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经济危机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在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我们应以更积极的举措落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坚持用世界战略眼光看待我国的发展问题，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
　　
    一、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摆正两者关系至为必要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之上。但是，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二战结束以来的60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美国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美国经济的特色是制造业占据压倒地位。后30年，美国经济的特色却在于日益明显的金融化。在其金融化过程中，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发出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所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脱离实际生产过程，转而依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运作。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下，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料表明，到2008年年终，全世界GDP总额约为60万亿美元，而金融衍生产品规模是680万亿美元，是实体经济规模的10倍以上。在经济平稳时期，金融衍生产品是一种动力，而一旦逆转，就会反向运动。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金融化的影响日趋显现。应吸取当前经济危机的教训，摆正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关系，使金融业服从、服务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去发展金融业。必须警惕金融业不顾实体经济的需要，为了追逐自身利润而恣意妄为；对有可能形成泡沫的行业要适当加以限制；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对国际金融创新产品尤其要慎重对待；将发展经济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上，努力发展实体经济。

    二、过多依赖外资、外需的发展模式风险较大

    一国如果过分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不仅易于受制他国，而且无法获得长期稳定发展。南斯拉夫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走下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借大量的外债还不起，需要政府来承担，而政府财力有限，只得不断向西方国家借新债还老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亚、拉美发生金融风暴，韩国、泰国、阿根廷等主要依赖外资、外需的国家损失惨重，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中东欧国家前些年发展迅速，但目前却陷于困境。他们借了1.6万亿—1.7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4000亿美元今年到期，只得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亚非拉不少国家均因出口受阻和外债飙升而承受巨大压力。

    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严密的金融“防火墙”，且外债规模与我国偿付能力相适应，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已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应把美国国债购买量降至最低，并利用外汇储备购买大宗商品。此外，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一路飙升，目前已达较高水平。这说明，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高，一旦外需减少，我国势必受到巨大冲击。事实上，欧美国民近年减少消费，商人减少投资，国家减少进口，市场急速萎缩，已在短时间内对我国出口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因此，我国应适时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在继续着力发展外需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

    三、大力发展高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停滞，日本积极发展高科技，全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调整原材料型产业，重点扶持大型制造业企业，着力推进集约化经营；对无力适应新形势的纺织业、有色金属业等，采取转产或向海外迁移的对策；对装配加工产业则采取大力扶植政策，以技术尖端行业为核心，以低能耗、高效益、高科技为方向，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其结果是，1973—1991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速保持4%的水平。二战以来，美国在多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都居于中心，虽然都受到严重打击，但总能在制造出泡沫后“拖人下水”，并在国内外实行种种调控，重新巩固霸权。这固然与美国强大的军事优势有关，但也与美国高科技化实体经济有重要关系。
　　
    因此，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不仅是应对当前危机的必然之举，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技术不是自然发生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今天，政府应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在具体的运营、产业化上，企业是主体，但重大的科技发明创新，政府必须发挥作用。至于产业升级，则应缺什么补什么。技术研发、军工、装备制造是我国的弱项，应重点发展。这不仅是高技术、高附加值、高产出的经济策略，也是一国由弱变强必须实施的国家战略。

    四、选择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有效抵御危机冲击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苏联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期间，苏联大量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广泛引进西方技术人才，建立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同时，大量吸收西方军事技术，初步形成了军事工业生产体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迅猛发展，为苏联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沉重的经济萧条打击下一度迷失自我，致使其国际竞争力衰减，经济一路走低。后来，日本逐渐找到了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即从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出发，推动医疗福利产业的重点发展，从战略高度推进能源和环境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这才有了刚结束不久的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每一次经济增长周期都对应着某个或某几个产业的大发展。各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应根据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选择确定符合国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目前的情况看，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应大力发展那些能够促进内需的产业；作为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应积极发展能够带动全局的产业；化解就业矛盾势在必行，应积极发展那些能够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总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一定规律，就是要选择很重要但是目前却相对薄弱的产业。

    五、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同时也应量力而行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时，一些国家外汇储备短缺，不得不向IMF寻求紧急援助。IMF提供紧急援助时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引起相关国家民众的强烈反感。鉴于此，东盟和中日韩“10+3”体制提出了“清迈协议”，意在充分利用亚洲外汇储备的优势，为稳定东亚金融秩序作出有效的应对。面对当前的这场危机，国际社会呼吁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各国应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从去年年底G20华盛顿峰会到今年的G20伦敦峰会，主要大国就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各方分歧犹存，国际合作的具体举措和实效还有待观察。

