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差异探析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总有人在不断制造“马恩对立”的神话！在有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讨论中，这一神话再次被重写。学术界一些人认为，就对待农村公社与“跨越”问题的基本态度、思路和观点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从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论述来看，他的历史哲学完全是经济决定论的，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在任何地方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单线道路前进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不相信存在着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的按单一模式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过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特做一专门分析。

　　　　　　　　　　　　　　　　　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从相关文本看，实际上马克思主张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恩格斯则认为，俄国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其发展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逐渐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一方面促进了俄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俄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这种矛盾性以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做出回答。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根据对大量资料的深入仔细研究，对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340页）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话呢？从这段话中是否可以得出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实际上是主张俄国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呢？我们认为，不能。这里的关键是“如果”二字。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得承认，自1861年以后，俄国正在逐步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当时俄国的客观现实。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任何思索都不能无视这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其次不能否认，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为俄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现受制于种种条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正在走的道路，即资本主义发展之路，那么它必将“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可见，马克思对俄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判断，完全抱一种科学分析的态度，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奉劝”俄国人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尽管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他始终强调，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马克思没有忘记，俄国社会的发展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当时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性，即俄国逐步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俄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和原先的农村公社相比，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世界历史环境和俄国国内形势不发生根本性的改观，资本主义必然破坏着农村公社，并最终在俄国社会取得统治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恩格斯又是如何看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与民粹派分子特卡乔夫的论战中，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同上，第3卷，第281页）因为与农村公社相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它有力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的进步。19世纪90年代初，就如何看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曾与民粹派分子丹尼尔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与丹尼尔逊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完全看作是“倒退”和“祸害”不同，恩格斯则给以积极的肯定，认为随着农村公社的解体，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的东西，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并指出：“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也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4页）

　　但是，是否恩格斯只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而否认其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呢？不是的。实际上，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就早于马克思提出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说，尽管“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渡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2页）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语，但意思是十分清楚的。19世纪90年代初，针对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这一新的现实，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恩格斯还是发问，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否还能够得到挽救，以致像马克思和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尽管这种可能性已显得越来越渺茫，但是他并未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可见，所谓马克思主张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而恩格斯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认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性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既看到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现实性、必然性，它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又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性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二者并行不悖，共存于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当中。

　　　　　　　　　　　　　　　　　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上，马克思强调俄国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只要俄国发生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就可以通过保存和发展农村公社，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直接迈向社会主义；而恩格斯始终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革命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俄国公社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马克思的确强调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他说，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俄国农村公社当时正处于危险境地。所以，“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并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771，773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俄国革命，对农村公社的一切积极性因素的分析都只是空谈，所谓“跨越”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如果没有俄国革命，那么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理论可能性将被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俄国最终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从马克思谈论俄国问题的两个文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来看，他确实没有讲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公社实现“跨越”之间存在着关联性，这是事实。但问题是，马克思没有讲，是否就意味着他不认为二者之间有关联性。我们认为，不能做出这种推断。众所周知，马克思一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首先发生在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认为这是落后国家“缩短”自己发展进程和减少“痛苦”的根本条件。所以，尽管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没有提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俄国实现“跨越”的关系问题，但这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实际上，马克思从来不单独看俄国革命及其意义问题，而总是把它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旁边有一个沙皇专制的俄罗斯存在，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他始终注意俄国社会的动向，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因为只要俄国爆发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整个欧洲的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观。特别是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如果那时俄国爆发革命，将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到来的“信号”。而只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俄国才能获得帮助和支持，从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

　　与马克思不同，不管是19世纪70年代中还是90年代初，恩格斯始终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公社实现“跨越”发展的前提条件。早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就指出，俄国公社要实现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够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同上，第3卷，第282页）在90年代所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同上，第4卷，第441页）在同民粹派分子丹尼尔逊的论争中，恩格斯也说道，毫无疑问，农村公社及劳动组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是无论根据他还是马克思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

　　但是，恩格斯在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前提条件的同时，并不否认俄国革命的重要性。早在70年代中，他就指出：“俄国无疑处于革命的前夜”，而“这次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同上，第3卷，第285页）90年代初，即使俄国的公社所有制已大大解体，在谈到农村公社是否还存在“跨越”的可能性时，恩格斯也不忘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说：“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因为，俄国革命不但会使农民获得解放，而且更重要的是，“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同上，第4卷，第450页）可见，对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村公社“跨越”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

　　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问题上存在革命差异说的最有力驳斥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他们写道：“《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上，第1卷，第251页）如果说在其他文本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革命的论述存在着差异的话，那么这段话，准确无误、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绝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俄国问题时侧重点的不同解读为，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而恩格斯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事实上，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索中，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始终坚持一种辩证思维，即注意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现实性与可能性有机统一起来，综合加以考虑。所谓“多线论”和“单线论”完全是一种片面的不合实际的理解，不能把它们分别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