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伟：应当纠正“盲从西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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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理论网 [作者：李德伟] 发布时间：12-01-10 09:34:16 |
一、 脱离中国实际的“盲从西学”现象
众所周知，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基本经验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加分别的拿来主义。即使是真理，如果脱离其具体条件生搬硬套，也会转向谬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日益深化，一个被忽视的不良倾向——不加分辨地“盲从西学”倾向渐渐显露出危害，如不予以重视，将达到误国误民的地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造成的话语权弱势，而崇洋媚外的陋习使得有些理论研究基本是盲从西方。正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说：“脱离了中国本土，一些华人或饱受种族歧视，或极欲融入当地社会，或要靠西方理论在学界出人头地，……借助西方理论概念的权威来无限扩大，振振有词地解构中国本身以及‘中国性’，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实在是一种过度的自恋或自大……”①
从历史上看，伴随着对外开放，中国曾多次遭遇到“盲从西学”思潮。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其危害不仅误导中国，而且可能会成为反对对外开放本身的口实。将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化，脱离实践地解释中国经济，将会引起严重误导。
二、盲从西学在中国发展问题上的误导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全盘照搬外国经验以致误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崛起的过程中，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的王明的误导一度使中国共产党陷入绝境；在夺取政权后的经济建设中，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吃尽了苦头。
20世纪90年代初，西式“休克疗法”使得刚刚解体的俄罗斯雪上加霜，而中国由于以实践为师，幸运地避免了重蹈覆辙，走上自主探索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盲从西方现象依旧严重存在。
按照一些盲从西学的主张，中国改革步骤一是要休克疗法，二是要私有化。然而，只要认真研究西方企业发展史，就可知道，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私人企业造成劳资矛盾激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早已实现了企业产权和社会化倾向的变革，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化、股份制等企业制度创新，建立起公私混合所有制。特别是“privatization”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化”倾向的纠正，它认为“经济是非政府的民间活动，政府应当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而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②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因此提出了“民营化”观点，以促进以明晰产权为目的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一些盲从西学的观点则混淆了“公有制”、“私有制”与“国营”、“民营”两对不同层次的范畴的经济含义，将“privatization”解释成狭义的私有化，结果给反对产权制度改革的观点以口实。
在发展模式上，一些盲从西学观点认为中国只能照搬西方发展道路，搞传统工业化。但是，他们又对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中国增长之谜”感到困惑，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史中，工商业者积累了资金却无法扩大再生产，而只能去买土地，重当封建地主。且每当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农民破产和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而激化社会矛盾，致使中国工业化走向夭折。
在宏观调节方面，盲从西学的观点僵化地引用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整思想，但是没有弄清楚发展平衡的西方小国有条件实施总量调整，但对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忽视结构问题搞宏观调控，只能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盲从西学的观点要求中国效法新兴工业化国家，依靠外向型经济实现发展，却没有看到大国是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巨大的进出口将引起国际市场的逆反性反应。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一些人“权威地”以教科书上的理论教训国人，将通胀简单地归于货币现象。而对实践要求中国从深层次的结构失衡来看待和解决通胀问题，以转变发展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增长，置若罔闻。
由于错误认识通货膨胀，固执地采用紧缩货币政策治理结构性通胀，以至于引发滞胀；还以财税增长有利公平，而拒绝将反通胀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这些盲从西学的观点无法解决中国增长中的问题，转而找西方理论来自我解嘲，以无需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中等收入陷阱”来搪塞中国，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发展阶段性的一种普遍的结构失衡现象而已。
三、通过“对外开放”，中国改革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探索着推进工业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尝试过世界其他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但多次失败使中国找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的独特性在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更趋于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更具有客观规律性，而小国发展更容易受主观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与人口稀少的小国发展有几点区别：
首先，大国是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其发展既对周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也同时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反作用，这是一种博弈性反应（而小国发展一般不会影响外部环境，因此，外部环境可以视为是稳定的）。而且，大国难以依靠外援发展，因为其需要超出外部供给能力，因此，必须以内部市场为主。
第二，大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结构调整是大国发展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在现存的生产要素基础上，既按新的生产方式实现有效配置，又保证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在调整中不被侵害，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问题。
第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工业化如果不考虑剩余劳动力，那么剩余劳动力也就不会考虑工业化。
问题的解决包括几个要点：
1、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解决广大农民的生计和出路问题，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轨的基本难题。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工业化也必然中断。
2、解决推进工业化的市场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促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化转变，消灭了封建制度对发展的阻力，避免了历史上从小农经济到土地兼并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化模式---人民公社没有成功。邓小平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来自农民自己的创造。一方面由于承包时间长，交了国家的，就是自己的，因此，农民得到剩余索取权，在有限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一场土地产权变革。同时，从最终所有权看，由于没有私有化，农民不能卖掉土地，这就堵死了土地兼并的路子，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复辟的可能就不存在了。问题是承包制也没有解决如何集中土地以便引入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这一问题应该以农村产权制度的继续改革来解决。
3、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由于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经济活动是分散的，经济决策也只能是分散的，这就要求市场调节经济运行。中国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方向。
