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勤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富有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姚　桓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刘　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记者
　　
刘：今年您作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对策研究》，是什么促使课题组研究这个问题？

姚：动机来自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也出于学者的学术良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但至今“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有了巨大的改善。

姚：这是基本事实。1949年蒋介石退往台湾前说，我把四亿人口吃饭的包袱甩给了共产党，意思是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特殊的粮食即农业问题。结果呢，我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了小康。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有关统计数据是，2008年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差距为3.36∶1。

刘：反映强烈的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统计材料表明，城市人均受教育13年，农村7年。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差别、家庭收入的差距等，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姚：社会学有个概念叫“代际转换”，现阶段农民要通过投资教育、培养子女以改变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代际转换”相当困难。这既妨碍社会公正，与党的宗旨相背离，也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所以，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工作者不能不关注农村特别是农民的生存状况，为促进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而思考。这就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初衷。

刘：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近年来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为什么“三农问题”依然突出？

姚：这反映了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艰巨性。“三农”问题不是靠单纯加大投入就能解决的，这里有资金投入问题，更有政策、决策、工作、机构、组织、人才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执政党如何有效地领导农村工作的问题。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反映了党中央对此的战略思考和远见卓识。不抓住领导体制机制这个主要矛盾或主要的矛盾方面，而满足于一招一式的应对，难收长效和全局之功。

刘：领导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对农村工作有哪些影响？

姚：目前，从中央到省、县，都相继建立了党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基本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上下贯通的体制框架，有了实现领导的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和相应的法规制度，但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审视，领导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十分突出。

　　传统的省、县（市）、乡镇、村党组织上下贯通的政策执行和信息反馈受到干扰，在一些地方甚至被阻断；许多党的农村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到基层，有的在执行中走样变形；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甚至被忽视。总之，体制机制问题影响了国家对农村投入和农民辛勤付出的效果，成为必须解决的重中之重。

刘：改革多年，为什么还存在农村领导体制机制这样的深层次问题？

姚：这个问题要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考察。一方面，深化农村改革，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的传统社会结构，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处理的问题比单纯发展工业和搞城市建设更复杂；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相比，农村经济文化落后，封建残余思想、宗族影响、小生产习惯势力等都会给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造成不良影响，影响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的完善。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具有相对稳定性，容易落后于发展的现实，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超前而领导体制机制完善滞后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重大变化，如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行村民自治，乡镇企业兴起，农民中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大量流动农民和民工出现，加上农民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觉醒等等，都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出更高要求，而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国家宏观方面的改革以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改革紧密相连，有些措施是交叉和互相影响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长期“一元化”领导体制所遗留的做法和观念带有极大的惯性，至今仍然阻碍着一些农村干部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些使得完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远比当年推行联产承包制困难。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党的工作、党的领导不完全适应农村新形势的体现。

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姚：领导体制机制的完善是个系统工程，急功近利、单兵突进的改革不会奏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系统性、全面性和实效性的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系统性，是站在系统思维的高度，坚持全局谋划、上下联动、综合配套、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使得机构设置完整合理、各级组织职责明确、关系顺畅，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序进行。全面性，是抓好健全制度和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两方面工作，防止片面性。
刘：机制似乎应该包括健全、系统化的制度和制度运行的动力这两个因素。

姚：完全正确。如果说制度是机制的“硬件”，运行的动力即人执行制度的自觉性、积极性则是机制不可缺少的“软件”。在重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不可忽视制度要靠人去制定、维护和执行，制度对人的认知能力、思想觉悟、精神境界也有依赖性，二者如车之两轮，推动着制度的运行。当多数人对一项制度达不到基本认同时，就是缺乏基础的制度环境，这样的制度执行成本过高，甚至形同虚设。所以，切不可把健全机制看作单纯的建章立制和简单的技术性工作，要挖掘制度建设中的思想文化内涵，发挥制度的规范性、约束性和人的自觉性、主动性两方面因素。

刘：机制要体现实效性。

姚：对。党领导农村工作机制如何，就是要看它保证党的领导的有效性：包括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原原本本执行政策；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同样准确及时，信息传递不失真；党群关系和谐，基层组织具有凝聚力和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农民能够焕发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中国农民以勤劳智慧著称，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特别是有了完善的领导体制机制，他们会通过劳动、创造使自己更快地变得富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真正过上高标准的小康生活。

