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围绕理论、群众、实践三者及其关系展开的, 指向的都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 理论必须先通过大众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作用将理论转化成共识和共同意志这两个基本环节, 然后才能通过大众主体的作用将理论变为实践。这还只是涉及到了问题的一个向度。大众化的另一向度是实践对理论的作用, 通过这一作用, 理论才能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这一作用也不是直接进行的, 它同样需要通过大众的理性作用才能实现。无论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再到实践, 还是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理性并对理论做出回馈, 都并非自发进行, 必有其推动的力量, 因而都要涉及主体问题。大众化的主体只能是“大众”, 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为我们提供的基本观念。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随着通信工具和互联网的巨大发展, 大众主体或主体间性这一观念已经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确立, 任何否定大众主体的理论观点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都已失去了立足点。大众已经切切实实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体。主体是我们讨论理性和大众化实现问题的前提条件, 只有主体问题解决了, 我们才有可能谈论理性, 谈论大众化的实现问题。因为理性是主体性的根本性标志, 是寓于主体之中的; 大众化也需要通过主体的自觉推进方能实现。
一、理论理性在大众化中的作用
在理论与实践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之前, 首先展开的是理论与人们在物质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特殊经验材料, 以及与各种分散的个别意志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分别是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展开的。大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存在层面和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虽无法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 但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对它们表现出来的作用范围和功能特点进行分析。按照康德的说法, 理论理性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身上的一种对外部事物进行认知和规范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并非如康德所言是天生的, 而是与一定共同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内容密切相关, 随大众的整体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发展而发展的。正因为人的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一定共同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有关, 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大众共同体问题, 进一步才有可能提出大众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等这些具有确切内涵的概念, 即它特指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群众的整体认知、意志能力及其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说, 大众理论理性既能够促使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起着认识、理解、领会理论, 达成共识, 并将理论内容转化成为自身知识要素的重要作用, 又在实践反作用于理论、实践向理论转化的过程中, 起到对各个不同领域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和特殊经验进行整理, 并用以丰富、完善和发展理论的重要作用。大众理论理性由于内部存在着矛盾或冲突, 因此在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矛盾和冲突的特点: 一方面, 它的潜在性特点使它只有在与一定的显现材料结合的条件下才能现实地发挥作用, 缺乏经验材料的充实, 理论理性就是空洞而无内容的。关于这一点, 康德在其对理论理性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中已有明确阐明, 即我们实际的科学知识是由先天的形式和后天的经验材料这两者之和所构成的, 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面, 我们都不能形成科学知识。当然, 这里的所谓先天形式如逻辑的“格”之类的东西——正如列宁已经正确地指出过的那样——只不过是从人们千百年实践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而已。另一方面, 它的形式化特点又总是使它力图避免一切与各种材料内容有关的要素而将一切他者纳入自身形式之中, 从而可能导致教条化、形式化和神秘化的缺陷。关于这一点, 即所谓理性的僭越倾向, 康德也曾早已指出过。这就是, 理论理性本只可整理经验到的材料, 但它的形式化的本性却驱使它试图超越实际经验而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 这就不能不导致错误或悖逆。由于康德讲的是人类的一般理论理性, 因而对人类各个不同时期的理论理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是有效的, 特别是对大众理论理性而言, 由于它挟大众之“名”与“势”, 可能这方面的特性会表现得更加充分, 因而康德对人类理性所做的这一刻画也就更加有效。
无论何种形式的大众化, 都首先要经历将理论内化为大众的知识结构, 并用大众从事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经验充实和丰富理论这一阶段或环节, 任何不包含这一环节的大众化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实现这一阶段的大众化, 根据理论理性的特点我们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 由于大众的理论理性承担着把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变成大众的认识工具, 并承担着在大众中形成共识的作用, 因此, 要使大众理性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这一理论本身必须具有一种彻底性, 即具有严格的形式和缜密的逻辑性。只有这种彻底的理论才能使理性真正地接受它, 说得更明确些, 就是我们所讲的理论首先应该是合乎理性的, 是与大众的理论理性相通相接的。与理性相通才可能具有巨大的说服人的力量, 才能真正转化为人们观察和思考各种事物的思维工具, 并在其指导下展开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 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1]
这里的说服人、掌握群众、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等显然指的都是人们的理论理性。任何理论如果悖逆人民大众的理性精神, 即使可以靠某种外力来获取大众一时的、表面的认可, 最终也必然为人民群众所抛弃。这就要求一切宣传、传播、解释理论的人一定要遵守这一原则, 要使理论真正具有而不是削弱它的理论性, 只有具有彻底理论性或合乎理性的理论才能转化成为人们群众的共识, 融入人们的头脑, 转变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强大认识工具。