4、实质问题是民营化问题。经济本是由民间公平竞争的事，政府只是裁判者。民营化一方面是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让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通过种种“民间经营”方式，如承包、租赁，甚至是涉及所有权制度改革的股份制解决 “产权制度改革”问题。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式，因而被说成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是，理论探索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是举世瞩目的。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学也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阶段，经济学成为受到高度重视的显学，经济学家们获得了广泛的话语权，经常出现在各类讲坛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点评世界，指点未来。通过拨乱反正、理论创新，经济学家对实践改革进行参谋和引导，发挥了令世界其他国家都羡慕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探索和研究中也是改革开放的。他们深知与国际交流隔绝的弊端，为了赶上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他们对来自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相反，他们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大批学者出国到哈佛、牛津等去学习、取经，大量西方经济理论著述被翻译过来，来不及翻译的就直接引入。从国外引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内容经中国经济学家的阐述，与中国改革实践结合后对推进中国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发挥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深入改革实践，撇开了“言必称希腊”文风，保持着批判吸收的态度，结合中国实践进行了积极的创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理论。这些理论，没有引经据典，甚至也没有仔细推敲的术语，却产生了西方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的力量，将中国经济引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在近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颇具大国风范的稳重表现，再次显现出中国独具一格的文明风貌。
农村承包虽然源于农民自发的创造，但理论的探索早已出现，而且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调查、论证和支持，它绝不可能被作为改革的基本政策广泛推行。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以后，尽管一直有干扰，但国有企业仍然从两权分离推进到产权制度改革，从引入竞争机制到建立市场经济，从对外开放到加入WTO，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引导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一系列创新理论的推出，更生动地反映出中国经济改革不同凡响的特点，例如：民营化、股份合作制、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结构调整为主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等，没有经济学家的创造、论证和推动，是不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实践政策的。
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不可思议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早已被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家在实践发展中解决了。这种实践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走向现代化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其外部条件是有广大落后的殖民地作为其产品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基地，特别是充当剩余劳动力输出的殖民地。因此，西方国家能够较为平稳地实现劳动密集型农业经济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过渡。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只适应西方国家，甚至只适应于少数得优势于先的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走西方道路已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既没有海外廉价原材料供应基地，也没有海外市场，因此，重复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将耗尽有限的能源、矿藏并污染环境，更严重的是它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没有食物和住所，将会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③。
上述分析准确、清晰地解释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度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没有先于西方国家发生产业革命并诞生市场经济？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自发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将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重新购置土地，回到封建主义农业经济？为什么中国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时候就过早地出现了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为什么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措施总是遭遇到“贷款发工资、花钱买安定”的应急措施的否定？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善于提出问题、解释问题，更重要的是善于解决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找到了中国发展的规律，他们认识到：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核心是企业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又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而一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又能反映国际惯例的股份制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微观基础理顺，从而市场主体形成的基础上，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才能建立起来；而在市场发育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体系才能相应地建立并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之前，就企图通过价格改革、竞争机制或宏观间接调控引导企业合理行为，其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价格大战”、“比价复归”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现象。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原则应该是“体制改革为主，宏观调控为辅；存量调节为主，增量调节为辅；结构调整为主，总量调整为辅”。
中国实行股份制的最佳战略选择是一开始就按当代国际上流行的股份制新发展和新规范进行，这就是在全要素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以人力资本为向导，通过综合现代职工股权计划、利润共享制和工人参与制的精华的广义股份制，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这是一条最适合中国从国有制改革起步的国情，最迅速、最直接、成本最小、痛苦最少的经济改革之路。
当某些学者提出 “产权关系无关紧要，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引入市场竞争”的说法时，我们曾指出这是不懂经济、特别是不懂中国经济的观点。西方现在不讲产权关系是因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产权关系问题，而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关系不明确。竞争机制来源于健全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就是明确产权关系。民营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只有明确产权关系才能建立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在任何地方，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中国既不盲从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也不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选择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密集型的、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先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拥有走新型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她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从比例上看虽然低，但在总量上则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而且这是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中国在初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应优先培养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此迅速积累资本，同时全面发展为现代化服务的服务业，用高新技术产业创造的资本和技术建立和改造现代制造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创汇来支持传统工业化。
