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形势“晴转阴”、有“暴雨”、带有“冰雹”。为什么说晴转阴呢？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过这两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大量投入，实际上去年、前年世界经济是处于复苏的状态。但是今年没想到不仅复苏的过程没有继续，而且还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所以说是“晴转阴”。“暴雨”说的是欧债危机的问题，“冰雹”就是有些国家局部地区出现政府倒台等状况。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我认为主要面临四方面的风险：

 　　一、主权债务危机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严重制约。

　　首先，欧债危机近期难见解决前景。

　　目前欧盟峰会对解决危机提出一揽子救援方案，重要的突破是减记50%的希腊债务，为市场带来“喘息”机会，国际社会看到了解决欧债危机的一线希望，但方案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蓝图，还有不少细节需要补充，距离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多数专家认为，减记的幅度不够，不足以解决希腊债务过高的问题。所谓减记，实际上是债务重组，将到期的债务更换为新的债券。对于新购买的债券，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提供总额为3000亿欧元的担保。由于是分八年减免，初期减记的幅度又不能过大，再加上新借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额明后两年还要攀升。有计算认为，按照这一方案，希腊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目前的大约160%上升到明年的170%，2013年达到顶峰，升至186%。从2014年开始逐步下降，到2020年时降至120%。

　　欧盟首脑会议取得的另一大成果是重组银行资本，让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以应对减免债务和其他可能产生的冲击。给银行自筹资金的期限是在2012年6月底之前。届时完不成任务，国家将强行注资。但是问题是银行究竟需要多少资本才能达到这一指标。有估算是1000亿欧元，也有认为是3000亿欧元。无论是1000亿还是3000亿，资金从哪里来仍然是个没有着落的问题。目前能够指望的，似乎只有新兴经济体。那么新兴经济体那个国家能如此慷慨呢?仍然是个问题。

　　其次，美、日等国家也同样面临主权债务的风险。 

　　迪拜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开始在全球不断蔓延，尤其是欧洲2011年欧洲大面积国家不断陷入债务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对美国政府债务威胁全球经济感到担忧。从全球范围看，各国主权债务潜在的风险依然存在，并正困扰着所在国政府。任何主权债务引发的风险，都会引起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2011年以来，主权债务危机已经不限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面临这一问题。这是过去20年来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主权信用危机想象。尽管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其对本国及世界经济走势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经济动向对全球经济走势是更加显而易见。据美国公共债务署2011年1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超过美国2010年GDP总额为约14.6万亿美元，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使得市场中的商业风险快速向主权风险集中。刺激经济和解决失业的方案成为过去1年多来美国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

　　2011年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至AA+。这是美国历史首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立即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美国国债“无风险”神话随着评级下调而破灭。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全球股市跌声一片。美国政府11月发出警告，如果不控制日益上升的公共债务，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双底衰退”。日本的公共债务在GDP比重早就超过200%以上, 远超过希腊的120%。尽管日本公共债务与欧洲有所不同，国内债务在90%以上，但未来两年政府也将苦于偿还高额政府债务的压力。中东欧整体主权信用风险也在加大。拉脱维亚、匈牙利、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外债均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债务危机反映出西方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缺陷，短期内难能出现根本性改观。

　　以欧洲为例。在欧盟27个成员中，有13个公共债务突破了GDP60%的上限，仅新加入的爱沙尼亚财政赤字未超过GDP的3%。欧盟在严肃财经纪律上表现得无能为力。主要成员在对希腊等危机国家的救助上也各有打算，一项协议要经欧元区17国议会通过，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间的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往往延误救助时机。当然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高福利经济制度所决定。欧洲的高福利、高消费、低储蓄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为全球所瞩目，在此制度下导致了公共债务的长期积累。目前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都是短期对策，而且会使各自的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如果这种制度没有根本变革，引起债务危机的结构性矛盾将始终存在，从而成为长期困扰西方和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在欧债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不仅欧盟经济的全面复苏难以想象，也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二、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内生性动力不足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美国每个月必须创造12.5万个新增就业才能保证失业率保持不变。但由于新增就业增长缓慢，9月份美国失业率反而上升到9.1%。从2009年10月达到10.1%的顶点之后，已经过去20个月，而美国失业率下降只有1个百分点，这在二战后是绝无仅有的。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强劲，但企业对经济复苏前景仍然信心不足，因此并未明显增加招聘活动。欧元区7月失业率连续第五个月保持在10%的水平，失业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66.8万人。意大利从8.5%降至8.4%，德国和法国稳定在6.9%和10%，爱尔兰从13.3%升至13.6%，西班牙从20.2%增至20.3%。欧盟7月失业率保持在9.6%的水平。仍高于美国的9.5%。日本也超过4.5%。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纳入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增长波动制约了其出口、增长和就业。造成全球失业率如此严重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乏力带来的就业不足，因此，没有一定的高速增长，任何国家都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失业率上升又会制约居民消费，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增长。其次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科技发展促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相对下降，带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但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低，创造就业出现瓶颈。第三是发达国家高福利制度造成的“养懒汉”现象则是危机时期自主失业的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还是劳动力丰富与资本稀缺的矛盾突出带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所致。当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转移，多年累积的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三 、通货膨胀面积扩大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课题

　　首先，美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依然存在。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表示，推出QE3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经济停滞；第二是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当前美国经济还谈不上停滞，但也是地位徘徊；通胀率有所上升，但并未达到美联储规定的警戒线。因此，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风险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美国推出QE3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方面是受控于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受制于美元。美元走强，价格回落；美元走弱，价格上涨。一旦QE3或是变相QE3推出，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全球新一轮通货膨胀在所难免。

　　第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压力。

　　近些年，国际粮食价格步入趋势性上涨的大周期，极端气候的常态化、供求紧平衡、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用地减少等因素都使得粮价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价格刚性。2011年5月，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粮食价格指数平均达到232点，较上年同期上升37%。其原因从供给方面看，近年全球气候异常，“拉尼娜现象”和“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暴雨成灾，加上“世纪大旱”也对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德国等在内的经济体的粮食出口产生影响。从粮食需求端看，除了一般性粮食需求外，油价上涨导致新能源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加大。近年来，美国积极制定利用玉米等粮食开发生物质能源的规划，乙醇生产行业对玉米的消耗大约占美国玉米产量的36%。受此影响，美国玉米库存量及出口量均出现明显下滑，由于美国占全球玉米出口总量的55.6%，对粮食的能源消费需求扩张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恶化无疑是雪上加霜。 

　　第三，油价仍将维持高位。

　　其主要原因：一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局不稳，给油价带来“风险溢价”。从美国西得克萨斯原油和英国布伦特原油的价差来看，大约在15美元上下。二是美元持续走软带来的“计价效应”。2010年底以来，名义美元指数贬值4%左右，使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估计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大约也有5美元左右。三是世界经济保持复苏态势，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势长期看好，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撑。近一段时期，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从目前油价、铜价仍然保持高位运行，说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很可能是短期调整。

　　第四，步入劳动力价格上涨周期。

　　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红利。然而，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当前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普遍提高了工资报酬。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启动个税改革；印度工资近几年保持较高的增长，2009年和2010年分别增长6.6%和11.7%；俄罗斯从2000年起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006年的4倍；巴西2003年到2010年间，最低工资上涨112%。当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转化为更大范围、持续的价格水平上升，还将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较量。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对趋弱以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就会加大，如何避免“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