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专家学者，您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在学术之路上可谓成果丰盈，著作等身。前两年还陆续出版了研究我国自然灾害方面的专著，2006年的《中国自然灾害时空格局》和2007年的《自然灾害》。现在，您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任常务副校长，也是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您是如何协调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和具体行政事务工作的，今后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史培军：在学校里我分管过学科建设、科研，大学科技园等工作，现在分管人事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并兼任研究生院的院长，还联系我们在珠海办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我觉得关键是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一般的就是八小时，你就必须要投入14个小时，16个小时，时间要投入进去，这是一个。在时间投入的前提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行政事务管理一定要放权，一个干部，你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一定要界定清楚。比如说我们在学校，要十分相信自己分管的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放权于部下，你要抓主，抓大，抓上级部门安排工作的落实，而不是具体去做那个工作，一定要放权。

    比如我现在要管好多的处长，所以我从来不约见副处长，我只和处长打交道，他们处长就应该好好管好他的副处长，就是说有一个行政管理层级的分工。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好多是事无俱细，浪费时间，费力还不讨好，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条就是抓大事，抓部下，抓落实。就这三件事。

    抓大事意思就是，党委定下来的工作，今年是几件大事，把这些大事抓好。

    然后抓部下，要把部下抓住，你既然设置了这个处，既然有这个处长，你就相信这个处长干的不比你差。

    第三个呢，抓落实，要抓结果，最终做了没有做要看结果，结果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我觉得从行政管理上就要这样去做。对我来说，也就跟其他的校领导大不一样，这就腾出了很多时间，我分管的各项工作照样做的很好，我的处长照样也很满意，我们的工作，党委布置的，每年都落实了。

    第二个工作就是教学的问题。大学负责人像我们这些本来就是教师背景出来的，如果在大学不上课的话，就很难从一个教师的角度上去体会学生的需求。所以呢，从事一定的教学工作，有利于了解学生。对学生服务，对教师服务，始终是大学工作的两项基本的核心任务。通过教学工作，能从学生中了解到很多当前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所以自身从事教学工作，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对我们自身就是一个提高。

    每年我要讲60到80学时的课程，核心的任务是要通过它了解学生。我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时间各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了解了当前学校整个政策在学生中的执行情况，知道学生还有什么不满意。同时，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学生，也就意味着了解了我们学校工作的一半。特别我又兼任研究生院院长，通过这样，能够更好地引导我们学校的名教授上讲台。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比我还少，我这样做了，他们都应该上讲台。现在很多大学的风气不好，越是知名的教授，越不上讲台，这是不对的，应该越是知名的教授越要上讲台。正是鉴于我本身有意识地做出一种示范，教授们明白要上讲台，名教授们明白更应该上讲台，这对抓好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有非常大的示范意义，所以它本来就是行政工作的另外一种反应，你亲自在第一线去干了，你老要这个教授讲课，那个教授讲好课，你自己都不讲，你把自己作为一个教授，你去讲，你像我们这些都快20年的教授了，就应该好好地讲课。

    对我来说，承担科学研究工作是很重要的，作为学校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如果不去第一线做学术研究，就很难把这个学术团队带起来。按理说，我完全可以不去做，我做好我的行政管理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在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尤其还要做学科带头人，同时要做管理学校的学科工作，如果不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就很难胜任，很难管理那些教授。学科建设也好，科学研究也好，研究生院的工作也好，学校的团队建设也好，一个核心是管理者自身要懂得如何做学术研究，如何做学科建设，如何做团队建设。我通过参加承担科研项目，也就能够体会学校的政策是否有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我在第一线去体会了这个政策，因为我从来不自己去为自己做一个政策，那么我来看看学校这些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该如何改进这个政策。当然我也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怎么把这些左邻右舍的关系处理好，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行政、教学与科研这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从事教学工作，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利于了解学校的研究生教学工作，对学校学术团队的建设是有利的。

    如果亲自在第一线做了，既能够做示范，又能够去体验学校现行政策到底对实现目标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因此就能够通过学校的行政程序，去改善现行的政策，去改正这种管理的模式，改正这种管理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节约起来，把这三项工作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既改进了管理工作，又提高了管理水平，还把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提高学术的能力整合到了一起。