四、学术界的盲从西学现象
盲从西学的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奇怪。西方理论具有先发展优势，而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总是“不完善”。结果，外国人或外国人的学生们说出的东西，哪怕是极其浅薄，例如“产权问题不重要”、“股份合作制不规范”之类，也可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各类“一流杂志”、峰会讲坛。而中国人自己创造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国际大循环”“股份合作制”就不如外国的“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肤浅描述吃得香。
有些学者声称他们只看外国人的作品，拒绝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他们以外国权威、刊物为标准来“点评中国学术”。还有些占据学术高位的社会科学学者，不屑于与实践为伍，他们的理论是为获“诺贝尔”之类的奖，或是为了被圈内学者们互相引证而创作的。研究机构和杂志干脆把国际上同行业专家的承认、在国际专门刊物上发表文章和点击引用率作为评审科研成果和人才水平的标准，而对于洋人没有看到的或是没有认可的，只是在国内产生的研究成果，即使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也通通被他们排斥、抹杀。
脱离实际在另一方面必然引起学术腐败和浮躁之风。不问实际效果，只把专家的认可作为评价成果和晋升职称的硬标准，由此，拉关系、送人情蔚然成风。结果，人人都去追求发文章、评奖、争名声，而不管实践的效果，科学研究变成自我表现的舞台。于是造假、抄袭等随之而来。
实际上，这些只是对西方学术发展中的一股错误倾向的拙劣模仿，真正有水平的西方理论大家同样对此深恶痛绝。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得到一些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肯定，例如一度看不起中国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诚恳地说道：“中国要自信，不要都学西方。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这是发人深省的。按张五常的说法：“中国30年，是人类有史以来全球从未有过的庞大而系统的制度变迁，中国的难题，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④
五、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检验标准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必须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应当学习，但脱离实际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引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只能将中国经济学推上歧途。
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实践中已经发现，西方经济学本身还远不完善，更不是万应灵药，它的很多前提假设是偏离现实的。例如，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信息不对称，使得市场运行出现障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禀赋、消费、储蓄、投资倾向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别也导致发展模式的不同。
其实，这一点早已被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一位法国经济学教授深刻地指出：“新古典主义对‘理性’经济人的虚构、依赖均衡概念以及坚持价格是构成市场行为的主要（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我们的经济学概念是基于另一类行为原理，包括经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的重要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异质性、基于非市场因素的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组织的权力结构、文化、社会领域也应包括在内。”⑤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它是科学，就是对现实世界某一方面认识的结果，因此，它只有来源于实践、反作用于实践才能成立，只有在实践的推动下才能得到发展，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理。反之，任何脱离现实的学问，不论其形式如何完美，都是假的、错的，或是没有意义的。
在离实践较远的基础性的研究中，往往不能直接看到实践结果，因此，采用权威专家评议的办法来评价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有待商榷。因为有资格成为评价专家的人，本身是因为他们既有的研究成果已被实践证明，所以，权威也来源于实践，而专家评价也只是一个初步的、间接的办法。这种权宜办法正确与否，最终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出现和被接受是一个经典的事例。专利局的小职员提出的相对论，对整个物理学界来说，都是一种亵渎。显而易见，诺贝尔奖决不会授给相对论，他们宁可表彰其次要的成果。而划时代的创新成果相对论，最终只是通过实验检验才被广泛接受。
经济学，就本来意义而言，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脱离实际的空谈在经济学中从来就没有出路。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中国的经济学立足于实践，服务于人民，一刻也不能脱离实际。改革实践要求她用通俗的语言，简明扼要地说明如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也只有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实现其巨大的理论指导价值。
实际上，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老问题。科学的真理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因此，从事理论的同志要联系实践，从事实践的同志要学习理论；在国内从事中国实践的人要出国考察学习，防止片面性，在国外学习西方理论的人同样也要联系和结合中国实际。
中国经济学虽然一度脱离了西方的主流，有自己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发展和长处。三十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理论表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学发展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研究，这种探索研究开始总是初步的、不完善的，但却是最接近真实的材料。事实上有生命的创新理论从来都是不完善的、不规范的，一个理论到达完善、规范的阶段，就是应当被抛弃的时候。因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创新。
中国的改革发展产生了自己的模式，这是合乎普遍规律的，因而是可以重复的。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实践是检验发展道路的唯一标准，也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唯一动力。而经济学中的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应当摒弃。
从经济学研究来看，事实上，中国当代经济学研究比西方具有更有利的条件。西方国家相较于中国这一类人口众多的大国，就只是小国，在人口较少的小国其发展容易受偶然性的影响，而大国的发展更趋于自然发展的过程。由于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因此，研究大国的理论更能真实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规律，而在小国可行的经济政策就不一定适应大国。事实上，今天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表现已经证明，不管西方经济学家和他们的中国学生是否看到或承认，正如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样，她的理论创造同样也是全人类的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国的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外国经济学家梦寐难求的实践舞台，在世界上，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舞台。中国的改革时代是中国当代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大经济学家、也造就大经济学家的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其本身也正在发展中创造自己的理论规范。中国五千年来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兴趣与日俱增，华夏文明走向世界是指日可待的事，中国的学者应当具有泱泱大国的自信心。 
注释：
① 葛兆光：告诉你一个清醒的中国[J].南方人物周刊,20110822.
② 李德伟：民营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J].世界经济导报，1988,7,25
③ 李德伟等：大国崛起的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④ 张五常：中国的整体经济制度[J].南方周末,20080910
⑤ [英]爱德华•富布鲁克: 经济学的危机[M].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作者系 国家工商总局行政学院（正司长级）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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