刘：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姚：需要把握几个着力点。首先要建立健全党政合署的农村工作综合部门，从组织机构上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具体措施是，从党内法规上进一步明确党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任务，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统一领导。在省、市、县三级建立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作为党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具体发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协调作用。与政府的农经委（农业局）合署办公，负责统筹、协调和综合指导“三农”工作。合署办公后的党工委为党委派出机构，负责农业农村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合署办公后的农经委为政府的组成部门，负责农业行政管理工作。通过完善职能机构，真正形成权责职能明确、运转协调一致的党委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刘：有机构无职责会让机构成为多余累赘，造成“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

姚：所以其次是完善责任体系，从目标导向上强化党委、政府抓农村工作的责任制。在纵向上，要进一步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和县（市）长抓农村工作的目标责任制，形成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在横向上，强化县（市）委领导农村工作的职责。要重点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产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社会和谐稳定等作为考核地方特别是县（市）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使分管农村工作同志的精力真正放到农村工作上。

刘：理顺各级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健全机制的题中之意。

姚：再次，要重点协调两个关系，一是乡镇与村的关系。在新的“乡政（政权）村治（自治）”体制下，乡镇不能对村简单地发号施令和摊派，也不能放任自流；要把引导和服务统一起来，寓领导于服务之中，建立乡镇与村之间互惠互动的新型关系。二是村的两委关系。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支持、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要辩证地认识“两委”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农民当家做主的保证，而农民是否当家做主也是检验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标准；在制度安排上，划分党支部与村委会的不同职权。一些地方比较好的经验是：党支部会议讨论决定本村发展的方向和全局等重大问题；“两委”联席会议把党支部决定具体化为重要工作部署；村委会根据“两委”联席会议精神做出决策。

刘：机制的完善还要求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姚：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基础和重心在基层。目前影响基层组织工作的主要有两个问题：基层干部选拔落后于形势、任务的要求，存在“没有人而人又很多”的怪现象；基层组织的设置和活动还未能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这是制约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关键。
刘：“木桶理论”或“短板理论”认为，木桶盛水的容积是由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系统的工作效率也取决于最薄弱的那个环节。

姚：解决农村干部问题需要大视野、新思路。近年来出现的少数基层党组织家族化、派系化，“能人治村”的人治现象和“村官”腐败等问题，都呼唤着农村干部制度改革。要拓展干部选拔范围，引入公开、竞争、择优机制，形成“能力本位”的用人导向，建立起以民主为基本取向，以公开为基本前提，以竞争和择优为基本特征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真正把素质高能力强、熟悉农村工作、热心为农民服务的干部配备到农村基层领导岗位。要重点探索完善村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探索从复员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优”，从专业大户、致富能手中“物色”，从村党组织书记跨村“交流”，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中“下派”等多种途径，配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刘：基层组织的问题如何解决？

姚：首先是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根据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探索在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形成支部+合作社、支部+协会、支部+产业大户、支部+外出农民工等新型组织模式，构建以村党组织为主体、产业党支部为骨干、专业党小组为基础的新型组织构架；要总结近年来各地“城乡结对帮扶”、“村企互助共建”、“科技教育支农”、“机关干部指导”等新经验，实施基层党组织跨乡村、跨城乡联合，探索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构建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城乡统筹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新格局。

刘：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党的建设与农村工作脱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发挥不够。

姚：出路是探索农村党的建设与农村工作结合的有效形式。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定位要有新认识：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凝聚群众共同奋斗、促进农村发展上，以服务农民群众作为党的自身建设与农村工作的结合点和开展工作的切入点，构建党组织联系、引导和服务群众工作新体系。一方面，党组织真正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倾听民声，反映民意，代理民诉，化解民怨，以党组织的名义为群众鼓与呼，成为群众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另一方面，要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改进活动方式，运用党员承诺、设岗定责、结对帮扶、党群共同致富等新方法凝聚群众，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推动贯彻党的路线政策、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