    记者：您对汶川这次地震后果的基本数据分析是快速而准确的。在救灾过程中，自救与他救的关系是一门学问，您曾指出这次救灾部署问题时不赞成大批人员没计划地进入灾区，也认为没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这反映出了一个优秀学者的智慧和理性。汶川地震后，临危受命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中任副主任。您作为参与救灾的学者和官员，根据您的经历和观察，能否谈一下目前我们的应急管理机制存在有哪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史培军：关于汶川地震和整个灾害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当前和未来，在应急管理中，存在着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就是减灾投入不够。我们国家在这30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发展的投入是可以或几乎无代价的，但是我们为安全建设，为防范风险，为防灾减灾的投入，和我们为发展的投入不相称。使得我们快速发展以后财富多了，一旦遭到一个灾害以后就损失很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发展中对生态安全，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的投入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发展的投入与安全建设的投入严重失调，结果发展到今天，鉴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当大幅度地提高，任何一场灾害来了，所造成的损失都大大增加了，因为我们单位面积的财富增加了很多。我们必须去研究，制定，怎么平衡发展和安全建设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在发展中，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提高我们的综合减灾能力，提高我们的应急管理与风险防范的水平，提高我们的防灾抗灾的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面对着灾害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不健全。具体首先表现突出的在于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应对灾害的责任没有明确的界限，就这样的一场灾害，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灾害，应该以中央为主，因为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分开的，有国家税收，有地方税收，到哪一级的灾害应该是中央做，哪一级的灾害应该是地方做，就首先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分工问题。因为如果是一个大的灾害，级别高的领导人一去，就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未必是合理的，未必是科学的，未必是效果好的。那么这是第一个体制上的问题。我们没有界定好这样一个管理上的分工体制。

    第二个是在同一级的人民政府中，任何一个灾害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哪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全面的处置一种灾害，一个灾害涉及很多的问题。这次的地震，涉及到了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这个涉及到了国土资源部，涉及到了水利部，然后下来又怕影响公共卫生，又涉及到了卫生部等等，救助又涉及到民政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同一级人民政府中，我们涉及到重大，特别这种巨大灾害的时候，各个部门的分工的职权不明确。互相之间要么重叠，要么缺位，来好处的时候大家都抢，重叠的；来不利的时候大家都躲开，这样就导致了缺位。所以我们同一级政府中，各部门之间的，要么重叠，要么缺位，导致我们工作中，在机制上还不是那么很健全。或者机制上不是那么很灵活，灾害来了不能机动灵活的应对它，或者是造成了不该有的扯皮，使得我们的效率不高，我们的投资，减灾防灾抗灾的效益不好，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们每一次处置这种巨灾的时候，人民军队、武警、公安都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各类部队更好的发挥作用呢？我们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为那些军人也是新兵吗。他们没有，除去个别的工程兵，还有防化兵，技术兵外，大部分的军人缺少对付这种自然灾害，巨灾应对的演练，训练的技能。另外就是军人上去了，装备上不去，他的装备是打仗的装备，我这是应对灾害的，对付灾害的装备上不去，技能也上不去。他们是靠着勇气，靠着一股热情，这是不容易。但是毕竟减灾也好，防灾也好，抗灾也好，它是一门科学，它需要技术，所以我们的部队，在他们继续发挥他们继续做防灾抗灾中坚力量的同时，要完善他们的装备，要提高他们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巨灾的战斗能力。

    总的来讲，中央和地方的责权问题的体制界定，同一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机制完善，以及政府和军队如何合作以更好地应对巨灾，需要对部队应对自然灾害的装备给予完善，并提高他们在这个方面的作战能力。

    第四个是，我们仍缺乏把体制、机制和法制的问题结合起来应对巨灾的机构。我们没有应对巨灾的真正的中央机构，完全靠我们中央领导，主要领导，靠前指挥。这是对的，不错，但不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还是要像我们发展经济一样，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个专门机构，那我们能不能给它并行的有中央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如果有了，那么中央是抓总的，那我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条和块的矛盾，条条之间的矛盾，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我认为就应该和提高我们抓经济工作一样，提高我们抓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建设。现在的国务院应急办，充其量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属，与总值班室并行的一个机构，人不到位，机构级别不到位，那干部也就不可能到位。跟我们抓经济工作一样，我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总书记，副组长是总理。那么我们每一次巨灾来了都要军队，我们的总书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国家主席，他才能动用这支军队，我们的总理，法律上没授予他能动用部队，只有在这级上才能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每一次应对巨灾成立一个所谓的大灾指挥部，或者是前阶段雪灾的时候的抗雪灾指挥中心等等，都不是一个长期建设的做法，都是一个短期应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地域辽阔，自然灾害频发，种类又多，在加上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还有社会治安事件等等，国家应该加强对应急管理的组织建设和机构建设，这个已经不是体制、机制、法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家在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领导到位问题，组织到位问题。

    记者： 您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资源开发与减灾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次汶川地震，包括南方水灾等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您能否从高校的研究优势和政府减灾工作关系上，谈一下当前我们减灾工作方面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您的建议是什么？

