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软权力”视角下的对外文化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大国竞争态势的变化，军事和经济要素在国家力量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文化要素的地位急剧上升。针对国力构成状况的相应改变，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率先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也翻译为软国力、软实力）概念，以区别于此前国家力量主要由“硬权力”（hard power）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状况。传统意义的硬权力，是以军事和经济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它主要是利用“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他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而软权力则是同化性权力，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向他国发挥“吸引”和“说服”的作用。[1]可见，软权力是通过同化形式而非高压形式在国际事务中达到目的的能力。相比硬权力而言，软权力更容易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从而产生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力。

　　“软权力”理论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化而引起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和世界权力竞争态势改变，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软权力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文化国力”已经作为软权力的一种重要形态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正如我国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也是一种权力，或者一种实力，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2]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国力建设，如日本政府早在1998年就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法国也于近年提出“文化欧洲”的设想，谋求建立欧洲文化共同体；美国也吸收历史上霸权兴衰的经验教训，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构建了一种新的霸权模式，即在注重发挥传统权力资源优势的同时，更注重在文化、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这也是美国为何长期保持其霸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国家对外战略的层面对文化要素加以挖掘、整合与利用，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国当前的文化国力及文化安全环境

　　“软权力”理论揭示了文化国力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那么，中国文化国力的大小、世界定位及文化安全环境应该予以怎样的评估？这是我们确定中国崛起的文化发展使命及具体文化发展方略时，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一般而言，文化可以分为精神心理层面的文化形态（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国民凝聚力）、制度层面的文化形态（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器物层面的文化形态（教育水平、报刊书籍、科技创新）三个层面的内容。就精神心理层面的文化形态而言，中国拥有较强的国民凝聚力和旺盛的民族精神。这不仅因为5000余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在塑造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近代以来由于中国不断遭受外敌入侵，中国人维护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民族尊严的意识异常强烈。当然也应看到，传统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糟粕，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内涵予以重构。就制度层面的文化形态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这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继续保持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但也必须承认，在经济市场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原有的文化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整合功能也面临挑战，需要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加以转型，以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否则，中国崛起就会缺乏足够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甚至整个社会也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失范”问题。就器物层面的文化形态而言，中国政府一直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但是，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国力的主要发展指标在世界的比重并不理想。例如，在人均受教育年龄方面，中国为7.11年（2000年数据），低于日本的9.47年、俄罗斯的10.0年和美国的12.11年；在科学论文数占世界比重方面，中国为2.21%，低于日本的9.05%、俄罗斯的2.96%和美国的30.93%；在本国居民申请专利占世界比重方面，中国为2.82%，大大低于日本的42.83%和美国的19.34，略高于俄罗斯的2.61%。[3]

　　中国文化发展现状限制了它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周边地区（东亚地区）。如韩国、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汉语热持续高涨，一批海外“孔子学院”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中国文化在参与建设亚洲价值观上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等等。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它达到的高度远不及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中国自身的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转型和重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资源大国，如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文化国力也处于“发展中”。

　　中国文化国力发展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文化安全环境。中国文化转型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的。尽管在是否存在真正的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毋庸置疑，各种形态的文化及其组成要素已开始冲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大大加速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或相互碰撞，日益明显地改造着既有的国际文化格局和文化秩序。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强势文化以其先进的传播手段日益渗透和干扰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从而赋予原有的“南北关系”以深刻的文化安全意义。南北双方在文化发展上具有的不对称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不断恶化（明显表现在“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和部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人为改造），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格局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将要长期面对的国际文化安全环境。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安全环境的影响，集中表现为美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实施及其后果上。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旨在实现“历史终结”的部分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调整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对手，因此从政治文化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也就成为美国一个重大的对外战略，成为冷战后中国文化安全环境中变化最大的一个因素。这种因素将会长期影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环境变化的走向，进而影响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三  文化大国：中国崛起的文化使命

　　中国文化国力和文化安全环境的现状尚不能适应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因此我们必须适时认清中国崛起的文化使命，并据此确定中国对外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和平崛起赋予中国文化以特殊的使命。

　　其一，中国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轨迹来看，世界大国身份的获得不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强大的文化国力。因为后者不仅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组织和动员并发挥其最佳效能的保障因素，特别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坚定的战略意志力等因素，对于国家力量的充分动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大国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具有引导力的文化形态、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或文化理念，其大国地位不仅难以被其他国家所认可，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难以持续。苏联之所以迅速走向衰落直至分崩离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文化（主要体现在政治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方面）已经失去了原创的动力而日趋僵化。再如，日本早已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大国，但它仍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部分原因也在于它缺乏足够强大的文化国力，缺乏一个大国应当具有的富有魅力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形象，因此日本很难消除其他国家对其发展目标的疑虑和担心。由此推论，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全面提升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其二，中国文化还肩负着确保中国以和平方式崛起的历史责任。从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来看，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甚至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后果。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护依靠其连续数百年的殖民征战和殖民掠夺，德日的崛起曾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即便是自称推行“仁慈”霸权的美国，也离不开“胡萝卜”加“大棒”的交替使用，在海外频繁采取政治和军事干涉。正是依据历史的经验，国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有市场的一个客观原因。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崛起是在不挑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来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的。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新理念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摒弃了对外扩张这条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老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新路。因此，对中国崛起目标的实现来说，文化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化大国的发展目标，内在地规定了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的目标诉求和具体的实施方略。

　　其一，加快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大国相称的文化国力。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各国对外贸易能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都加大了文化产业的建设步伐。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这在文化产业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给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4]一方面，我们应继续强调“请进来”的战略方针，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文化产业理念，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应适时强调“走出去”战略，即以文化产业及产品“走出去”为依归来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就文化产品的国际化问题而言，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在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偏小，二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这表明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规模和国际竞争能力还亟待提高。为此，党在第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重申“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时，强调了今后文化产业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5]

　　其二，重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对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适时拓展国家文化的战略疆域。当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主要局限于周边部分地区，中国文化的许多构成要素还没有建立广泛的世界认同。因此，在中国实现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要重视文化疆域的拓展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注重重构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以增强中国文化的普适性。中国战略文化涵养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之中，其内核之一是博大精深的“和合”与“中庸”思想，前者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后者主张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种“中和”内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和外交哲学的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在当今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都体现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现代意义。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战略学领域提出的“和平发展”（包括“和平崛起”）新理念，更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现代转型与重构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结合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进一步整合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使中国的战略文化、外交理念不仅能够指导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而且也能够为当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创新贡献力量。

　　其三，采取积极的文化安全政策，推动国家文化安全环境的良性发展。当前我国文化安全应重视两个最主要的威胁来源。一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推进及其给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带来的威胁，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二是美国对华文化政策及其给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威胁。如何构建一个良性的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增进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是当前中国对外战略所应当考虑的问题。

　　对于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行为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安全威胁，中国应当采取积极的而不是应急式的国家文化安全对策。在致力于提升国家的文化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要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健全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在适当时候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市场等手段，保护自身文化市场和文化利益。应当注意的是，在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环境时，也要避免将文化安全的维护、文化复兴的抱负，与狭隘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相混淆；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机制的建设，通过参与对国际文化规范、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来反映中国的文化主张，维护中国的文化利益与文化安全。

[参考文献]

[1]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40.
[2]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J].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3)：91-96.
[3]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4-89.
[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A].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9-30.

[作者简介]  　

　　罗建波（1975-），男，重庆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战略、亚非地区安全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