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我国虽然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劳动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主导地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超过0.4，必然失业率的作用越来越大。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目前劳动生产率还不太高，市场的潜力十分巨大，处在市场经济不发展，政府的力量还很强的阶段。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都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很难处理好发展和增长、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战略关系没有处理好，使各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产品积压和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并存且日益严重的局面。

    1.重增长模式转换轻生产方式转变

    十几年来，各级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用增长代替发展，用稳定抑制改革。从政府官员到经济学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主体词，第一是GDP，第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三是进出口，第四是物价等量变指标。失业问题就业问题常常被当作社会问题稳定问题来议论，好像它们根本不是经济范畴。只讲增长不讲发展，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生产方式变革。

    发展是硬道理。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硬在哪里？这些问题必须十分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在发展观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用什么方式生产、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经济量的增长是很重要，但它说明不了这个量是用什么方式得到的，自然的恩赐、透支人的劳动寿命和对自然的破坏掠夺等等都可以快速增长，因而我们追求的发展只能是生产方式变化。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决定的因素都是人。因而生产方式变化的本质是人的变化，是人素质的提高即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升华。而就业、教育和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人发展的最基本的手段，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没有消费，人就不能生存，没有就业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人，没有教育，人的素质就不能提高。从而发展就是人类就业、教育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通过这些变化达到人的素质提高和人际关系升华等本质性变化的目的。总之，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变化。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发展“硬”就硬在它是解决这个本体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必然从人的需要出发，以人为中心开展我们的经济活动。

    我国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改造农业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而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是相对土地过剩的两亿多农村劳动者的就业问题。这两亿劳动者的文化素质都比较低，他们的就业岗位只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第三产业才能提供。而我们不重视生产方式变革，却急于增长方式转换，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用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代替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这对企业来说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时机的选择必须服从国民经济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一个企业可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把剩余劳动力排放到劳动力市场，一个国家把剩余劳动力排放到哪里去？由于多年来一再强调增长模式转换，没有把就业问题当作解决主要矛盾的头等大事来抓，各级政府大都超阶段地过分集中地上高资本密度、高构成的工业项目，使第二产业在工业化还远没完成的条件下就开始大量排放排斥普通劳动力，使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大大萎缩。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十分不利，是农业人多地少的矛盾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目前占城市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大多数人口的消费需求与他们的低就业低收入是正相关的。如果他们的消费水平达到目前城市平均消费水平，当前以过剩状态存在的所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品恐怕还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跨阶段的高构成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他们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历史机遇就永远丧失了。我们人为地丢失了一块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把占人口70%左右的相对低素质的人口变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死负荷。这实际上是用最短缺的资金替代最富余的劳动力。这种战略性失误使增长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政治成本都很高，为后续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

    2.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本投入

    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消费和教育都是人力资本投入。人们对这种投入说起来重要，实际投入却排不上号。各级政府用多大力量搞固定资产投资，用多大力量解决扩大消费和教育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高科技、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这些本是手段的东西都变成了目的。各级政府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财力向这几个方面投入，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我国目前广大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大大低于现实生产力能够满足的消费水平。这不是人们不需要，而是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

    大多数人的不断提高的基本消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社会生产的主要目标，大多数人的正常消费、消费的正常升级，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市场基本稳定、市场繁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就业形势稳定和就业岗位增加的必要条件。而当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大多数都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消费市场主要依靠少数人扩大消费，失业问题就会日益严重。因为收入高的少数人消费的扩大主要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比较快，所以市场在空间上扩大的能力微弱，有时甚至会收缩。脱离广大消费者购买力的产品在国内越来越多地积压，越来越依赖外需，劳动力的剩余和产品的积压比翼齐飞，失业问题成为社会癌症。不在分配关系上做大的调整，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都将无济于事。

    在大多数消费品大量积压的同时，教育却是最短缺的消费品。非义务教育市场化不够，义务教育却市场化很严重，已经丧失了公共品属性，农村的教育问题更为严重。

    我国的教育水平低，已经成为增加就业提高人民收入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低的一般都是劳动力素质低、人口多的家庭。劳动力素质低是人口多、就业不足、收入低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0年城市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3.64倍，排除人口就业因素，前者是后者的2.72倍。这个差距在当前应该说是不大的。农村人口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低也具有很大关系。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1.2%的人是高中以上的，初中占46.1%，小学占33.7%，文盲占9.0%。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的88.8%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流动性大的简单的笨重的劳动，从事附加值高的农业生产也力不从心。

    1978年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90%以上。就我国的国力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本是不成问题的，90年代经过努力普及中等教育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上个世纪末期的十几年随着国力的增加，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仅没有普及反而逐年下降，这是非常反常的历史现象。问题还是出在观念和体制上。农村教育经费主要靠农民自筹，靠县、乡两级财政。而农民收入水平尚处于温饱阶段，县乡财政债台高筑、苦不堪言，70%—8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教师工资，还不够用，这是农村教育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一条高速公路耗费动辄几个亿或几十个亿，这些资金能建设多少中小学校，解决多少孩子上学问题？但在有些决策者看来路是当务之急，教育可以缓行。上高科技项目、城市美化亮化绿化等形象工程，没有钱借钱也要干。好像这些事都不能等，惟有教育的事能等，孩子们的年龄能等。这种观念不变，中国的现代化就像在沙堆上建高楼，后果不堪设想。这同人们崇尚科教兴国、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率先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多么不协调，好像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事。即使户籍、社保、住宅这些城市化的障碍排除了，城市的大门打开了，教育的鸿沟，人口素质的差距仍然是农民进城的巨大障碍。农村的教育问题不解决，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

