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祖瑛:时代呼唤陶行知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崔祖瑛：陶行知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免费入塾读书。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感受，曾经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陶行知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1917年学成归国。当时，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投入这场运动中，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深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1926年，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由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近年来陶行知研究成果程冠军摄

　　记者：我了解到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请您谈谈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

　　崔祖瑛：陶行知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在教育领域中不断批判和创新。他在批判旧学校“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同时，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与传统学校完全不同的新型学校；他融汇中西先进文化精华，创造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从而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原则的核心，是它的本体论。一方面，教育与生活是一致的，教育对生活是从属的。陶行知说：“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教育就是社会的改造”，“教育就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他还说：“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我们想受什么样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生活决定教育，教育须随生活变化而变化，“与时代俱进”，“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对生活有能动性。教育要改造生活。教育对生活有制约、促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我们要拿好的生活来改造落后的生活，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教育是能够引起生活变化的“伟大的力量”。在陶行知看来，“生活即教育”，是“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场地论。一方面是指教育范围的扩大，“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把原来的“小众教育化为大众教育”，“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狱、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就是我们教育的场所”，社会的每一角落，每块地方，每一个生产生活的单位，统统都兼有学校的只能，社会是一个大学校。另一方面，指学校必须与社会沟通，与社会相联系，与社会打成一片。这样，“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根据陶行知的理解，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二是，“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严格之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组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教学做的中心是“做”，“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探寻出路”，还包括文艺等的精神生产。陶行知认为，对书要有正确的态度，“书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死读书是错误的，但在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下，书还是有地位的”。他还提出“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行动所产生的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整个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

　　记者：陶行知是一个人民教育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不仅致力教育事业，而且以文化救亡，教育救国，殚精竭虑。陶行知先生1946年去世时，我们党的领导人对陶行知都有很高评价。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崔祖瑛：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讲过：“当‘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底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就很快转到乡村，又把乡村搞通了。”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后，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7月25日，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因过度刺激和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时，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说：“惊闻陶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董必武悼诗云：“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本应继续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学习他的品德。但此刻，陶行知却因推崇武训精神而受到了江青等人的批判。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陶行知的著作《陶行知全集》得以出版，陶行知研究得以正常开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弘扬。请您谈谈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陶行知精神和思想的高度重视情况。

　　崔祖瑛：1951年，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江青等人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陶行知一贯推崇武训。他强调：“武训虽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武训被打倒了，陶行知自然也就不能提了。

　　1981年10月18日，邓颖超在“纪念陶行知九十诞辰大会”上的开幕词指出：陶行知先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型。1984年底，中央批准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1985年，李鹏、胡乔木、张劲夫、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胡乔木在会上讲话，代表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

　　1986年10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于上海召开的第一届理事（委员）会，隆重纪念陶行知九十五周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陶行知的一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陶行知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息息相通，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江泽民同志还亲笔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题词：“学习、研究、运用、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2007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谈到学风建设和改善学习方法时说：“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诗这样写到：‘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个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有每事问。’”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要树立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无畏精神”。温家宝总理在多种场合强调：“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还提倡要拓展“穷人教育学”，农村教育应该为受教育者改变家乡、改变农村、改变生活而设计，而不应该为“背井离乡”而设计，中国的乡村，应该立足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而不应该一味追求升学教育。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陶行知的伟大思想对加快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作用。

　　记者：今天的中国与陶行知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纪念陶行知先生，有哪些现实的社会意义呢？我们今天要从哪些方面学习陶行知的思想和精神呢？

　　崔祖瑛：首先是在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上，目前，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成绩前所未有，但存在的问题也依然不少，陶行知教育思想给我们启发，让我们少走弯路。陶行知先生提倡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今日教育存在的弊病。陶行知老先生有一篇专文叫做《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他对扼杀学生成长的会考制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现在我们教育出的学生很多只是会考试，但动手能力差，缺乏创新精神。这一点正是陶行知老先生所忌讳的，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要为改造社会、服务社会。陶行知原来叫陶知行，后来改名为行知。他强调实践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强调生活教育，教与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确应该是我们当今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们不但要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还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德，这是陶行知留给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代呼唤陶行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陶行知的思想和精神。陶行知“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他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师”的虚心向人民学习的民主作风，陶行知一贯提倡和弘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坚定正确信仰信念不动摇的浩然正气，他的不断从生活和实践中追求真知识，“与时代俱进”，勇于改革，大胆创造的开拓奋斗精神，他“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每天要问自己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建筑人格道德长城”的高度自觉性……等等，这些精神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华，无一不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鼓舞和鞭策着我们今天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