第二, 由于大众理论理性在发挥把理论转化为人们的思维工具或方式、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必须用人们后天的经验材料对抽象的理论进行充实和发展, 因此, 在大众化实现过程中, 一定要使理论和具体的事物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境遇相结合。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 一方面, 大众理论理性用大量的具体事物和大量的特殊经验来充实理论, 使理论从自身的主观性中走出来, 从而克服其主观性、抽象性; 另一方面, 大众理论理性也运用理论的和逻辑的力量去克服分散的、特殊的、具体的经验所具有的片面性, 使具体的、特殊的经验达到普遍性的高度, 否则, 我们就不可能对理论达成共识。理论理性的作用就是它所独具的这种沟通理论与实际经验材料的功能, 理论理性也通过这种实际的应用来提高自身, 并使自身由潜能变成现实, 由单一变得丰富, 由僵硬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随着大众理性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大众对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的水平也就得到极大的提高, 这也对理论的大众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而建构起理论、实践、理论理性和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 由于理论理性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既具有离不开具体经验材料又试图抛开一切经验材料而向外扩张的倾向, 因此它易造成大众化过程中两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方面, 如果过分强化由理论理性的离不开感性经验材料引发的理论对经验材料的依赖, 就有可能演化成为用特殊的经验材料的特殊性、具体性代替理论的普遍性, 试图用个别经验、特殊经验取代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 从而造成经验主义的偏向; 另一方面, 理论理性超越一切感性经验材料的倾向会引发大众用形式化的理论去裁剪事实、去规范自己的实际生活, 其典型形式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种做法都会大大强化理论理性固有的偏颇性, 前者导致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和指导作用的丧失, 后者则为各种类型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 在大众化过程中,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理论理性所固有的缺陷, 在应用中扬长避短,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第四, 由于大众的理论理性的优化与其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 因此, 在大众化过程中, 我们就特别需要将实现大众化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由于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科学技术的落后, 加之又没有真正进行过像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的启蒙运动, 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们大众理论思维水平的低下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对我们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创新能力构成了严重障碍, 而且也对大众化构成了极大困难。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功夫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锻造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具有相同的目的, 这就是都有助于理论思维或理论理性的提高和优化, 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实践理性在大众化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分为不同阶段或环节展开, 上述所述的理论理性的作用可视为第一个环节, 在这个环节上, 来自于理论和来自于实践两方面的因素在此相遇, 在人们理论理性的作用下, 相互融合形成了此一环节的重要成果: 共识。共识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初级的目标, 它接下来要实现的是共同意志这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 同样一方面需要理论的力量, 需要来自于理论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需要实践的力量, 需要来自于实践方面的因素。能将两方面整合起来的就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纯粹理性向人心的高级欲望能力(意志) 颁定的先天法则、规律或无条件的命令, 意志所应做的就是以道德律为根据自立规律, 遵从自立的规律, 意志才能成为道德的意志[ 2 ] 。实践理性发挥作用是通过将人类共同的、一般的“善”转化为每个人的德性而实现的。虽然马克思主义不认为有超历史、超时间的“善”, 但绝不否认在特定历史阶段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或善、共同的理念和理想, 等等。实践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也应当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转化成为人们的共同意志或德性来实现大众化, 只有将理论变成千百万人的共同意志或精神素质, 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进而转变成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它要通过吸收和汇聚人民群众的德性精神来充实理论, 使理论脱离开它原有的单一的、僵硬的逻辑或纯粹的知识形式而与人民群众的意志、情感、愿望相联系, 从而使它具有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生命特征。在此一阶段, 实践理性面对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它既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方面表述的共同理想转化为共同的意志, 又要把各个分散的意志集中起来转变成集体的、国家的、民族的意志, 还要面对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不遵守、对一定群体的共同利益的不服从、各个不同的意志相互冲突所具有的盲目性等特殊情境, 这就加大了实践理性要完成自身任务的难度。实践理性不仅面临十分繁难的任务, 而且其自身也并非没有弱点。康德和黑格尔都曾讲过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 但他们认为实践理性又是极其软弱的, 它要依靠那些完全摆脱了所谓物质纠缠的良心、绝对命令、绝对精神等才能发挥作用, 这实际上就大大削弱了它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讲的实践理性则不是要摆脱而是要诉诸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和物质利益关系, 是要通过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变、物质利益关系的变革来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两种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这都需要我们在讨论实践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时认真地加以分析和辨别。一方面要注意个体的道德修为, 注重将个别的意志转化为共同意志; 另一方面则要特别重视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 要着力物质利益关系的调节, 通过这种变革来形成共同意志、情感和愿望。具体而言,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要通过实践理性的作用将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变成人们的共同意志并进而变成人民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 这一理论本身和由它所演变而来的行动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由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所制定的制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等都必须符合和体现人民群众的内在的共同利益, 只有这种共同的内在利益及其实现才能凝聚人民的意志, 促使人民群众将这个理论转化为自身的德性或意志力量。换句话说, 理论转化为德性不是直接进行的, 它要通过理论的对象化才能得以实现。所谓理论的对象化就是理论在运用中的具体效果和它所显现出来的本质力量。人民群众是在真正感受到理论所具有的体现共同利益的本质力量的条件下才发自内心拥护和践履理论, 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德性力量的。因此, 马克思主义能否大众化、能否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理论对象化, 取决于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取决于党和政府在执行它们的过程中是否在维护、捍卫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 等等。只有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愿望为愿望, 才能够实现大众化。