    我们这里必须纠正一个认识误区，我们的政府应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去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不是自己去直接发展生产力。先进生产力要求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当前它要求什么？至少是要调整分配格局，提高社会保障度，启动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

    3.重城市建设轻人口城市化

    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国民经济诸种矛盾的总根源，也是就业问题的主要根源。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因素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也就是说农民收入过低是当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约272美元。平均每天0.75美元。即使都用于生活消费，比联合国规定的一美元贫困线还低0.25美元。况且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在2366元这个平均线以下。2000年有53.23%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处于平均线以下。农民收入过低的主要原因又是人多地少，就业严重不足。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就业问题。地不能增，人必须减少，只有改变人口结构加速城市化进程。

    在中国目前加速城市化实质上是解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一化解千愁的根本战略问题。而几十年来我们不仅不重视人口城市化问题，反而制造人口流动的种种障碍，阻挡人口城市化的正常进程。致使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目前只有30%，使70%的人口滞留在农村。当前的统计数据，城镇居民36%是按行政区划计算的，里面还包括相当数量农民，真正按城镇生活方式生存的人口不到20%，我们这里考虑到流动人口，估计城乡人口三七开比较符合实际。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就业不充分，虚费了大量活劳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改造，农产品成本大幅度增长，丧失国际竞争力。

    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城乡分割、“一国两治”政策。从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到遍地开花大搞工业小区、小城镇，都是坚持一条靠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就地解决、消化农民问题的方针。由于工业分散、城镇规模过小（近2万个小城镇平均规模6000人，还有不少空城），本来就业潜力最大的第三产业因服务半径过小得不到正常发展。迄今为止，许多人还是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建设。各级政府都把城市化的牵头工作委托给城建部门，把主要精力财力都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美化亮化绿化之上，甚至关起城门搞独善其身的所谓率先现代化。重城轻市更忽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对扫除城乡要素流通障碍的体制性改革重视不够。我国的人口城市化一误再误，就业问题日益严重。

    如果城市化正常发展，目前城市人口可以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劳动力可以占50%以上。那么，我国的失业率不会超过5%。远的不必说，从1978年起城市化正常发展，一年1.5个百分点，到1998年人口城市化可以达到50%以上。20年来由于城乡出生率的差异，可再少生一个亿人口，我国就业的压力几乎不存在。可见城市化滞后是我国就业问题的总根源，第一位的原因。城市化滞后是我们发展观出了问题，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没有把就业问题当做第一位的问题来考虑。

    4.重初次分配轻再分配，社会保障缺位

    搞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出现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关键是分化要有度，要有一种逆分化的调节器把分化稳定在这个度的范围内。这种调节器就是适当修正按要素分配结果的再分配机制。我国目前初次分配严重失衡，广大有消费需求的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劳动力过剩并存的局面已持续多年，1995年以来日益严重。这说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到位。

    问题的关键在于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逐渐强化按要素分配，忽视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按要素分配，没有及时完善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租、税、息大量流失，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严重脱节，社会保障资金严重短缺。

    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广大劳动者不敢充分消费。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工资一般都不同程度地低于劳动力价值，还要扣除一部分积累，作为家庭保障基金，广大劳动者消费不足是可想而知的。居民银行存款中大体有一半是失业、大病、养老等生存风险基金，一半是教育等消费结构升级的准备金。这种保障基金的个人积累使劳动力在萎缩条件下再生产，缩小了当期消费市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居民收入和储蓄数据推算，城镇居民平均亏消21%，农村居民平均亏消18%。消费品积压，价值不能实现，必然引起再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的积压，成为内需不足、失业增加的重要原因。自1995年到2000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平均每年年底余额增加7267.7亿元，6年总共增加43606亿元。由于内需不足，这些存款不能都转化为贷款，全国每年的存贷差很大，2001年存贷差达到3万多亿元。存款不能转化为贷款，客观上就导致失业。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百姓无后顾之忧，在当前全国居民基本解决温饱，正值消费结构升级之际，广大消费者不会不顾8次降息，节约自己本来就不高的收入向银行存款，反而敢于借钱消费。所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是我国当前就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财富向个人的集聚度都已完全具备通过再分配满足社会保障的能力。问题早已不在于有没有钱，关键是中国的强势集团处于初步形成、封建胎记未退的幼稚阶段，资本人格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阶级意识、战略意识不强，不懂得社会保障对按要素分配、对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增值的意义。社会保障的本质是通过保障弱势群体，保持社会稳定，市场繁荣，从而达到保障资本安全、保障剩余价值实现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社会保障使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保持较为稳定的统一。这样一个西方资本家早已通晓的道理，他们却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当代中国的强势集团靠的是权利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障，他们花在权利保障上的钱大大超过花在社会保障上的钱。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把主要精力用在占有价值上，而不是创造价值上，失业自然不会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失业问题或就业问题在有些人眼里仅仅是社会稳定问题，甚至把对资本增值暂时剩余的人口当作负担，干什么都有钱，就是社会保障没有钱。有些人连真实的失业率都不敢正视，对失业问题始终是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重视的是现有分配格局的稳定。这正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度逐渐降低，重费轻税不收租，个人所得税收缴不力，财产申报、遗产税迟迟提不上日程的根本原因。

