于缺乏统一的决策与协调，多部门、多渠道、多头分配有限资源，致使科研经费分散使用，科研项目重复设置，大型科学仪器重复购置等现象很突出。另外，由于政府部门对科研部门管得太多、太死，不仅管资金分配，甚至介入科研环节，指导科学家和学者如何进行科研，以至于科学发展失去了自主性。
　　从理论上来说，国家是科技投入的主体，政府介入科技活动无可非议。但政府的干预须是有界限的，政府既要贯彻国家意志，积极推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要维护和激发各类科技主体的活力，而不要过度干预，对科技内在的自主性构成严重伤害。因此，在科学政策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国家意志的实现与学术自主的维护　　这两方面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
　　其次就培育先进的科学文化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摈弃以政治文化替代科学文化的习惯做法。
　　科学文化的不发达常常导致这样一个后果：政治权力运作直接决定科学资源分配、评价和奖励系统的运行过程，甚至直接介入科学探索的过程，并由此而产生不公平、不公正、不透明的资金分配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和科研评价制度。这些不公正，甚至腐败现象都直接伤害到科学家的创造热情和创造力的形成。
　　在我国，伴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学文化发育不良现象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以学术价值和准则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一方面，由于科学文化的欠缺，使得人们缺乏创新精神和独创意识、缺乏对失败的宽容和鼓励冒险的精神；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代替科学文化，导致“有能力”的科研人员争先去“当官”，或走上层路线争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