第二, 实践理性是随着大众的整体道德伦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要发挥实践理性在大众化中的作用, 就需要大力提高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随着个体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个体克服个人的私人欲望而达到对共同利益的遵守, 不断超越自身狭隘的个别性而达到理论的普遍性高度; 另一方面, 个体以其多样化的个性特点, 以其服从整体利益的高尚的德行精神维持我们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共同实践活动, 避免我们因可能的自私和相互的不信任导致的涣散, 从而将各个分散的意志凝聚整合为共同的意志, 并用以充实理论, 使理论脱离其抽象性而具有丰富具体的内容。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 它不仅维持着实践, 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 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 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 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知识和对善的知识充实我们。”[3 ]
第三, 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最终决定着人们道德水平高低, 因此我们必须将实现大众化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密切结合起来。只有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才能强有力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 才有利于大众化。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时认为, 第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存在就始终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 第二,“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 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人们的普遍交往程度才会越来越高, 人们对自身存在的“类特性”也才可能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人们也才有可能认识到只有运用实践理性对自我意志的自发性或任意性加以节制, 尽力消除单个意志的自在性, 从而才有可能达到共同的目的。
三、大众化的两个基础环节与其所要达致的总体目标
无论是通过理论理性的作用将理论和特殊经验融为共识, 还是通过实践理性的作用将理论和个别意志化为共同意志, 这都不意味大众化目标的真正实现, 大众化真正要实现的目标应当是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一方面, 理论因得到了实践的充实、检验、校正而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实践因获得理论的指导、引领、提升而获得深化、发展和进步, 两者互为目的、相辅相成。从这样一个比较细致的区分中, 我们看到了大众化过程中理论与经验材料、理论与分散的意志、理论与直接进行着的人们群众的实践活动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两个环节和三个阶段: 两个环节就是大众理论理性、大众实践理性环节, 三个阶段就是理论与各种特殊经验、理论与分散的经验和理论与实践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分别要达到的是共识、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三个目标。在依次发展的两个环节和三个阶段中, 前两个是基础, 后一个是总成; 在作为相互作用的三个依次承载者方面, 前两项是主体结构的一个部分或方面, 后者是全部; 在先后实现的三个目标中, 前两个是阶段性目标, 后者是总体目标。大众化的两个基础环节与它要达到的总体目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明。
首先, 大众化的两个基本环节是它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的必要准备, 没有这两个基本环节, 大众化的总体目标不可能得到实现。大众化要经过的两个基础环节是大众运用理性去理解、领会、接受理论并将理论转化为共识和共同意志的过程, 也是大众升华自身经验和将个别的、分散的意志加以聚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抽象的理论由于获得大量鲜活的经验而具象化了、充实了、丰富了, 以知识形式出现的僵化的理论也因它对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利益的关切而与人民群众的情感、需求、愿望相联系而成为活生生的东西。人们不仅将理论看作是真理而接受, 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其视为能够给自己带来美好生活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唯其如此, 他们才有了真正把理论转化为理想、信念并运用它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解决的是知、情、意的问题, 只有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展开和实现。否则, 如果人们对理论在认识上不能形成共识, 在情感和意愿上不能接受, 那么希求用它来指导人们的实践就是不可能的。
其次, 大众化的两个基本环节所获得的成果只有在它的总体目标的实现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舍弃掉大众化的总体目标, 它们作为基础环节的意义也就完全丧失了。无论是理论理性获得的共识还是实践理性所获得的共同意志, 都只有在大众的实践活动中才有可能体现出来。理论理性是否实现了理论对经验材料的整理和经验材料对理论的充实, 实践理性是否实现了它将理论与分散意志进行协调的目标,这都无法通过他们自身体现出来。因为理性本身是一种潜在性的力量, 共识和共同意志也不是可以直观的东西, 它们都只有借助可直观的感性活动才能显现出来。大众化的落脚点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只有直观的感性活动才能将人们是否就理论达成了共识、是否就理论欲要展开的实践形成了共同意志等充分予以体现, 否则, 以理性本身来回答这些问题, 恐怕无法找到有意义的答案。
最后, 大众化两个基本环节的目标受到大众化总体目标的制约, 其局限性也只有在大众化总体目标实现过程中才能得到有效克服。理论理性环节的理论与各种特殊经验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一种萌芽形式, 这里的经验也主要指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 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条件即先天形式加后天经验这一模式使它根本不可能离开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关系。理论理性的局限性即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只有在不偏向于理论和实践的任一方面的前提下, 也就是坚守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这一总体目标时, 才能得到有效克服。理论理性是这样, 实践理性更是如此。实践理性阶段表现出的理论与各种分散意志的相互作用就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直接准备形式, 它的软弱性或者可能由于过于计较个别的特殊利益导致的功利主义倾向, 都只有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才能得到抑制或克服, 它的软弱性靠对物质世界的改造的实践活动、靠人们之间的交往实践和政治实践等获得克服, 它的功利主义倾向则依赖于人们强化伦理实践活动而得到消解。
注释
[ 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93页; 第86页。
[ 2]杨祖陶、邓晓芒: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人民出版社, 2001, 第21页。
[ 3]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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