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扩大开放吸收外资30年的思考_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难免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坎坷。开放的世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如何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扩大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使外商投资企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学会用一种哲学的眼光看待外资的过去和现在，以更好地在今后指导我们扩大开放和吸收外资。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开放和吸收外资

　　1978年秋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日本日产汽车、松下电器等企业，并乘坐了日本高铁。11月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并参观了裕廊工业园。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加坡的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他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说到：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35%要用来交税，这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之后，邓小平又提出：“必须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在当时中国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为给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消除他们的投资顾虑，1979年人大审议通过并颁布了《合资企业法》。1979—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4个经济特区。1983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进一步放宽了利用外资的政策。1984年之后，国家又先后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设立了13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其利用外资实行优惠政策，扩大地方外商投资审批权限等。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推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并在税收等方面对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优惠待遇。1987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有关规定，旨在创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并改善外商投资结构。

　　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国务院又开放了6个沿江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外商直接投资较前一阶段大幅增长，同时外商投资领域多元化。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但吸引外资总体规模还比较有限。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吸收外资一直位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地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家重新修订了近3000部法律法规，根据世贸承诺开放了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吸引了更多领域的外国投资者。以中国巨大市场为主要投资目的的跨国公司投资大幅增长，外商独资企业增加，并购开始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此走上制度化、透明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能参与全球化的要素只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正是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不仅解决了4000多万人的直接就业，这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 10%左右；同时还将大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培养成为熟练的大工业化时代的工人，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占全国企业总数3%左右的外商投资企业所缴纳的税收是全国总税收的21%左右，出口更是占半壁江山，达到 55%左右。当然更重要的是开放使得我们不断融入多极化的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没有被边缘化，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出口居于世界第一。我们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被逐渐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说明，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就要有勇气、有智谋“与狼共舞”，在“共舞”中学习他们的优点、长处，不断改变和创新自己，以适应环境和打败对手。总之，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我们需要付出学费后，才能不断成长和进步。

　　30年过去了，回头再看我们当初最先开放的通讯设备领域、日化行业等，华为、中兴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很多新涌现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也再次占领国内的中低端日化市场，而且市场份额有不断扩大之势。很多跨国的日化企业或转到高端市场或撤离中国市场。这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资本的重新分配和重组，新产生的国内民营企业有更强的竞争能力，相信未来的他们不仅能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建立自己品牌，最终也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入世10年过去了，事实胜于雄辩，开放的当代中国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社会。在透明的法律环境下、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充分竞争的领域里，国内外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充分竞争、优胜劣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服务于广大消费者。

　　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是内因，外因只是条件

　　在开放和吸收外资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中国失去市场但没有换来技术”。对此可拿日本和韩国为例，他们是 1元钱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分别会付出5元和8元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所以日本的电子、汽车等产品才能走出日本占领美国市场；韩国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消化吸收外国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出自己的高科技产品，使得目前三星的智能手机GALLX2在世界上开始与美国的苹果手机相抗衡。要想学习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关键是看国内企业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竞争意识。

　　有人经常抱怨我们现在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这是客观事实。究其深层次原因，我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希望承接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那么企业所需的高端、有操作能力的人才在哪里？一方面高端企业缺乏急需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学生又找不到工作。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通过对内、对外开放我国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等领域，尽快培养出符合我国市场取向、适应企业发展的各类高、中端人才，为我国能更好地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和实现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在新世情、新国情下，中国政府面临新的挑战，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领域，我们应该有新的战略思维，这样才能迎接挑战，化“危机”为“机遇”。中国政府对待外资应该做到引导、服务和监管三者并举，为此要提高政府对外资的三种能力。一是引导能力。根据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更多吸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引导他们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同时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引导他们在东道国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为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环保责任、慈善责任等，争当在中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二是服务能力。政府确实要转变观念和职能，树立为地方、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精神，营造出透明的法律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成法治、为民的服务型政府。三是监管能力。借鉴美、欧等国经验，按照国际惯例，针对外资进入我国敏感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领域，要对其实行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