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理论网》编辑 曹 楠
在线嘉宾：新华社研究员、中央财大教授李锦
近一阶段来，富士康跳楼事件，使得企业职工生存状况成为民生领域中最受关注的话题。我们应当看到，富士康跳楼事件暴露出来的不仅是企业与工人的矛盾，而且要看到这种典型的“深圳模式”背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因为它关乎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乃至经济与社会转型。在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刻，中国代工企业将转向何方，为了能够更深入的探讨这一问题，探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理论网特别邀请到新华社研究员、中央财大兼职教授李锦，围绕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富士康事件是“代工经济”造成的
主持人：李教授，您好！
李 锦：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理论网和广大网民朋友就富士康跳楼事件和中国代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和大家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先请您对富士康跳楼事件谈一下基本看法。
李 锦：谢谢您提出的问题，这也是全国人民非常关注的问题。人们看到有十几个员工跳楼了，而这十几个员工都是富士康的，时间又这么集中，就更为关注了。对这件事，要从三个层次看。从第一个层次看，这是职工不适应企业环境而发生的悲剧。从第二个层次看，是对“劳动密集型”和“两头在外”模式对工人生存环境破坏形成的悲剧。这一事件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赖以发展的，以严格管理、机械化生产为特点，追求高效率低成本以赚取利润的代工出口模式，和新形势下成长起来的追求平等、尊严的新一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从第三个层次看，折射了中国代工企业发展方式痛苦的现实，它用血的代价告诉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
主持人：对于这一事件的原因，目前有这样的几种观点：第一，是由于富士康本身军事化管理造成的。第二，是由于“80”后、“90”后第二代农民工脆弱的心理素质造成的。第三，媒体的报道引发的自杀模仿造成的。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原因？
李 锦：富士康跳楼事件有个别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来认识，表面上看是劳工们不堪忍受这种高强度劳动量和近乎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最终造成悲剧。近年来由于金融海啸冲击与缺工问题，珠三角掀起代工企业倒闭潮，存活之道就是“精实管理”。所谓“精实管理”就是十个人工作交给五个人做，中间节省下来五个人的成本，可以移作企业利润。面对劳动成本低的优势逐渐流失，想要活下来，代工企业只能够推行精实管理。过去赚的是“机会财”，现在经营成本垫高，要赚“管理财”。尽管在全球经济衰退阴影下，富士康遭遇了裁员风波、股价急挫、订单大幅削减。代工IPod、摩托罗拉手机、索尼PSP、诺基亚手机、戴尔电脑……几乎是在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富士康公司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富士康的成功就在于这种精实管理。为了追赶速度，富士康员工的工作近乎疯狂。富士康建立了全球48小时远程互动设计体系。通过互联网，利用时差，使美国和大陆的工程师以接力赛的形式完成设计。富士康还有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军事化管理、保密管理等制胜法宝。军事化管理让富士康达到了没有管理只有执行的境界。正是这些管理理念让富士康获得了全球3C产业品牌厂商的信赖和赞誉，但却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它对客户的精准来自于对员工的严苛，在倡导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它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或许二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确实存在心理素质脆弱的一面，但我认为责任不能归咎于他们自身。首先，这些跳楼的职工多数来自中西部湖南、甘肃、河南等省，年龄多数在18岁至25岁。刚进城务工，由农村到城市会有一个”心理隔断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脆弱的“心理隔断期”，可能是跳楼事件的诱因。但不能把他们的问题简单的看做心理问题。第二，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个性张扬，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奋斗，真正融入繁华的城市生活中。而现实过于残酷，尖锐的矛盾与内心的挣扎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一旦外部稍有波动，紧绷的链条便可能断裂。那些身在茫茫人海却倍感孤独的年轻人，“像碎片一样存在”，经不起风吹草动。即便接连跳楼的背后有各种偶然，但偶然之中都有必然，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必然。第三，这么多人在短时间内跳楼，原因能说出许多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缺乏幸福感。人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人的需求有多方面的层次，比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富士康事件，可以归纳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幸福。
除了以上企业与个人的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政府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用个别原因掩盖一般规律。从规律上看，他们的精神问题极大部分是由于“代工经济”造成的。而“代工经济”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富士康可以扭转的，我们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品牌，只有代为加工的能力。“代工经济”是中国快速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原始积累初期，我们缺少自己的品牌，缺少创新能力，就得代人家加工。从沿海地区的“深圳模式”、“苏南模式”，在发展早期都能看到这种特征。而富士康科技公司45万人打工，便是这种劳力密集型的表现。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根本问题上来思考与着手。
全球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代工经济
主持人：有网友提出富士康并不在意自己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产品加工完了，运出去了，富士康和当地便没有什么联系了。这是代工模式的特点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它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当我们如何来评判它呢？