    危机发生以后，我国始终坚持“同舟共济”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危机救助合作，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挑战。我国还在自己也有困难的情况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以具体行动帮助一些受危机冲击严重的国家克服困难。我国应对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积极作为，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肯定和赞赏。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更重要地位，拥有更多发言权，以发挥更大作用。对此，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实事求是地估计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清醒而客观地对待外界的评述。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尽力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深化与各方的务实合作，共同遏制危机的蔓延，促使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另一方面也要量力而行，牢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力不足，国内需要办的事情很多，国际影响力还远不够强大，遏制我国发展的种种国际因素依然存在，一切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量力而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六、利用金融霸权转嫁危机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惯常做法，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转嫁经济危机，废除金本位制，造成其他国家严重损失。1933年美国禁止储藏和输出黄金，实行美元大贬值以转嫁危机，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崩溃。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霸主，建立以美元为霸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金融体系一度稳定。上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支恶化，形成“美元泡沫”。1971年8月美国宣布停止对外国政府中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1973年3月美元大贬值引发危机。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再次大崩盘，引发经济危机。当前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资本转嫁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大规模实施，即以金融衍生品为媒介转嫁危机。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来势迅猛、迅速波及全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一些言论，如“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免除债务论”等，表明西方一些国家正欲向我国转嫁危机。未来一段时间，西方某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多种手段向我国转嫁危机。比如，采取集体行动向我国施压，迫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做出让步；开动印钞机滥发美元，使我国蒙受重大损失；假借市场机制之名，暗中操纵外汇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严重损害我国利益；强化贸易壁垒，抑制我国对外出口，无理要求我国更大程度开放国内市场；用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打压我国金融市场与外汇储备；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手段，某些国家如果推行，将对我国构成重大外部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严密注意动向，全面分析和提出预警，加强防范，维护改革开放成果和我国利益，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七、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克服危机必须调整社会关系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危机、贫富差异危机，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危机，实质是生产的异化、财富的异化。因此，制止经济危机，必须调整社会关系。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推出的新政令社会结构升级，美国从此走上新的发展征程。罗斯福推出的新政包括：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显著增加；出台联邦失业救济法案，并用缩短工时的办法增加就业；恢复再分配税收体系，改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趋势；发布《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民众对未来的预期：从生存无望、必须储蓄过寒冬，到生存不再有过多压力，失业、养老、医疗保险都有政府和制度作铺垫，手中的储蓄于是马上变成了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再分配税收体系和增强社会底层阶层博弈的能力，社会财富开始发生良性转移，社会结构从哑铃型向橄榄球型转变。美国通过政治与社会变革，顺利度过了经济大萧条，开始了新一轮经济增长。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与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的情景也有相似之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没有完全建立，利益表达、博弈机制欠缺，个体的利益伸张没有充分的社会制度作保障。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如今危机来临，我们应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变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民众预期。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只有通过社会政治变革，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保障，民众才会愿意消费，内需才能真正拉动起来，各项改革、发展事业才能延续。

    八、美国很早以前就制定了深具国际影响的全球粮食战略，对此我们要警醒并备以应对
　　
    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指出，美国全球粮食战略的目标，是控制目标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口，以保证美国廉价获得战略性资源。几十年来，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美国不断采用“新技术”来推进其全球粮食战略，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效。目前，四大粮食跨国公司巨头（嘉吉、ADM、邦基、大陆谷物）全是美国公司，全世界的粮食市场—产业链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打通”。全球四大农业生物技术公司中的前三位也都是美国的（孟山都、杜邦—先锋、陶氏益农），转基因食品的研究由这几家公司主导。美国政府支持上述四大粮食巨头，让他们制定WTO有关农业的条款，提出自己可以补贴农业，其他国家（包括欧盟）补贴农业就是“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国家由于盲目引入他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逐渐形成了对他国的严重依赖。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思考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高度防御性的战略，坚决保护好我国的农业。其次，完善粮食立法，适度限制国际投机资本炒作粮食的行为。再次，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粮食加工转化的方向和粮食加工转化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九、经济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机遇，资源、海权、大国政治是大国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环节

    历史上，大的国际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国家群的崛起，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是线性的，即不简单地是GDP达到多少万亿以后起来的，也不是文化繁荣一下就起来的。多种因素中，资源、海权、大国政治，这三项是大国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环节：资源是起点，也是国家的目的；海权既是大国政治得到资源的关键因素，也是通向资源的中介手段；大国政治是通过海上博弈获得世界资源的结果。但如果没有海权，则其他两项均不能成立。

    我们要在谋求和平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应对并处理好国内国际各种重大的挑战性因素。

（本文责任编辑　李红）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