    5.重安抚轻激励，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

    市场经济之所以称为市场经济，就在于要素配置市场化。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形成时期，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还很低。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我国劳动者的择业观念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和合理配置。计划配置要素的基础已经破除，市场配置要素的机制尚不灵光，造成许多人没事做，许多事没人做的局面。

    在城市经济中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企业还不是真正的企业，占用的劳动力还不是真正的商品，其他要素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历史过程还没有完成。关键在于我们的所有制理论不彻底不科学，没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企业所有制区别开来。国有企业占用的劳动力和企业的关系一直没有按市场经济关系来理顺，国有企业职工至今还以企业主人自居，不承认自己雇员的身份。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稳定感。他们更不懂得区分国家的主人和企业的主人，他们甚至忘记了9亿农民也是国有资本的主人。一个劳动者一旦被政府企业采用，就成了企业的主人，终生不能解雇，请他们离开企业必须实行赎买政策。自改革以来，政府和企业耗费在养不创造价值的企业富余人员上的资金，耗费在安抚下岗人员上的资金，耗费在所谓买断工龄的资金，加起来比总体上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的资金多得多。

    几十年来，政府企业中沉淀了大量富余人员，企业不能随着技术构成的提高正常淘汰工人，不仅一般工人、技术工人积压，而且有相当多高素质的劳动者在企业内无用武之地。在现存体制下大多数人不敢、不愿离开企业另谋生路，躺在政府企业的铁交椅、铁饭碗上，宁肯虚度年华，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无动于衷。看到别人孔雀东南飞，找到了好的归宿，只是羡慕，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不平之感，好像社会亏待了他。一些农民走出家园闯天下，在下岗人数最多的城市里找到了工作，赚到了钱，发财致富的例子每天见诸报端。我们这些比农民文化素质高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里的富余人员和已下岗的工人却停留在发牢骚、等、靠、要之中。这种现象已继续了近20年。如果这些人能自己去干一番事业，他们作为带头人可以解决许多人就业问题。但存在决定意识，大多数人至今无动于衷。关键就在于没有理顺劳动者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劳动力还没有完全商品化，缺少饥饿纪律。社会保障是保护失业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决不能保护有劳动能力能找到工作而自愿失业的人。对有活不干、挑挑捡捡的人只有靠饥饿纪律来教育。这就必须明确任何人的劳动力都是商品。不是全民的雇员、政府的雇员，就是企业的雇员、自己的雇员，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原则无一例外。

    6.重保护轻转化使小农生产方式凝固化

    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农民从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生产队的解体、农户经济的再生使农业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一风吹。按人劳比例均分土地，形成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其要素集聚程度比富农经济离市场化要求还远。原来生产队的生产方式和城市工商业生产方式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而小农户的生产方式和城市工商业的生产方式，是再生产规律完全不同的异质的两种生产方式。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别不是一般发展程度的差别，而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差别。

    小农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特点，是再生产出越来越小、越小越多的同质的小农户。土地日益分散，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劳均收益日益降低。劳均耕地越少越依赖活劳动投入，越依赖活劳动越要生男丁，投入越多越感到土地珍贵，越不放弃土地。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内生的稳固性很强，劳动力和土地直接结合是其牢固的基础。近年来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长，农村土地制度已经从形式上的承包制，实际上的租赁制向永佃制、小私有制过渡。不管人们是否正视小农户的自耕农地位，我国的农户已经名副其实地当了近20年的纳税人了。在此基础上，即2.6亿户自耕农的基础上实现原始积累，让小生产和它直接占有的土地分离，使生产要素商品化、资本化并集聚到可以企业化、市场化运营，完成生产方式变革，和工商业现存生产方式接轨，是一个相当漫长痛苦的历史过程。

    我国政府近二十多年来实际执行的主导政策是保护小农的政策，而不是分化小农的政策。其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客观效果是逆原始积累的。二十多年的保护政策，实际上即没有保护好农业，也没有保护好农民，而是保护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的凝固化极大地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土地的资本化，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的劳动者背着土地包袱，甚至用在城市获得的收入，缴纳地租（农业税、承包费、三提五统等杂费）。耕地大量撂荒无人过问，一旦土地集中企业化经营，不但农民想不开，政府也出面纠正。不怕农民当小农收入低，就怕农民变雇工。而实质上小农是封建主义的残余，雇工是市场经济的新兵。由小农转化为雇工是农民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的一种划时代的变化。因此，要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跨越式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劳动力商品化，农村土地资本化。
（本栏责任编辑余昌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