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楷模、事业先锋 —追悼恩师姜长斌教授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2009年元月3日晚餐时（当时我正在廊坊）师姐打电话告知我噩耗：恩师姜长斌教授在午睡后没再起来，突然离我们而去了。我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觉得心里很痛，似乎在梦中，不相信这是真的，当天上午9时多我还看见姜老师在小区的路上骑车，他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5日姜老师的葬礼在八宝山隆重举行，看着他安享地静卧在鲜花翠柏中，已经再也听不到我们的话语，听不到我们想唤醒他的哭声，我们不得不接受姜老师已经仙逝的事实。在无眠的长夜，跟姜老师相处的一幕幕场景不断在眼前变幻，让人难以平静。姜老师1935年1月28日出生，还有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姜老师一生刻苦学习，涉猎范围很广，他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学的专业是俄语，长期从事俄语的教学与研究，翻译过许多俄文的文学与史学著作，其中有《冈察洛夫环球游记》、《萨哈林旅行记》、《钢铁是怎样烧成的》等。后来转入研究苏联问题，可以说是我国苏联学界一位泰斗级的人物，对我国该学科的奠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后，在继续进行苏联问题研究的同时，还转入国际政治领域进行多个方向的研究，在中美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博士点的创始人，培养了中央党校第一批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他兼任该中心主任多年，组织召开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会议，编写了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我与姜老师相识是在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的学术讨论会上，1989年到中央党校工作有幸与姜老师一起共事，后又成了他的博士生，由于我与姜老师主要研究领域相同，又长期一起共事，对姜老师在苏联学界的地位与作用也相对最清楚。姜老师为学最大的特点是特别执着，有极强的使命感，他的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姜老师转入苏联问题研究之初，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开始之时，姜老师在1988年先后出版了《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苏联体制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最系统完整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苏联体制的弊端、在改革开放中克服这一体制的弊端很有意义。苏联的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研究苏联的体制离不开斯大林，姜老师又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斯大林问题的学者，1994年他出版了《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以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斯大林早期实践活动中一些反常的表现，揭示了他早期理论观点中的许多错误，从而推翻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传略》中美化斯大林的一些不实之词。”学术界以往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20世纪20—50年代初的活动上，而对早期的斯大林研究甚少，是个空白。姜老师关于早期斯大林的研究揭示了斯大林政治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开创了斯大林问题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1997年他又主编了《斯大林政治评传》，对斯大林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概括和评价。以上两本书，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斯大林的一些主要理论思想进行细致梳理和理性评判。与此同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斯大林本人的实践活动进行理论分析，评功论过，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师生合作撰写了通俗易懂的《读懂斯大林》一书，以期让普通读者了解斯大林的主要理论与实践活动，对这一时期的苏联做出正确评价。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发生剧变，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总结其教训成为苏联学界的重要任务，姜老师与陆南泉等合作主编并撰写了《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和《苏联兴亡史论》，从历史到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苏联的成败得失，强调要认识苏联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强调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苏联模式，而斯大林又是苏联模式的始作俑者，二战胜利后又是他第一个丧失了改革的良机，他的继承者们虽然都尝试过进行某种“改革”，但都没有触及这个模式的要害，最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果。此外，姜老师还写了许多有关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的文章。边界问题是长期困扰中俄关系的老问题，2004年普京总统访华时，双方签署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至此中国同俄罗斯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都已最终明确划定，为中俄边界争端划上了一个句号，当时国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评价，不理解、非理性的言行干扰着这项工作，姜老师不顾70岁高龄，参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研究了这一问题，200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一书，全书长达42万字，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中俄国界东段演变的专著。为写这本书，姜老师十分辛苦，也很累，没想到这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姜老师“以史解史”，意在向读者说明，领土问题不解决将长期影响中俄两国关系，以理性和现实的态度最终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告诫国人，中俄关系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中美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90年代后期姜长斌教授与哈佛大学方面合作，组织国内专家研究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与美方学者威廉·柯比、罗伯特·罗斯主编了《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1954-1973年》两本书，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出版。这两本书具有国际影响，被列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目。姜老师治学严谨，善于追根溯源，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跟风，不逆流。他主要研究领域在苏联问题上，碰到许多敏感的问题，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就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的世界历史等诸多问题，这就决定了研究这一问题的难度。但他面临这些困难，没有畏惧，而是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进行探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新的突破。他善于独立思考，不囿旧说，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敢于提出疑义，比如对斯大林的功过曾通行用几几开的量化比例来评价，姜长斌教授则强调必须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方法研究斯大林问题，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姜老师做事特别认真，这一点让我们这些小辈的年轻人感到惭愧。我上半年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准备出版《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一书，请恩师写个序言。姜老师十分认真地阅读了书稿，在书中做了大量标记，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甚至还纠正了一些错别字。这个恩师批阅过的书稿我将永远留作纪念。姜老师对我们学生们总是鼓励多、批评少，对于我们的点滴进步，他都很欣慰。在姜老师的鼓励和感召下，他的几位博士生都各有所长，无论是做学问的、还是从政的、做其它工作的，都是本单位的中坚力量，我们争取无愧于导师的教诲。姜老师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当过“右派”，受过冲击，但始终满怀爱国激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也很少向我们提及这些事。在国家走上改革开放正轨之后，他分秒必争，没有娱乐与休闲，即使退休了仍然每天在电脑前埋头工作。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他为民众的疾苦而忧伤，为国家取得的进步而欢欣鼓舞，在北京申奥时他坐在电视机前一直等待最后的结果，当得知申奥成功时他兴奋得夜不能寐。姜老师为人正派，没有私心，在他看来，一切都应该从原则出发，做到公正和合理。对待工作他特别负责，给博士生上课，他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课堂上。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许许多多与他接触过的人。恩师走了，但他为人为学的精神永在，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他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他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永远是我们效仿的榜样，其未竞的事业我们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