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1956年，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构成了新中国建国后直至1978年间的主要经济体制。

    中国的工业化是政府发动、主导的工业化，属于“激进型或革命型”工业化。激进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工农矛盾和城乡差距。建国初期，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由其资本高密集性质衍生出的基本特征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资源禀赋特点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必然选择。城市偏向与乡村歧视的政策导致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关系，二元结构成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城乡关系绝不仅仅体现为一个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政治关系。因此，中国城乡关系不像发达国家那样表现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

    1978年，中国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质就是完成资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预期的市场体制流动，并在流动的过程中使旧体制顺利瓦解，使新体制的框架和相关规则顺利建立和完善起来。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体，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在资源配置中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因素复苏成长，逐渐成长为一种独立的经济体制因素。中国的经济体制呈现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格局。转轨引发的增长就是通过对“斯密型成长”的鼓励，使得过去受压抑的“广泛性成长”效率得到释放；另一方面校正过去制约工业成长的组织安排，强化“库兹涅茨型成长”方式的基础和动力(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文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转轨—转型经济(吕炜：《转轨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51页)中涉农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固化。

    1. 1978年的农村改革打破了体制“坚冰”，商品经济的元素逐渐在农村生根发芽。目前，中国农业市场化进程呈现出整体滞后与结构非均衡的特征，即农业市场化滞后于经济总体市场化，农业资金、技术、土地市场化程度低于农业总体市场化程度。因此，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城乡二元金融市场、不完全的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都是制约中国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障碍。

    2. 顺畅高效的产业链是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但中国农业产业链处于部门性市场分割之中。农民只有在农业“产中”的权利，但没有充分自由进入产前、产后环节。中国传统体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生产加工环节界定给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界定给商业部门，这种农工商对立体制事实上把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阻断，为农工商三部门的不平等贸易提供了条件。中国农业组织结构的“工字形”特征与现代农业的组织结构的“菱形”特征相差甚远，这也是中国小农经济难以走向市场的症结所在。

    3.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对财政的需求。尽管改革以来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无论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还是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份额都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其后果就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远远落后于城市，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业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低。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制度供给不足是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平均分享工业化成果和改革收益的主要原因，其结果就是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固化。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一定成长阶段决定了相应的市场体制先进程度，这是由经济史一般规律决定的。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过于理想化的制度安排，是由于它超越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发达市场体制设立过高的转轨目标，同样意味着对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背离。从短缺现象的普遍消失和市场化趋向不可逆转两个条件来看，1998年我国已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恢复城乡之间天然联系的体制基础。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通过互动与资源的交换而形成的，而交换能力的强弱变化则决定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关系形态的基本走势。城乡关系发展目标是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无行政法律限制，城市工人与乡村农民只是一种职业称谓，并无身份的限制意义；城乡两地的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趋同。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而且对我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改革不是在已有的体制和运行方式上增加一个市场层次，而是彻底调整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但是，无论市场化改革的程度有多高，只要国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边界就不可能是非常明确和清楚的。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惕夫所说，自由竞争的自动调节机能和为理性判断所指导的有意识的行动法则，两者非但不是不能共存或互相排斥，相反在我们的经济制度的运行中都起着不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作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行政推动”的作用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已。政府作用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能影响或破坏了市场的正常作用。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首先应该在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建立可靠有效的市场制度方面，起引导、规范、监督和促进作用。健全的市场制度可以提供长期起作用的内在动力，而这正是工业化所需要的。在工业化过程中，把握发展方向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政府应通过推动并规范本地民众创业，通过推动本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协调城乡关系，通过推动公共产品体系的建设，使新型工业化在新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协调地发展。
 
责任编辑 宁 静 《理论前沿》2008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