    史培军：关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以及我们在这方面领域中体现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是三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的教育跟不上。目前我国防灾减灾的意识教育，特别是遇灾逃生的技能教育跟不上，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许多。可以说，和日本比落后半个世纪，就是减灾意识教育太淡薄了。这是我们全民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安全教育，防范风险的教育，防灾减灾的教育，一定要从每个人做起，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避险的知识和常识，以及遇到风险、灾难之后自救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培养一个社区的互救的能力。任何一场大灾要以人为本的话，所有活下来的都是自救和互救占主体的。我们唐山大地震，97%的人是靠自救互救活命的。这一次也是如此，你们后来看声势浩大在那儿救，又能救出来多少？自救都是当地政府组织起来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进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的连道路都进不去。所以，一定要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和提高他们自救和互救的能力，是当前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第一个缺陷。从知识的角度和意识的角度来说，技能的角度都是缺陷的。

    那么第二块呢，我们高等院校学科设置中，对这个领域的学科设置不到位。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专门的减灾专业的研究生。在这个领域，国家有这么多的需要。而我们对一些需要的不培养，培养的不需要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好。也就是教育面向国民经济，面向社会需要，面向现代化的这个面向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减灾领域，仍然存在，没有解决这个面向问题。你看我们的专业目录是1997年制定的，到今年都11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的学位授予，我们的学科和专业目录，到今天还没有改，严重的缺位。这个缺位就导致我们在减灾领域高级的、中级的、甚至基础教育的队伍跟不上。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跟不上，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虽然我们也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国家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也把公共安全列为重要的领域。我以为，和其他发展生产的领域相比，我们在安全建设，防灾减灾和风险管理领域的科技投入仍然跟不上。和我们日益增长的这种防灾减灾需要科技支撑的需求，供求的矛盾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也就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和一个很低能力的供给，出现了很大的矛盾。科技能力仍然不能满足我们在这个领域的需求，这是第三块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意识问题、队伍和人才的问题和科技进步的问题。

    记者：您在这次震后重建问题上，曾向专家组强烈呼吁，要加强两个重建规划：“一是生态环境恢复重建规划；一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人文景观的恢复重建规划。”您作为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具有如此强烈的人文关怀，着实让人望尘莫及。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关系的？无论在学术地位、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您所占据的高度已经使二者融会贯通了，但作为年轻人来说，受学科限制影响较大，他们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从教育部门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有，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史培军：我们在大学工作久了后，越来越感觉到对于一个大学来说，仍然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产物，这是最早推行大学文化的两个基本的要素。大学要崇尚科学，大学也要崇尚人文，那么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在大学工作的老师，不论你是做什么专业的，搞什么学科的，我以为，不该分什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就是科学，技术就是技术，有的是解决人文的技术。比如说考古，它就需要很多人文的技术，好比搞减灾，你可能需要科学知识，也可能需要技术和管理技能。

    管理就更不用说了，管理就是管理。多年来，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的科学二分，自然的和人文的，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它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应该打破这种二元划分，建立完整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整合。

    所以我以为，我们首先要建立一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在我们国家的管理中与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同等重要的地位，或者它们是，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种理念下，我觉得，无论是学术角度，政治的角度，社会的角度，都要落实这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我们事业中的地位。那么比如说这次汶川地震后的恢复重建，我们就应该落实这个，我们就应该既关乎自然，也要关乎人文，而这个自然遗产和这个人文的文化遗产，是很难重复的。所以，在十几个恢复重建规划当中，我更多的关注，首先是要恢复这里的自然，恢复这儿的人文，所以就把生态重建和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列到这次恢复重建重中之重的内容，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符合我们的把科学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一个总体思想。

    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看待呢，就是我们现在以人为本的这种执政理念也好，或者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也好，我们对人文的通常是不重视的，而这次灾后我认为最难恢复的，最难获得的恰恰是人文的东西。一旦丢了，你就再也没有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以以人为本的观念去恢复重建我们的灾区。那么这里以人为本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规划我们的恢复重建的方面，这样我们就更好体现尊重自然，尊重人文，尊重科学。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恢复重建规划更好地适应我们的国情，适应我们灾区的区情。国务院已经正式公布了灾后恢复重建指导意见，这里边基本上体现了我们的一些思想，因为我本人就参与了这项工作。