李 锦： 这是代工企业的特征，企业代工（OEM、ODM以及“三来一补”等）并非中国的产物。在20世纪50～70年代，西方经济体迎来了20世纪的第一次繁荣，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汽车、高新技术和日用品等产业上，逐步形成了欧美品牌主力军。进入60年代至80年代，欧美企业不断高涨的人工成本，促使其开始寻找低廉的加工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地区逐渐成为这些品牌代工的主战场。特别是韩国，在这一波代工潮中抓住了机会，包括三星、LG等一批企业在早期也借助了韩国低廉的劳动力，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品牌，也逐步在模仿中创新并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在这20年左右的亚洲首次代工潮中，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迅速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已将其自主品牌带进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中，这些品牌企业的产能短板和高涨的人工等成本在鲸吞着他们的利润，转产成为这些企业继续发展和升级的迫切需求。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2008年前后，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但最近几年来，这种代工方式日渐式微，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低效、低价值的产业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低成本虽然曾经长期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比较优势，但过于坚守这种比较优势，也使得中国失去了许多机会。同时对于低成本的优势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低成本的优势最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是因为农民工的收入低。但目前在很多地区的“用工荒”说明我们的农民工已经不便宜，而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是无限供给，也就是说我们低成本的优势，恐怕在未来十年要告一段落。我们过去总是讲“珠江模式”、“深圳模式、“宝安模式”、“东莞模式”，并曾作为中国的样板得到宣传，为全国仿而效之。我们试图把比较优势每一滴血都榨出来，这实际上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掉到比较优势的陷阱里，被锁定在一个路径里。这种代工模式确实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问题，我们长久高度依赖这一类产业，使得转型的成本非常高。经济学上一个比较优势被凝固了，最后变成一种战略，变成一种模式，用一整套制度执行它，实际上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
全球性的代工产业链从欧美传递到亚洲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再经过中国这30年来的接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右走”，那么，这些必然存在的全球代工业务，在下一个经济发展时期一是将继续向中国的内陆转移，一是向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南美等低成本地区转移，再度转接“向左走”。这是全球代工链条利益分配难以改变的规律。
提高员工工资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步
主持人：从6月起，富士康全部加薪三成。这项决定将在深圳工厂先行实施，除深圳外的内地工厂员工加薪幅度将参照深圳标准，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加薪能否被认为是解决目前燃眉之急的最佳方法？
李 锦：富士康加薪的确是扭转时局的关键一步，它能够有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通过这次加薪，深圳富士康45万名员工的全年薪资，将至少可增加4800元，这意味着富士康一年的劳力成本将增加22.81亿元人民币。对于一个以代工为主要经营模式、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这笔成本的节约是比较可观的。
显然，这是工作组与企业谈判的结果，实质是政府与企业谈判的结果，表明政府对工人的态度，我们应当欢迎这个举动。很显然，在加薪付诸实施以后，富士康赖以生存的所谓“成本优势”将遭遇挑战。富士康2009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去年一年，在富士康员工数量增加了9．7％的同时，其员工成本却从2008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2009年的4.85亿美元，减幅达到28％。从这个简单的数据对比就可看出，富士康以往的成功，是建立在低廉的人力成本的基础上的。现在政府出面了，为工人讲话，富士康的利润空间被大大的挤压了。富士康加薪20%以上，就意味着营运收入减少10%至20%。他们要躲过“跳楼事件”，就得付出成本，这是迟来的补偿。2005年以前的10年，珠三角地区GDP增长率都是在10%以上，很多企业利润增长都是在30%以上。可是，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很慢，有的一年增加几块钱。在相当长的时间工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中国有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的劳力为富士康提供了这种机缘。
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较小，资方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唯有从压低劳动力报酬上入手，导致职工的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员工工资也只能是应急之策。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这种以牺牲民众幸福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沿海发展模式或言之是“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希望富士康跳楼事件能够警示中国，这种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解决这个问题，靠企业自己的自觉是不可能的，需要某种外力的推动，需要企业、政府、社会的合力方能最终的解决。
主持人：你是怎样看通过提高工资来稳定富士康局势的。
李 锦：这告诉我们一个规律，打开社会利益关系之结，局势就会稳定。但是不能等每个企业出了问题后再派工作组去，这是被动的处理办法，我们应提倡主动处理办法，目前，国家正在提出工资调整方案，便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显然，利益调整了，不仅深化改革有了保证，而且通过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工资上调的做法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是把代工企业逼上梁山，迫使它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死力气在自主创新上。还有一种结果，逼得代工企业大规模向内地转移，到最低工资比深圳低的地方去。
