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研究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借鉴吸取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信仰的冲突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即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新秩序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从文化体系看，这是西方文化内容的冲突，但从文明层面看，却又是伊斯兰信仰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外部冲突。

　　在西方文明中，最早诞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距今有近3000年的历史。犹太教诞生1000年后，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在遭受了犹太教的早期迫害和长达300多年的罗马帝国的压迫后，终于在公元392年被罗马皇帝提奥多西宣布为国教，并逐步确定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独尊地位。相对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只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就这样，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三个一神教先后诞生，同时并存。一神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自己在精神上皈依于唯一的神。这种唯一性就决定了排他性，视一切异己信仰者为异教徒，成为仇恨的对象。而这种仇恨会因为各种原因爆发为战火和屠杀。这几个宗教从一开始就结下仇怨，都把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当做自己的宗教圣地。基督教认为这是耶稣的遇难地，犹太教认为犹太王所罗门在此曾修建“圣殿”，伊斯兰教徒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此“登霄”（升天）。这种冲突终于导致了长达200年（1095—1291），多达十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宗教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

　　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伴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和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地理大发现，使西方基督教找到了向更大的空间布道传教的机会，也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了市场和殖民目的地。在随后的几百年，西方基督教经过新教改革使整个西方文化从理性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向工业化、信息化。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自身的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方面采取开放进取的同时，似乎也采取了对异教的宽容态度。伊斯兰教的部分地区并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这就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便造成西方文明内部新形势下信仰冲突的新争端。

　　二、汤因比的预言 

　　西方文明内部的这种冲突，早在1973年就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见到了。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科学的进步把世界拉入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核技术的利用，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世界的资源走向枯竭；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四大变化使人类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命运与共的境地。

　　显然，世界需要通过接纳、容纳异己，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局面。而这种宽容和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在西方一神教文化基础中并不存在。因为“西方人往往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自身文明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会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这是西方文化不可解的困境。“未来的世界国家很可能出自于一个自愿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一系列现存文明的文化因素都将继续保持本色。总之，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64页、288-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根据汤因比的推理，能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来自于东方。他说：“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同上书，第394页）

　　为什么要将希望之光指向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呢？他的解释是：“超工业化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生活方式都潜伏着自我毁灭的因素。西方方式是爆炸型的，传统的中国方式是僵化型的。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僵化型的中国方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同上书，第343页）

　　汤因比指出这一前景并不是一种无端的猜测，而是他在对人类文明历史综合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同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他并没将这种希望指向当时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原因就在于苏联在文化上仍属于西方文明圈，在宗教上属于基督教的东正教范围。后来，汤因比先生在与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由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汤因比为什么要将21世纪人类文化困境的解方寄托于中国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多元包容的，这种文化使得它具有宽容性，极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要素。在西方曾以剑与火的方式而传播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和谐相处。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不仅接受而且积极引入了发生于印度的佛教，并把其改造成完全融入中国民间的主要信仰方式。

　　中国文化蕴涵巨大的生命力，用博大精深来表达中国的文化应该是适当其意的。博是指范围之广，无所不包，从天文地理到花鸟虫草；从山河水系到人事伦理；从抽象精神到吃喝玩乐；中国人的行为选择都有其文化指引，有着独特的文化思考。大是指体量。中国文化不仅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扎根，滋养着13亿人口，而且由6000万华人带向全世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开花，独树一帜。中华文化不仅范围广，体量大，而且精，经过千锤百炼，交融互惠，形成令人惊讶的精臻之作，像中国的饮食、服饰、建筑、戏剧、民俗、仪式等。最后是深，所谓深是指中国文化的思想分量。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哲学睿智基础，从易学道德、中医理论到兵家历法、人伦文艺，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深邃的哲学力量和高度理性思辨。这种博大精深的特质为我国的文化提供了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人类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从不间断的主流文化。

　　总之，中国文化的多元包容性质及其蕴涵的巨大生命力，使它在今天世界呼唤多元包容精神价值的时代，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

　　（作者：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