    第三个问题就是当前我们高等教育中，延续了多年的学科的划分，已经不适应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时间比我们长，高等教育的质量比我们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去处理好教育战略和教育理念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培养的这个人，他的基本能力要达到，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到，你要出来学以能致用，或可以致用。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我们要培养那些能面向国家需要的，社会需要的，科教事业与企业需要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人。我们一定要改变培养人的观念，不能再培养那种空中楼阁的、束之高阁的学者，要培养，特别是今天我们国家跟世界相比，还不那么很发达的时候，我们更要为国家发展培养人，也就是围绕经济、围绕国家发展培养我们的人。如果这个理念没有，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精力，培养出来了一批有知识无用武之地的人，这就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那么第三块呢，我觉得在教育理念中，要真正地贯彻让我们的学生更能尊重自然，更能尊重人文，更能尊重时代的话，我想这一块工作对我们至关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缺乏责任感，缺乏使命感，缺乏紧迫感，这是我们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这三个解决好了，第一个，培养一个什么目标的学生和培养一个具有什么样能力的学生，和培养一个具有什么样世界观的学生，这是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高等教育里边，我们特别讲以人为本，特别讲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培养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培养那些能干事又干成事的人，培养那些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的人。如果这些事解决不了，你说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这都是纳税人的钱哪，我们的教育何以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你就办得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甚至是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办成了对人民并没有多大好处的教育。这一块工作是比较难的，我觉得，这一块工作至关重要，所以这一块工作如果解决不好，可能在高等教育领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大家可能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怎么去解决它？我觉得关键还是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机制改革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高等教育的改革目前是跟中国各个方面的改革相比滞后很多。因为我们的改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然后，文化、科技领域等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领域的改革跟不上。

    十七大以后，把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分成四大板块，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有这个社会的，在这四大板块里边，我们现在的经济改革率先，文化改革一起动，政治改革在讨论，实际上进展缓慢。社会改革迫切需要解读，因为现在社会领域，一个很大的内容就是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防灾减灾工作。这些工作的改革跟不上。我们国家快速经济发展了这么30年，而社会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个滞后就包括我们教育在内。

    那么高等教育要想培养刚才我们说的，面向国家需要的人，有能力去干成事的人，还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的人的话，我以为要改革当前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现在高等教育的这种官本位体制是要不得的，高等教育一定要面向三个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老邓，在最早，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讲的，高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要面向未来，要面向世界。如果不能面向世界，不能解决面向未来，不能解决面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这是核心。

    那么如何解决这三个面向问题。我们要借鉴西方国家办好高等教育的经验，我们要站在战略的角度去培养我们时代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我们要真正面向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那些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人才。今天多少破解中国的难题的问题，现在包括人文领域的矛盾问题等等，我们要培养，就是这样的一批人，才能够使我们真正解决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责任编辑：曹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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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培军教授简介：

    史培军，男，汉族，1959年3月出生，陕西靖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师范大研究生院院长、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等行政职务。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副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和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等。同时，他还担任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史培军教授于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后，即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10月毕业，后从教于内蒙古大学。随后自1986年9月开始师从于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地学学部委员周廷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12月以优异学术成绩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并获评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他还于1995年9月至1996年9月期间远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自然资源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史培军教授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颇有建树，并因此而获得大量国家级、省部级奖励。他是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人选，教育部“跨世纪青年人才基金”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近5年获得的主要科研奖励有：（1）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研究，2004年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2）《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2004年获中国测绘学会优秀地图作品一等奖；（3）中国生态资产测量技术体系，2003年获中国测绘学会测绘科技三等奖；（4）中国区域地理教学与改革，2003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史培军教授长期从事区域自然环境演变、资源开发与减灾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绩显著。主要的学术贡献包括：（1）初步构建了“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理论体系，编制了《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中英文版对照版及电子版）》，完成了中国自然灾害区划，建立了区域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的信息系统；（2）揭示了区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与生态安全相互作用的基本过程，并构造了确定生态安全条件下土地利用格局的模型体系；（3）提出了“地球表层人地系统动力学”的理论框架，系统地提出了北方半干旱地区区域环境演变非平衡相变过程，发现了北方环境演变的2000年准周期，揭示了中国北方黄土风水复合形成机制。

    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重大项目，国家“973”、“863”项目等。发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90余篇，SCI和EI论文45篇,出版专著(包括合著)共12部。

    史培军教授以其渊博的知识，为国家的减灾事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科技支撑，成为国家高层决策的重要智囊团成员。他2000年5月为朱镕基总理及国务院领导主讲我国风沙灾害加剧的成因分析及防沙治沙的科技对策，2003年4月为国务院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做题为“建立中国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的对策”咨询报告，2006年6月参加由温家宝组织的风沙防治专家座谈会，并做题为“国务院风沙灾害成因、防治措施与公共政策”的专题汇报。自2000年以来，累计先后为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领导作学术讲座、学术报告近20次，为本学科知识的传播和决策咨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08年，他多次陪同民政部、科技部领导参加实地考察和现场救灾、恢复重建指导工作，为年初的抗击雪灾做出了重要贡献；5·12汶川大地震中，他更是被任命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中任副主任和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组长，始终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为中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