企业要有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主持人：企业除了在工资上做出让步与补偿以外，还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李锦：企业要有更加人性化的管理，还应该有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而富士康的教训恰恰在于它把人当成机器，缺少人文关怀。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目中无人。泰勒的管理方法，便是机器社会的产物，但是已经过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好，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好，统统都只是手段，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普遍增进，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有当发展的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普遍福利，由人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同时做到“发展为了人”和“发展依靠人”。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企业更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的人性化管理是有明显差距的，企业文化也是有差距的。富士康只是一个缩影，人被异化为机器的不只是富士康，其他代工企业也是这个样子。事实上，类似富士康的种种现象，正由沿海向内陆转移。翻看近期相关新闻，我们了解到富士康并非外人想象的“血汗工厂”。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设备齐全，待遇规范，也无明显的违法违规现象。即便跳楼事件频发，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等待着进入其中工作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痛感更深切。可以说富士康把“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是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模范”。
这里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环境建设问题。过去我们讲环境，一般是指空气、土壤、水等自然环境污染，其实还有一种环境，这便是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环境。自从在深圳建厂之后，富士康员工人数以每年数万人的速度快速增加。这些员工被招进来后，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在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上，每个员工都是不断重复工作的“机器人”，过分的忽视工人的心理感受。因此我们在关注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的时候，还要重视工人的心理环境，工人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民生”是一个充满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在社会发展中，它突出了人的位置与人的主体性，在企业更是这样。人不是机器的奴隶，而应是机器的主人。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也要把以人为本，以工人幸福为追求标准，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企业化。
政府的协调能力与社会主义本质
主持人：面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的网友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强调招商引资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却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管与服务。您认为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应该做怎样的弥补呢？
李 锦：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维护一定的利益差别，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更不能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准则。深圳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国家部门与工作组进厂协调，提高了工资，还有一个劳动时间的解决。努力协调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利益关系，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劳资关系调整，便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富士康是因为问题暴露不得已而为之，更多的地方也要因此而警醒。由于我国各级政府目前仍习惯于以保证GDP升幅来保持经济的发展，在资方与工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少地方政府更多地在不自觉地维护资方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人权益的伸张，这也是这种有缺陷的“中国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彻底转变经济模式，首先，需要领导转变思维方法。要舍得让这种影响民生的GDP降下来，这是要下大决心的。其次，政府要出面帮助劳方解决工资过低的问题，目前，有多个省份上调了职工工资的最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由于必须考虑到最弱企业的生存，因此，它有时反而给一些刻意盘剥职工利益的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须将企业的职工工资法制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够在维护资方利益和保护职工权益之间求得平衡的《工资条例》。政府在确定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职工的工资必须与企业的生产效益挂起钩来。企业效益上涨，GDP上涨，职工工资也要上涨。现在很多文件难以出台，就是因为政府处在经济增长与民生的“两难“抉择。但是，不断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如果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将会酝酿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拐点，以前那种用低廉劳动力来吸引资本的制度安排，不仅造成了职工权益与经济发展的脱节，而且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政府必须出面协调，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类似富士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第三，政府不仅在协调企业与职工利益关系方面履行职责，在帮助代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方面，也应该做好服务工作。若仅靠自身的努力，缺少资源甚至话语权的代工企业很难走好品牌之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政府更应该承担起代工企业引路人或合伙人的角色，同舟共济，转型升级。如果有机会能够借助政府政策或资源的力量而出位，代工企业应该抓住机会不要错过，借力升级。