　　记者：1984年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以来为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做了不少工作，但社会关注度还是不太高，不少人甚至不知道陶行知，与媒体对陶行知宣传得不够也有关系，今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请问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以来做了哪些工作？

　　崔祖瑛：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于1984年12月5日成立，首任会长为国家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第二任会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同志，第三任会长为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同志。多年来，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一起，为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做了大量的有益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公益事业。我们坚持宣传实践陶行知大众教育、生活教育和创造思想，不断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动素质教育，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编辑出版了《陶行知全集》川版12卷集。出版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文库》6集，200万字；《中学生成才书系》6集，12万字；编辑印发了会刊《爱满天下》共200期；摄制并将在全国放映了八集电视连续剧《陶行知》和电影《陶行知》；在胡锦涛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恢复了陶行知先生当年主办的《生活教育》杂志并公开发行，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的“学陶师陶”活动，刊印了各式学陶文集1200余种，均发挥了宣传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积极作用。实践已经证明，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记者：毛泽东曾经说“墨子是比孔子还高明的圣人”，我认为陶行知是比孔子和墨子都高明的圣人。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他学习杜威，高于杜威。他的传统教育思想源于孔子，高于孔子。他既吸收了中国自孔子以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古代与现代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结合。郭沫若称陶行知“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应该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精神领袖。我们现在所倡导的素质教育为什么推广起来这么难，原因就是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一个素质教育的精神领袖。素质教育是一种现代教育模式，但这种模式却没有一个精神领袖在支撑。陶行知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摸索和践行了一套可资借鉴的办法。

　　崔祖瑛：您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精神领袖”，这个提法很好。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符合我们共产党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教育本质的一般属性，具有普遍的教育哲学意义。这个理论不但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同样也适应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时代。联系到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有许多教育方面专家和陶行知研究专家都大声疾呼，应当将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教育改革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来一场新的生活教育运动。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曲折道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发展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就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更加适应国际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潮流，更加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什么时候我们舍弃、忽略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就会或者继续在以应试、升学为特征的传统轨道上徘徊不前。

　　有学者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认为，这些年某种程度上外延发展大于改革，我们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机会方面，但是在教育的品质上就很难说改善了。这跟我们上世纪70年代末没有确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更高的发展目标有关，我们当时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回到50年代的做法，就是回到文革前的一套模式，结果时隔30年之后我们看到教育明显滞后于社会其他领域。我们的教育政策通常比较就事论事，缺乏真正能够引导中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现代性的教育哲学，生活教育沟通生活和教育、学校和社会、理论和实践，是覆盖了整个教育的，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不同阶段都具有指导性、实践性价值的，是一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理论，是中国教育文化的瑰宝。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当年陶行知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不过换了一种新的现代方式，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回答的。当前我国教育正在从有“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追求以人为本的理想的教育，所要完成的正是从“知识本位”、“学科中心”到“学生本位”、“生活中心”的转换，与生活教育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对于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而且可以引领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应当成为教育改革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来一场新的生活教育运动。

　　记者：陶行知精神很崇高，思想很丰富，对我们有效地进行基层党员教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党组织都有所启发。

　　崔祖瑛：是啊，现在我们也正在探索如何把陶行知的精神和思想运用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党组织上来，推动对党员的教育特别是对青年党员的培养。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当然首先要学好党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自己党内模范代表人物，但也需要从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身上学习他们的杰出思想、伟大的人格精神，来丰富提高完善我们自己。

　　陶行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献身教育，大公无私，忧国忧民，矢志不渝，用于实践，勤于探索，他以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视高官厚禄为敝屣，摩顶放踵，含辛茹苦，团结同志，在困难丛生、阻力重重的环境中创办乡村师范、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努力开展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科学教育、国难教育和民主教育，坚持不渝，百折不挠。陶行知这种高风亮节与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他的“万世师表”精神光彩照人，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德榜样力量。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不仅适应于学校教育，对于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党组织，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有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