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进社会和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为发挥理论界的科研优势，12月17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2011·学术前沿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科学发展：社会管理与社会和谐”。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满运来、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为主论坛致辞。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史秋秋、副主席陈之昌分别主持会议。主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分别演讲，从理论与实践视角对我们到底该如何推进社会建设提出了高质量的建议。

    与主论坛相呼应，北京市社科联所属学会承办的26场分论坛，也分别围绕“科学发展：社会管理与社会和谐”主题开展了深入研讨，内容涉及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文化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涵与构建路径、社会建设与法治、文化与社会建设、特大城市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

　　北京市社科联主席满运来

　　文化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持久动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紧要而急迫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最近对北京的社会管理工作进行了考察，强调要统筹发展、民生、稳定，搞好规划设计，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坚持典型引路，努力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本地实际的社会管理体系。北京市根据中央精神和北京的实际，正以创新为重点，努力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力争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多新突破，全面提高首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社会管理新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持久动力。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社会管理才能得到更好的完善和创新。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种种社会管理问题依然突出，迫切需要理论界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作出回答。学术前沿论坛的主论坛和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26个分论坛，将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社会管理与社会和谐进行深入探讨，相信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进社会和谐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
　　
　　高校要为创新社会管理贡献智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更加明确地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十分丰富，任务繁多。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是利益协调是当前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社会领域目前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偏大。这种差距的症结之一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权尚未理清。二是部分社会成员非组织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以单位为主的管理方式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都难以奏效。三是部分社会组织缺乏管理职能。部分新兴社会组织的经济活动职能明显，但社会管理职能弱化甚至缺失。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提出新思路、新对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我们要认识到，当前中国在社会建设领域创新不足，如：理念相对滞后、体制机制比较僵化、管理方法陈旧等。这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障碍。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审视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高校应积极发挥科研优势，与地方联手共同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贡献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

　　加快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的步伐

　　我国正经历着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按照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今后城市化率将达到75％左右。中国未来人口峰值会达到15亿人左右，那么就意味着今后11亿以上的人要居住在城市。在未来20年内，流动人口大军还会继续增加，占到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规模庞大、增长迅速的流动人口群体，在现实中面临很多困境与问题。

    在就业和经济上，流动人口失业时间较长，收入水平较低。从就业稳定性上看，流动人口在一个行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仅3年多，虽然与季节工相比时间较长，但与城市居民相比，要短得多。此外，流动人口的生活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几乎一半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不超过3年。

    流动人口缺乏保障。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时。75.2%的流动人口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其中制造业52.1小时，批发零售业68.9小时，社会服务业58.6小时。流动人口的就医需求难以被城市医疗保障体系覆盖。流动子女跟随父母不断流动，得不到连续和稳定的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更存在障碍。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是“注水城市化”、“半城市化”。统计上，将在城市居住了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按照城市人口进行统计，而实际城市化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语。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不能真正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把农民变成市民是发展的方向，是推动真正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把农民转变为市民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要落实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上。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

　　文化强国亟须重建“汉字文化圈”

　　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全人类跟着西方文化模式走，是不是人类的福音？东方文化是否可以提出自己的文化精神，努力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东方创新文化播撒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笼罩的世界上，中国文化是否可以散发出一种清新刚正之气以使世界增添可资选择的和睦、和谐、和平的新方案呢？曾经辉煌的汉字文化圈已名存实亡，中国能否重振汉字文化和文化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和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东方文化的发言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将使东西方形成“世界新秩序”，这不仅能优化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而且可以改变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

    中国的发展在世界文明中越重要，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话语中就越重要。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而是“走出去”成为人类和世界的！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性文化的魅力对话，是可持续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传播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中国文化新精神。东西方对话，将取代西方的一元性，使人类和谐共生取代世界发展中的对立与冲突。

    东方的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的战争精神。发现东方，意味着大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文化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在文化守正创新中走文化强国之路，铸造赢得世界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汉字文化圈”的辐射力亟须重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

　　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促进社会和谐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结合近年发生的几件震撼国人道德良知的事件，我们深切感到，道德危机已成为中国社会未来的最大危机，这个时候中央提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战略眼光。

    但是，一种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价值体系，又必须是真正得到大众拥护因而能够落实在行动中的。为此，它必须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包容性和基础性，必须和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相适应，而且必须是在平等协商、民主讨论后形成的全民共识。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国家，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更不要说众多的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信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理想等。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不能不尊重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因此，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和开放社会相适应，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这样，才能被不同阶层和群体所接受，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也就是说，能够统一广大民众的思想，作为“共同理想信念”和“基本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是基础性的、能够适应全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换言之，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只适合模范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高端道德标准，而必须是一般公民都能够达到、也应该达到的基本道德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程伟：

　　厘定社会管理的内涵与价值追求

　　科学厘定社会管理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认识论前提。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热潮不减的“发展研究”，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发展”。尽管对这一概念有多种界定和理解，但在视其为“促进人类福利的一种途径”这点上，有着相当的共识。在这里，“福利”与“福祉”在概念内涵上是同价的，意指社会成员能够处于幸福、满足与富裕的状态。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达成社会成员的一定福祉。这一“福祉”又进一步分为“直接福祉”和“间接福祉”两个方面。

    社会成员的“直接福祉”与“间接福祉”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统称为“社会福祉”），就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追求。国外有学者从人文发展的角度，对社会福祉所包含的三个要素进行了界定：（1）社会问题（如犯罪、暴力、失业、环境污染等）得到控制程度；（2）主体需求（如健康、营养、安全饮用水、住所、社会保障等）得到满足程度；（3）社会机会（社会成员能力成长与境遇改善的机会）的创造或提供程度。这样一种界定和分析，为人们对社会福祉的测度和认识提供了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标准。

    本着上述价值追求，现代社会管理应当审慎思考、行动有据，逐步转换到“公共治理思维”上来。“公共治理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治理，是各利益相关者商谈、对话、博弈、妥协、相互体认、共同建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开放的管理过程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孟营：

　　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社会公正”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在逻辑上如同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关系，是一个领域的两个方面：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改进，社会管理又引领社会建设方向。

    我们的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突破。这种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社会建设把民生问题纳入到体制性层面加以解决，而且已经走上了体系化制度安排的道路。这是在过去中国封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尤其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践，已经将民生本身凸显为社会发展的纲领性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突破。第二，社会建设实践已迈进探索社会正义最好实现方式的阶段。实践表明，仅仅依靠经济富裕，社会正义未必能够实现。今天的社会建设实践，已经在探索富裕基础上的社会公平。而这种社会正义实现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上的历史性突破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实践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这种要求。就社会管理而言，当我们把“社会公正”作为纲领性目标时，我们就在理论上真确地把握了“和谐”的真义，明确了“和谐”的实质是“公正”。而在实践上，我们将不再片面追求“稳定”本身，最终使社会正义作为社会管理的纲领性目标，我们就敢于面对各种挑战，就能够探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学理、能够阐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道理、能够创建适应社会建设实践和社会管理实践的新伦理，以创造一个“管之者寡，理之者众”的新局面，最终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