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2011年12月22日刊封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2011年还算不错。联合国数据表明，自198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赤贫人数从50%下降到了20%，婴儿死亡率全面下降，人口总数突破了70亿大关。恐怖分子和独裁者也接连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这些并没有阻止抗议的声浪，暴乱从埃及开罗蔓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人们本以为只有中东地区的民众愤怒会爆发，但是谁能想到人群蜂拥冲向美国百老汇，高举“把华尔街变成塔利尔广场”的标语？过去12个月，许多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上一次人民力量的集中爆发要追溯到1989年，那时东欧发生了巨变，但也仅局限在欧洲范围内，而2011年却蔓延到了全球。

　　时代在不断进步，人们却认为自己身处悬崖边上。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正演变成长期的衰退。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失业率高达9%。由于汽车业的复兴，密歇根州增加的就业机会比过去10年都多，但是只有58.5%的人对自己的报酬满意，而10年前这个数字是65%。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中所说，美国上一次出现衰退后连续4年失业率超过8%的情况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果知道欧洲也经历着衰退，而且有可能出现货币破裂，那么美国人也许会多少感到一丝安慰，可一旦2012年欧元崩溃，将严重冲击美国的金融体系。

　　如果全球化趋势扩大了各国活动的舞台，那么它也恶化了各国之间的分歧。2011年，世界各地的抗议有不同的诉求，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原因：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埃及为25%，希腊为40%，美国为18%）；对裙带政治以及其副产品——不公平的不满；对已建立的秩序失去了信心。在2011年1月突尼斯发生革命后，一个巴林的博主这样写道：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一个阿拉伯国家觉醒了，它的人民终于受够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民主模式也需要大修。在欧洲，债务危机引发了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政府的倒台或者是选举失败。作为欧元区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德国要求那些挥霍无度的邻国必须吞下紧缩的苦果，这样才能换取它的援助。德国人认为只有这样才公平。但是南欧人民对这剂药方却心存畏惧，因为这可能带来多年痛苦的生活，同时被迫接受外部势力的控制，而且政府将不是被民选官员而是由一些技术专家管理。不管欧元区能否维持现状，欧洲人很快就会对只能带来痛苦而不是希望的领导人失去耐心。

　　许多国家都将在2012年选出新的领导人，当然因为美国的突出地位，使得其总统竞选将更加引人注目。传统观点认为，两党为了稳妥起见，在大选年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但是聪明的政治家还是需要在2012年12月6日前有所行动，因为过去的一年告诉我们，愤怒的人们不会关心政权或者日历。