社会要给“富士康”一点关爱
主持人：当前的中国代工模式，尤其是OEM（贴牌生产）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多困扰，代工企业发展前景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全盘否认这种模式。社会需要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呢？
李 锦：在没有掌握品牌设计、市场份额、营销网络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技术，跟上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步伐，为中国人提供就业岗位。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问题而否定过去曾经取得的成绩。像富士康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我们现在称为是旧的生产方式，但是他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这一种生产方式，在过去30年里，为我们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问题，有助于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有助于我国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解决了大规模的就业问题。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代工企业功不可没。
目前，代工企业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们也有很多难处。在全球代工链条上，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几乎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潜规则。即便是曾经的韩国三星与现在富士康这样的ODM巨无霸，也不敢真正与苹果、戴尔等品牌厂商叫板。他们也是忍辱负重，活得艰难。代工企业长期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品牌及技术开发能力，注定路途坎坷。在这种状况下，代工企业转型的呼声变得更为响亮。
增产不增收成为近几年中国代工企业最痛苦的生存方式。在家电、电子、轮胎、服装、家具、玩具、制鞋等几十个行业，企业主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大的订单，利润率却越来越低，甚至出现无利也在“死扛”的严峻局势。
同时代工企业的内部竞争也很残酷。富士康、伟创力、仁宝、比亚迪等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之间，为生存而相互争夺订单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都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换取微薄利润的巨额订单。
但国际买家并不关心中国劳工命运问题，这是事实。他们不关心中国劳工是否在良好的、人性化的劳动环境中工作，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打造的商业规则是否能够把中国的企业牢牢地绑在代工链条上。他们只是在关心中国劳工的名义下剥削着中国的劳工，而中国代工企业在他们的压榨下正走着越来越窄的路。
主持人：您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应当给代工企业高度的同情，在这时候不能过于指责，为难他们。
李 锦：是的，在国企掌控绝大部分资源和非常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下，这些代工企业的出路非常艰难。我们不能因为富士康出了一些事，就穷追不舍，我们在弄清缘由后，要给他们以办法，给他们出路，政府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起码从就业角度讲，富士康解决80万农民工就业，这个功劳很大，国有大型企业还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有利于解决农民工问题
主持人：面对新时代农民工的问题，有些人开始质疑中国的城市化是否出现了错误，甚至出现了全盘否定城市化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 锦：城市化过程中的确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已有的成绩。目前城市化主要存在城市化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发展的矛盾。工业化不是孤立的过程，它是与城市化相伴的过程，同时有市场化、信息化的配套转型。而现代服务业发展是依托城市、依托城镇完成的。农民工之所以痛苦，就因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他们居无定所，可以在深圳打工，但是他不是深圳市民，他们始终有浮在水面上的感觉，这种“飘”的感觉是很烦躁和痛苦的，容易引起心理剧烈波动，这种剧烈波动一旦得不到正面疏导，便容易出现负面结果。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可以窥见这种社会心理。所以，社会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有利于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农民工个体来讲，还应该有更好的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自己素质要强起来，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未来。跳楼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要靠自己的打拼改变命运，要改变命运，就要有技术与能力，还要有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心理素质。不然的话，新农民工如果没有更好的培训，更好的教育，更好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就会成为大规模“结构型失业”的牺牲品。
对待这些年轻人的就业，我们社会要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包括我们代工的工厂作业制度要转变，这些要成为新经济、新作业和新人培养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不然的话恐怕下一步也很难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告别国际代工为主的增长模式
主持人：请你分析一下中国产业发展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路径？
李 锦：中国产业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口原材料，七十年代都是这样做，大量原油、棉花、矿产、木材出口，赚那么一点可怜的外汇，附加值非常低。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国际代工的工业增长方式。这个路径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未来五到七年，要想在中国结束以工业代工为主的工业增长方式不太现实。因为这种模式形成时间太长了，已基本定型。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己的品牌没有出来，还要走一段路程。
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就是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阶段。所以在中国，目前国际代工为主的工业增长模式，是现实的存在。进入未来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时期，大概要10到15年时间，到2018年至2025年左右。
主持人：你认为代工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 锦：很多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根本出路，具体说来，需要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消费结构的转变，未来的发展动力主要是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而不是依赖出口。第二个转变，供给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更多的靠技术创新，管理的创新，市场的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而不是更多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第三个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进入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阶段。
主持人：富士康连续七年出口额在内地排名第一，依旧摆脱不了面临的困境，那么，珠三角、长三角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在苦苦挣扎的代工企业以及正在走出代工苦海的民营企业，有没有做的好的，从他们身上能否看到一种曙光？
李 锦：富士康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也是深圳模式的代表，随着佛山利达、东莞合俊这些中国最知名的代工企业相继倒下，富士康的苦痛或许不再让人惊奇，富士康的困境再次揭示出中国所有代工企业面临的艰难抉择：要么将代工市场拱手相让直至穷途末路，要么调整被动姿态，寻求突围。从长远来看，只有一条路，叫做“两种能力、一种品牌，两个市场”。代工企业可利用他们现有的专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眼光向内也向外，走品牌创新之路，进入国内和海外两个消费市场。可口可乐前总裁道格拉斯曾说，如果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的厂房被一把大火烧光，只要可口可乐的品牌还在，一夜之间它会让所有的厂房在废墟上拔地而起。道格拉斯道出了企业发展品牌的源动力，而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
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乏经验。同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曾经也从加工做起，逐步做大并自创品牌、建立消费渠道的运动休闲品牌企业，如安踏、特步、匹克、鸿星尔克等，紧紧抓住中国消费市场，这些品牌在国内消费市场已形成了自己的阵地。浙江美特斯邦威一开始就绕过代工路径，通过“虚拟经营模式”成为时尚潮流服饰品牌。从代工起步的中国最大民营制鞋企业奥康一直实践着OEM和品牌经营的双路径，2003年，奥康通过代工升级成为意大利GEOX品牌的战略合作伙伴，奥康的品牌产品进入GEOX的全球销售网络。在早年，奥康一直是VALLEVERDE的代工厂，后来奥康力主成为其中国区代理，将VALLEVERDE品牌与奥康自主品牌双剑合璧联合发展，最终取得VALLEVERDE的信任，进入“微笑曲线”的最高价值部分——品牌经营。这种合作模式不是单纯的代加工，也不是大吃小或小吃大，而是双方品牌、渠道、技术共享层面的战略合作。
对于中国这些走得早、转型较为成功的代工企业，值得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代工企业学习借鉴。在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品类市场，都可以创建和产生知名品牌和百年品牌。
代工方式，是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兴盛期是30至40年时间，从长远看，光靠模仿是很难再继续下去。一个优秀的企业在未来中国发展中做贡献，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从国家来讲，提出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急迫的。
主持人：当前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面临巨大压力，尽管转型异常艰难。我们相信有生命力的代工企业会走出新天地。
李 锦：目前，我们的口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整体转型。中国如何能借助金融危机之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尽管短期内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质量。我们也相信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代工经济加快发展的转变，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景，中国代工企业的工人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代工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今天我只是与大家分享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观点有失偏颇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今天《理论网》的网友给我提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没有一一回答，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同广大网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我的邮箱是lj6665@sina.com 欢迎大家来函交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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